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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怀萧萐父先生:直心宁独觉,自相忘

时间:2023-08-22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景海峰“直心宁独觉,无待自相忘”句,出自萧萐父先生写于60年前的《峨眉纪游诗十四首》。萧先生与业师汤一介先生友情甚笃、交往频密。在这个过程中,萧先生给予我很大的帮助和提携,言传身教,瞩望殷殷。1984年初夏,系里委派我请年事已高的张岱年先生去武汉参加“中国《周易》学术讨论会”,在会上第一次见到了慕名已久但尚未谋面的萧萐父先生。作为大会的主要召集人,萧先生忙前忙后,调度一切,为会议的顺利进行付出了极大辛劳。

缅怀萧萐父先生:直心宁独觉,自相忘

海峰

“直心宁独觉,无待自相忘”句,出自萧萐父先生写于60年前的《峨眉纪游诗十四首》。当时先生刚从武大毕业,任教华西,意气风发,与情侣偕游峨眉,直抒感天慨地的精神美。其早年的纪游句深达《庄子》意,风骨嶙峋,透显出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气质和向往,每每想起萧先生,不经意间就会联想及此。在惊闻先生驾鹤西归之后,深切缅怀,这个印记就愈发地突出了。先生曾经著文大加赞誉船山之人格美,为其精魂画像,想起已经离我们远去的先生,他那极富感染力、令人景行仰止的人格辉光同样也熠熠夺目、让人神往。

萧先生与业师汤一介先生友情甚笃、交往频密。早在1983年,他们就因仰慕湖北乡贤熊十力先生的学问和人品,而思共同筹划编印其著作。当时,余就读于汤门,自然参与其事,在两位先生的教诲和指导下,就有了一段搜集、整理和编校熊十力著作的长长经历。在这个过程中,萧先生给予我很大的帮助和提携,言传身教,瞩望殷殷。记得当时他派了学生郭齐勇、李明华等由武汉来北京,我们一起往访梁漱溟、熊幼光等先生,搜集各种资料和线索。接着又与齐勇兄结伴到上海,拜访了田慕周、潘雨廷等先生,并联同熊世菩及其家人,查找、探访熊先生的遗物和旧踪,竟意外地发现了一批新的材料和书籍等,大喜过望,那份激动的心情,至今想来还记忆犹新。

1984年初夏,系里委派我请年事已高的张岱年先生去武汉参加“中国《周易》学术讨论会”,在会上第一次见到了慕名已久但尚未谋面的萧萐父先生。那时,萧先生刚刚年届花甲,头发似已稍白,面庞清俊而红润,与人接触,总是笑声朗朗,亲和感人,显得非常有活力。令我印象很深刻的是,他讲话时极富感情,语调抑扬顿挫、高亢激越,恰似那极具穿透力的川江号子。作为大会的主要召集人,萧先生忙前忙后,调度一切,为会议的顺利进行付出了极大辛劳。正像他在闭幕词中所说的,这次会是在“朋来无咎”的愉悦气氛中开始的,东湖七日,如切如磋,又在“同人于野”“笑言哑哑”的欢快心情中挥别。这是改革开放之后,我国《易》学研究的第一次盛会,对推动《易》学的发展,乃至于整个中国哲学研究的繁荣都起到了很大作用。全国性的《周易》研究会筹备组织也是在这次会议期间酝酿组建的,为20多年来的“易学热”之持续成长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85年春,余随汤一介先生南下粤地,供职于新建的深圳大学。不久,汤师联络各地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学者,齐聚深大,召开“东西方文化比较研究协调会议”,当时可谓群贤毕至,极一时之盛。北京有汤一介、庞朴、乐黛云、刘梦溪等,上海有王元化、庄锡昌、朱维铮等,还有武汉的萧萐父,杭州的沈善洪,西安的陈俊民,广州的张磊、袁伟时等,以及来自美国的魏斐德(Wakeman)和杜维明。这批在20世纪80年代“文化热”中曾经产生过重要影响的学者,齐集一处,开怀畅叙,筹划评点,为推动中国文化研究之大好局面的早日到来而谋求大计。作为与会的重要人物,萧先生作了“文化哲学启蒙以及改革开放反思”的主旨发言,并应邀为深大师生作了一场有关“中国历史上的三次开放和文化交流之关系”的演讲。记得当时在深大中文系执教、后来任深圳图书馆馆长的刘楚才先生曾经写过一本小册子,内中有对这次演讲现场情景真实而生动的描写,总之是气氛热烈、人头涌动,异常的火爆。那时,萧先生刚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了《中国哲学启蒙的坎坷道路》一文,力倡中国的“哲学启蒙”和“文艺复兴”说,又在构思《对外开放的历史反思》一文,主张我国新文化建设中的否定性批判功能和现代化思考中的“补课”意义,所谓“新的突破旧的,死的拖住活的”,这样一种千回百折、艰难困苦而又步履蹒跚的困局,需要理性的觉醒和哲学的批判。以萧先生为代表的理性启蒙之说,在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大讨论中,被视为诸多主张之中的重要一派。

在那年的年底,萧、汤两位先生又联手发起组织,以武大和北大的名义在湖北黄冈召开了纪念熊十力先生100周年诞辰学术讨论会,冉云华、成中英、杜维明、姜允明、坂元弘子等海外的学者远道而来,北京、上海也来了不少人,有些是熊先生的学生或亲炙其门的,虽年事已高,也不辞辛劳地千里迢迢赶来。当时的交通极为不便,加上天寒地冻,出行很不容易。记得我先从广州乘火车到武汉,因为去黄冈的时间已晚,只好在汉口火车站附近的旅馆里耽搁了一夜,第二天一大早赶往会议地点,却又在渡口滞留了几个小时,下午才到达,开幕式早已经过了。听说有人赶到汉口机场,因为大雾,又不得不折返。所以,那些老先生能莅会,实属不易。开会前,在萧、汤二位先生的指导和亲自参与下,我和郭齐勇等将悉数收集到的熊十力先生的书信、遗稿等作了初步的整理。由我负责的那一部分,经过辨识与分类之后,编辑成一册《十力书简》,油印了百余份交给大会分发予各位代表,引起了大家的极大兴趣。在会间或游览黄州赤壁、参观熊十力墓和十力学校时,我不时地向萧先生请教,交流甚多,这对于我理解熊十力哲学的一些关键问题帮助很大。后来,先生还叮嘱了一些研究时需要注意的事项,并且将撰写会议综述的任务交给了我。会议中,记得有书画展览,萧先生对一幅描绘熊十力的人物画颇为赞赏,于是我请坂元帮我和先生在画像前留了影。这次会议,对推动中国现代哲学的研究起了很大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也开了深入探讨现代新儒家人物的先河,是20余年来国内新儒学研究的一块里程碑。

1988年岁尾,由霍韬晦先生发起,在香港举办了“唐君毅思想国际会议”,来自海峡两岸(包括香港、澳门)研究中国哲学的学者首次有机会以较大的规模聚首一处,共同参与同一个主题的学术讨论会。会议主办单位法住学会邀请了十几位大陆学者,由萧萐父、方克立、李锦全等先生领衔,台湾方面来了牟宗三先生,以及《鹅湖》系的一干学者,杜维明、墨子刻(T.Metzger)等海外学者也参加了。会议组织得非常细致和周到,分组讨论,设有主持人和评论人,有提问与回应环节,程序和时间都是严格按照事先约定的来进行,这些“程式”,现在我们已经很熟悉了,但在当时却颇感新鲜。萧先生作为四川人,对乡贤唐君毅先生夙怀敬仰之情,他在提交会议的论文《唐君毅先生之哲学史观及其对船山哲学之阐释》中,称唐君毅“德慧双修”“教泽广远”,是自成一家之言的“一代哲人”。这些评价,在当时还是不多见的。萧先生带着我们几个年轻人在会议期间到尖沙咀一带看圣诞节灯饰,一路上谈笑风生,欢语不断,至今想来,还似就在眼前。会议结束之后,萧先生偕齐勇兄由港返汉,途中曾在深圳小住,我将他们安排在学校的粤海门客舍,亦邀请来家中做客。当时,小儿方3岁,先生喜之,抱于膝上,以一玩具偶人逗之。小儿曰:“鬼。”先生说:“哪来的鬼!”意思是哪里有什么鬼。一时满堂人哈哈大笑。(www.xing528.com)

1990年12月初,中国文化书院等单位在北京发起召开“冯友兰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不料会前数日,冯先生竟蘧归道山了。后来,会议还是确定如期举行,收到通知后,我匆忙乘火车赶到北京。会议安排在较为偏僻的万年青宾馆(属中央团校),不易找到,又因为火车晚点,七拐八弯的,等辗转找到驻地时,夜已经很深了,快12:00了。服务台给了一个房号,说是已有人入住,打开门一看,竟是萧先生,他已经睡着了。我赶忙退出,一边嗔怪服务员,一边要求另行安排,觉得不该去打扰老先生。但找来找去,竟然没有其他空床位了,不得已,只好又打开了门。这时,萧先生醒了,我连忙道歉,并说明情况,先生没有丝毫的不悦,看我窘迫的样子,反而连忙安慰我,一个劲地说没关系,并问我路上的情况,又问饿不饿,还要找东西给我吃。我再三道谢并劝止,他才没有起来,不然我会更愧疚。

与萧先生同住的几天,睡前总要唠唠家常,但谈论最多的还是现代学术和老辈学人这方面的话题,一说起来,两人常常是兴奋不已。先生的绘声绘色,固然引人入胜,我的穷追不舍,也使打开的话匣子关不住,就这样,联床夜话,不知东方既白。使我深受感动的是,萧先生不但对我的学业状况很是关注,而且对我的粗浅研究也颇为了解。有一次谈到熊十力哲学的定位和时代特征时,先生随口举了我一篇文章中的几句话,虽然是大意转述,但也让我吃惊不小。想来是一年多前,与友人所编《东西方文化评论》登载的《熊十力与中国现代哲学》一文,当时曾将这本书托人转呈先生,想不到他不仅读了,而且看得还很仔细。每每想到先生对后学的那份用心和关怀,心里总是暖暖的,这也成为日后自己带学生的一种鞭策和激励。

后来的十多年中,不论在外地开会,还是相聚于珞珈山,见到萧先生时,总是那么亲切,话虽不一定多,但时时能感觉到他的关切,尤其是对年轻人的那份爱护和期待,殷殷之情,溢于言表。这些年我常去武汉,1995年的徐复观会、1999年的郭店竹简会、2001年的熊十力会、2002年的傅伟勋会、2005年的当代新儒学会、2007年的国际中国哲学会,均是由武汉大学来做东的,照我看来,萧先生始终是那里的主心骨和总舵手,不论他参与多少,只要往台上一坐,你就能感觉到那份力量。而且,萧先生每每都有出彩的表现,他的激情澎湃、诗哲才华和铿锵有力的语调,往往能感染所有在场的人,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只是近些年来,萧先生明显地衰老了,最后的两次会,已经有些力不从心的感觉。当时,只好匆匆地见面问候,不忍心再叨扰,只有默默地祝福

今年元旦,意外惊喜地收到了萧先生托人带来的《萧氏文心》四卷,这是先生的精心之作,也是赠予我的最好礼物。几天之后,我与大华兄特地到武汉去拜会各位师友。在一个冬日的早上,齐勇兄陪着我们一起去看望萧先生,那天的天气虽然寒冷,但格外晴朗,阳光洒满整个客厅,茶几上摆着一盆盛开的蝴蝶兰,先生的精神也相当好,说了许多话,还与我们一起合影留念。在我送给萧先生的礼物当中,有一只工艺仿古的青铜鼎,先生笑谓:“一言九鼎。”数月之后,当时的情景还历历在目,言犹在耳,但斯人已去,呜呼痛哉!

记得有一年在中山大学开会,萧先生与李锦全先生有酬唱之雅,他不无遗憾地对我说:现在你们年轻人已经离这个越来越远了。当时先生是带着一丝惆怅说这番话的,而此时我也只能仍怀着深深的愧疚无言以对。很想赋诗一首,寄托哀思,但面对萧先生那伟大诗哲的灵魂,不可贸然,只好写下这片段回忆,来表达我的缅怀之情。

(作者工作单位:深圳大学人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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