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培刚：从联合国高官到武大教授

1946年8月，张培刚从哈佛大学毕业，张伯伦曾邀请他留校任教，但这时的张培刚已经决定回国。满怀赤子之心的他一心想在自己的祖国实践农业国工业化的理论。他与同窗好友吴于廑、韩德培相约一起回到武汉大学任教，三人后来有珞珈“哈佛三剑客”之称。

张培刚先生在经济发展座谈会上

张培刚回国后担任武大经济系主任。经济学家董辅礽曾回忆说，“1946年我考进武汉大学经济系，结识了我人生中第一位重要导师张培刚教授。”在学生们的共同记忆里，这位年轻的老师讲课非常有吸引力。他上课时会穿着笔挺的西服，打着领带，操一口流利英语。他没有讲义，少有板书，往往是旁征博引，“想到哪里讲到哪里”。比如他讲边际效益时，会用“第三个烧饼最解饱”作比喻。往往讲到一半时，连走廊里都挤满了人。董辅礽回忆说，张老师讲课风趣幽默，对学生的要求不放松，包括他在内的学生都被严格训练。

1948年1月，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邀请张培刚担任顾问和研究员。为了搜集资料，今后更好地研究农业国工业化问题，在征得武大同意后，他前往任职，度过了人生中与世界经济学界交往最为频繁的一段时光。

在联合国期间，张培刚是委员会中位居第三的高级官员。由于他是哈佛大学获得“威尔士奖”的博士，个人备受尊重。但中国当时还是处于贫穷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上并不受重视，张培刚暗下决心，立志“在学术上也要争气，早日摆脱落后，做到真正的独立和繁荣。要为中国的社会科学在国际上争得一席之地”。

任职期间，张培刚多次以农业经济专家、顾问的身份，参加在菲律宾、印度举行的各种国际会议，并发表了《东南亚新独立和尚未独立的殖民地国家的经济情况》调查报告。也就在此时，张培刚结识了中共地下党员许涤新、冀朝鼎等人，通过他们的介绍，开始阅读毛泽东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等著作，并开始认真研究《资本论》。诚如他后来所说的，“我当时就想切实地为国家经济建设做贡献，但是还不太懂得不推翻帝、官、封三座大山，我的那套理论并无实现前提。”在认真研究了《资本论》后，张培刚思想豁然开朗，认为只有通过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才能使中国实现工业化。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张培刚毅然舍弃了舒适的工作条件和600美元月薪的联合国职位，并再次婉拒了导师布莱克、厄谢尔请他回哈佛大学任教的邀请，放弃在学术上可以取得更高成就的机会，再次回国继续担任武汉大学经济系教授及系主任，并代理法学院院长。1950年，张培刚被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为武汉市人民政府委员及武汉市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1951年秋至1952年夏，张培刚被派往北京中共中央马列学院学习一年。此时的张培刚虽暂别讲坛，但心里怀着一份期待:希望经过学习后，自己所学西方经济学也能为祖国的建设贡献力量。但这样的机会并没有来临，当时苏联模式迅速席卷了国内经济学界，全国都以社会主义经济学思想为纲领，西方经济学思想作为“资本主义”的一部分，从意识形态上遭到了排斥。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中国选择学习苏联，走计划经济的道路，熟稔西方经济学的张培刚失去了用武之地。1952年，为了适应工业发展对人才的需要，国家决定进行院系调整，在武汉新建三所工科大学——华中工学院、中南动力学院和中南水利学院，并成立“三院联合建校规划委员会”。张培刚被任命担任正在筹建中的华中工学院(后更名为华中理工大学，今华中科技大学)建校规划办公室主任和基建办公室主任。张培刚回忆这段历史时曾说:“那时他们认为我是从美国回来的，学的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教书用不上，但人还可靠，就被调来筹建华中工学院。”(www.xing528.com)

到过华中工学院的中外学者都对学校的校园环境非常赞赏，认为校址选得好，校园规划布局合理、舒适方便。在这其中，倾注着华中工学院首任院长查谦和具体主持建校工作的张培刚的心血与汗水。建校规划工作的第一件事是选择校址，查谦和张培刚等人察看了很多地方，经过反复研究、比较，最后选定在喻家山、关山地区建校，虽然当时这带都是农田和坟场，但查谦和张培刚都认为:大学校址的选择既要考虑当前的情况，更要着眼于今后的发展，校园郊区化已成为一种普遍趋势。事实证明，这个选择是高瞻远瞩的。为了顺利建校，当年的张培刚作为基建办公室主任，首要工作就是劝农民搬家迁坟和为工人申请水泥沙石，他几乎一天到晚泡在工地上。

不仅如此，华工校园的规划设计方案也是由张培刚主持制订的。1953年，华工的建校工程基建投资额为1 326亿元(相当于币制改革后的1 326万元)。为保证建校工程顺利进行，中南教育部调集了一批有名望的建筑学教授专家参与规划设计。张培刚根据教育部关于“适用、经济，在可能条件下照顾美观”的指示，提出“合理、美观、完整”的设计原则。专家们最后决定采用按城市式规划、棋盘式铺展的方案。

从经济研究到搞基建，张培刚的学术研究暂时中止了。由于和西方的隔绝，此时他并不知道发展经济学在国外已悄然兴起。这里还有一段小插曲:1956年，两位智利学者来到北京，要求见Peikang Chang(张培刚)。北京外事接待人员听明白了南美朋友的要求，却不知道谁叫“背钢枪”，辗转打听找到武汉，才吃惊地知道工地上的基建主任便是。华中工学院领导把张培刚安置在一个临时“接待室”里会见智利学者。原来，1951年《农业与工业化》一书已在墨西哥出版了西班牙译文版，并在南美洲等地产生了很大影响。智利学者想与作者就一些感兴趣的问题进行探讨。但因为当时的国内形势，张培刚只能应酬了几句，并含着深深歉意送走两位客人。日后听说了这段历史，经济学家张五常感慨地说，大材何止小用，中国浪费了一个顶级经济学人才。

就在不少经济学家为他唏嘘叹息时，张培刚却坦然豁达。谈起做基建主任的经历，他略带自豪地说:“当年修长江大桥投资6 000万元，华中工学院第一期工程就有1 300多万元，在这方面他们是信任我的，觉得我不会贪污”。1954年，张培刚与夫人谭慧在工地的工棚里结婚，自此两人相濡以沫走过了57年。

1955年，华中工学院成立政治经济学教研室，张培刚被调去担任教研室主任。在那时作为政治课老师，首先要接受政治审查和思想教育。张培刚被首批下放到湖北红安县的建苏公社进行劳动教育。虽然当年他住过的公社宿舍和集体食堂现在只剩下了残墙，但是村里的老人还记得那个戴着眼镜好像领队模样的张老师。在建苏公社，除了白天劳动，晚上张培刚就在水塘边的大枫树下教农民识字。村民还记得，村里常用的独轮车最难推，但是张培刚竟能一下子用它推动几百斤重的粪车。张培刚在《学海扁舟》中谈到这段岁月时，并没有过多地提到自己的遭遇，反而很坦诚地写道:“我有缺点，也有错误。就拿五六十年代来说，受‘左’的影响，我也曾不够公正地写过批判文章，不够客观地评价过西方经济理论。”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他的《农业与工业化》不仅没有得到认同，反而被冠以一系列罪名，张培刚本人也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已经53岁的张培刚被发配到湖北咸宁向阳湖农场劳动。张培刚在逆境中仍保持乐观性格，养牛养得壮、马路修得好。国家安排他去劳动，他觉得认真劳动即可，不必怄气。他还劝慰身边的同事:虽然专业不对口，但也可以用学到的知识尽量高效地完成国家安排的任务。谭慧记得，那时张培刚白天要“拿榔头修马路”，他在讲座上曾自嘲地笑称那是在“修理地球”，还对学生们说自己“放牛都放得比别人好哟”。

艰苦的劳动生活并没有压垮一代经济学大师的肩膀。张培刚曾经讲过“文化大革命”时在农村放牛的情形:早上天不亮就起床，带着两个杂粮馒头去牛棚牵牛，把牛引到水草丰盛的地方，找个树桩木杈将牛绳拴牢，就能一边欣赏湖光山色和水田上站立的白鹭，一边从矮树丛中捡一些干柴，升起火来烤馒头吃。从湖北农村走出来的、生肖属牛的张培刚，对牛这种动物始终抱有一份特殊的感情。1971年冬，张培刚在放牛的实践中总结出“牛肚子理论”，他是这样描述的:“有一次放牛时，一头大牯牛不慎陷入泥沼，我们赶忙牵牛鼻子，拉着牛头使劲往上拉，可是牛身却越陷越深。正束手无策时，有人扛来几根粗木杠，垫起牛肚子部位，大家齐心协力，很快将这头大牯牛拉出泥潭。”张培刚说，中国这么大，上海和沿海城市就是“牛鼻子”，广大中部地区就是“牛肚子”，重庆和其他西部城市是“牛尾巴”。如果这头牛要飞奔，中国经济要起飞，只拉牛鼻子、只扯牛尾巴，牛肚子还坠在地上，会有用吗?“牛肚子理论”就是在沿海开放同时实行中部崛起，带动西部开发，促成整个国家经济的腾飞。此后，这个理论成为“中部崛起”的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