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大学求学历程：解决农工关系的博士论文

在陈岱孙、杨端六的指导下，1941年9月，张培刚进入哈佛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学习。陈岱孙没有想到的是，自己与“威尔士奖”失之交臂的遗憾会在1947年由这个经自己亲手指导去往哈佛大学管理系的学弟张培刚来弥补。按当时的惯例，政府给每位庚款出国的留学生都买了头等舱船票——票价500美元，以免他们在美国上岸时遇到西方人的刁难。第一次坐海船的张培刚初时还觉得很新鲜。此前一直在祖国内陆读书工作的他，从未见过浩瀚无边的大海；但蓝天碧海总看也会生厌，张培刚很快就觉得寂寞了。傍晚时分，他常常站在甲板上吹着海风凝视湛蓝的海水陷入沉思: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在蚕食文明，国内的抗日战争不知何时才能胜利，以自身所学，能为国家、为民族做些什么呢?

1941年冬，于哈佛大学(前排左一为张培刚)

到达哈佛大学之后，安置好不多的行李，张培刚舒适地在暖气上暖着手脚思考着:家乡的父老乡亲还住在冰冷的泥土房子里，更别提那些生活在贫困中的幼儿孤老了。想到这里，刚刚还沉浸在西方先进文明洗礼中的张培刚，心情便沉重起来，心里禁不住涌起一阵阵难言的苦涩。

张培刚是带着问题到哈佛大学求学的。他决心立足中国，面向世界，借鉴西方先进的理论水平，探索改变中国落后经济的道路。

进入哈佛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张培刚学习了制图学、时间研究学、动作研究学、产业组织学、运销学、采购学、统计管理学、会计管理学等实用课程，并在哈佛特有的案例教学课程中，系统地了解了西方现代工业社会的情况和特点。

1942年秋冬之间，美国华盛顿召开全世界青年联合会，会议的宗旨是将全世界青年联合起来，争取美国的支持和援助，凝聚和壮大反法西斯力量。张培刚作为哈佛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代表参加此次会议，受到罗斯福总统的接见。与会期间，他拜访了当时的驻美大使胡适。

1942年秋，张培刚结束了包括“暑假学期”在内的哈佛大学工商管理学院三个学期的学习，转入文理学院经济系学习。“如何让中国这样一个经济落后的农业国达到先进工业国的境地，如何解决中国的农业问题?”在张培刚脑中挥之不去。而他当时所处的哈佛大学管理学院虽然名满天下，从这里走出的毕业生在个人事业上等于生下来就含着“金汤匙”，但这并不是张培刚的目标。为了给苦难的国家和民族探求一条复兴之路，让这个古老的农业国早日搭上工业化的快车，张培刚决定从管理学院转到文理学院经济系研究生部，在这里真正找到救国的线索。

在当时哈佛大学的经济学系，聚集了当时世界上最优秀的教授专家，在这些导师的教导下，张培刚学习了经济理论、经济史、经济思想史、农业经济、货币金融、国际贸易等课程。

以撰写《垄断竞争理论》著称的张伯伦教授时任经济系主任，张培刚选修了他的经济学原理和垄断竞争理论课程。在一次讨论课上，西方同学依据最新出版的书刊中的观点提出:在农村还存在完全竞争。而有着童年乡村生活经历和6年农村经济实地考察经验的张培刚则持不同意见。他大胆地反驳这种观点，向同学们提出:在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市场，无论是农民的买方市场还是他们的卖方市场，都不存在“完全竞争”。理由有二:一方面，农民向城镇粮行出售小额稻谷、小麦、杂粮等粮食作物或花生、芝麻、油菜籽等油料作物时，这种市场主要由少数粮商垄断，农民只有出售与否的微小选择权，而无讨价还价之力，还经常因情势所逼不得不贱价出售；另一方面，农民需要的生产资料为城镇另一批商人垄断。张培刚在课堂上数次用他在国内的调查研究加以说明和辩解，并指出“农民参入市场的人数多，只能说明他们难以形成垄断力量；另一方面，粮商或农业生产资料的经销商在小城镇只有两三家或者一家，易于形成垄断”，这正好可以用张伯伦的独家垄断理论或寡头理论来解释。同学们听后，开始是愕然，继而感觉新鲜，后来认为有说服力。张伯伦在课堂上频频点头。学期结束后，张培刚做了一篇论文《关于“厂商均衡理论”的一个批注》，甚得张伯伦赞许，给这篇论文评分为“A”。

在哈佛大学，最欣赏张培刚的莫过于被誉为“美国农业经济学之父”的布莱克教授和经济史学家厄谢尔教授。布莱克教授作风朴实，重视实践。他给张培刚讲美国农村的情况，张培刚给他讲中国农村的情况。两人师生之情甚笃，布莱克非常喜欢这位勤奋并有农村经验的中国青年学子。厄谢尔教授主讲经济史，张培刚对历史很有兴趣，在课堂上发言积极，甚得厄谢尔的喜欢。

以创新理论享誉世界的经济学大师熊彼特对张培刚的影响也很大。熊彼特在哈佛大学开设的两门课是高级经济理论和经济思想史。熊彼特学识渊博，其学术思想已从经济学扩展到历史及哲学领域。他的学历和经历对张培刚日后在学术上的哲学观点、政治见解和经济学说的形成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张培刚还曾为熊彼特的几本中译本著作写过序言。(www.xing528.com)

张培刚用两年的时间学完了课程，顺利通过了1943年12月的硕士论文答辩，获得了撰写博士论文的资格。针对博士论文的选题，张培刚做过慎重的思考。以他当时的情况，如果选择以中国农业经济、中国粮食经济为题，可以很轻松地完成任务。但张培刚发现，偌大的哈佛大学图书馆居然没有一本著作系统地论述过农业与工业化的关系、农业在工业化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考虑到当时正处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世界形势和多灾多难的祖国、人民，张培刚决定以中国工业化为中心目标，从世界范围内来探讨经济落后的农业国家如何探索出一条实现工业化的道路。

在博士论文题目确定后，张培刚在哈佛大学图书馆申请了一个6平方米左右的小房间。房内有一桌、一椅、一小书架，使用者可以随意取阅图书库里的任何书刊，只是不能携带出书库——按照学校当时规定，凡撰写博士论文的研究生，均可申请此项特许待遇。张培刚花费了一年半的时间，用英、法、德等文，翻阅大量的历史文献和统计资料，阅读了200多本参考书，涉及的经济学家不下180余人，包括了当时经济学有关的主要论著。他摘录了几小铁盒卡片，卡片记述了英、法、德、美、日、苏联诸国各自从“产业革命”以来实现工业化的主要情况和经验教训，以及少数农业国家的实际情况和重要问题。接着他又花费大半年时间坐在打字机旁，根据草拟的提纲，花了9个月的时间，在1945年年底完成了20万字的博士论文英文文稿。1945年12月上旬，张培刚顺利完成了博士论文答辩，获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几天后，论文被送“威尔士奖”评审委员会参加评奖。按照惯例，张培刚需要隐去真名，他顺手取了个“Peter Chandler”的假名填在论文封面上。

1945年，在张培刚博士论文写到最后一章时，相继收到了大哥张卓群的两封信件。来信分别告知，母亲与父亲已相继去世。两次噩耗使张培刚痛苦不堪，当即写下了悼念诗句:康桥阴雨落纷纷，游子外洋哭双亲；养育恩深何以报，且将眷念化宏文。他沉重地在扉页上写下“To the memory of my father and mother(将这本博士论文献给我的父亲和母亲)”，永远怀念两位老人对他的无限恩情。

在哈佛大学学习的5年时间，张培刚勤奋学习，从不懈怠，充分利用哈佛大学丰富的历史文献和统计资料，广泛仔细阅读有关书籍，深入学习和研究当时世界上最先进最前沿的经济学理论。几乎每一位教师的讲课和参考书目，他都做了工整而又详细的笔记，大概有30余册。哈佛大学自由的学术气氛、丰富的图书资料和造诣深厚大师们的教导，使张培刚视野得以开拓，学术功力得以升华。哈佛大学求学的岁月，是张培刚一生中最辉煌、最难忘、最重要的时光。在哈佛大学5年的时光里，张培刚与赵元任、吴保安、吴于廑夫妇、谢强、任华、严仁赓夫妇、牛顿·伯克、谭崇台等结下了深厚友谊，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1947年发生了张培刚人生中最为重要的一件事。这一年里，张培刚的博士论文获1946—1947年度哈佛大学经济学专业最佳论文奖和“大卫·威尔士奖”(David A.Wells Prize)，这也是迄今为止，华人在经济学领域所获得的最高级别奖项。他的博士论文被列为《哈佛经济丛书》第85卷，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当时国内的《武汉时报》和《大公报》也以“哈佛最高奖，东方第一人”为标题，刊载了这一消息。

《农业与工业化》作为世界上第一部从历史和理论角度全面系统地剖析发展中的农业国走向工业化的问题的著作，被誉为发展经济学的开山之作。这本专著是张培刚在国内经过长期调查，又在国外大量阅读有关文献书刊，对农业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在实现工业化过程中可能遇到的种种问题所做的系统性理论探索。正如张培刚本人所说:“读书使我了解世界，获得知识，但如果没有我青少年时期在农村的亲身经历和感受，没有大学毕业后数年工作的实地考察，特别是没有一颗炽热的爱国心，我是无法写出这样的论文的。”

对于获奖张培刚十分高兴。之所以高兴，并非出于个人原因，更多的是觉得扬眉吐气了。因为在留美期间，张培刚接触了不少发达国家的老师、同学和其他人，他们对张培刚个人，因其哈佛大学研究生的身份是尊敬的；但对于当时的中国和中华民族，则不时在言谈间流露出瞧不起。哈佛大学地处美国东部，正是充满英国绅士派的新英格兰地区，表面上大家很有礼貌，可是美国人的那种“民族优越感”和“强国优越感”却使外来的张培刚心中万分难受。现在获得了哈佛大学经济系最佳论文奖，总算可以说明一点:中华民族不仅有辉煌灿烂的历史文化，而且即使在现代化上，在那些有“优越感”的西方民族的“强项”上，也可以和他们并驾齐驱，一决高低。

1947年个人摄影

得知这一消息，张培刚国内导师、早年哈佛大学博士、经济学泰斗陈岱孙先生万分欣喜。陈岱孙说:“当时，我获知这一消息，十分高兴。我终于看到了有一位中国留学生跻身于哈佛大学经济学论文最高奖得者的行列。”中国人民大学高鸿业教授对此评价道:“张培刚在哈佛大学的博士论文和萨缪尔森(美国第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博士论文获得相同的该校论文奖，而萨缪尔森由于自己的那篇论文而成名，甚至得到诺贝尔经济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