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乡音，难忘武汉方言

汪晶晶

有一天，我所在的“天涯若比邻”微信群中，有人贴了一段易中天的视频，把群友们笑得前仰后合。在那段视频中，易中天满怀深情地诠释着著名汉骂“婊子养的”，然后信誓旦旦地向全国人民表示，那绝不是骂人，那是武汉人民表示惊诧乃至赞美的一种特殊方式。

五洲四海的群友们，本是我在医学院校园中共度童年的发小，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聊起了武汉方言，让我想起那久违了的、遥远的乡音。

在语言文学的汪洋大海之中，搞文学的，有点小聪明就够了。只要能哗众取宠，差不多就能指鹿为马了。但语言学却是一个有着绝对真理，因而需要青灯古卷，皓首穷经的地方。没有毕生坚韧不拔的努力，随随便便就开口，就动笔，哪怕你官高爵显，威震四方，也完全有可能在瞬间就留下千古笑柄。

而方言，又是一个特别有趣的东西。在古代汉语的语言学研究领域中，属小学训诂；在现代汉语中则属语音、音韵和发声学。人一辈子，有许许多多的东西是可以选择、也可以抛弃的。但父母、故乡、母语和方言，却无法选择也无法抛弃，那是老天爷赐予的、将伴随你终身的珍宝。老一辈有许许多多杰出的语言学家，最初都是从对自身所属方言的观察和记录中，最终走上学术之路的。

我上大学的时候，中国硕果仅存的小学训诂专家，是时任武汉大学中文系系主任的老教授刘博平先生。我虽然不是中文系的，但因为母系家族姻亲的缘故(刘先生和我的外祖父是儿女亲家)，我本来是有可能近距离地去向他老人家请教的，而且在刘先生身边长大的大表哥对我宠爱有加，有求必应。

可惜的是，我刚刚在珞珈山上把东南西北搞清楚，刘老先生就溘然长逝了。

记得上大学的第二个学年，我们系开了必修课古代汉语。老师是从中文系请来的，不仅也姓刘，还是刘博平老先生20世纪60年代初期所带的研究生，算得上是嫡传弟子了。古代汉语本是一门极为枯燥的课，但刘老师却讲得好极了，好到什么地步呢?好到喧宾夺主，让大家竟忘了自己所学的本专业并非语言学；好到余音绕梁，让饥肠辘辘的莘莘学子忘记了下课。

我那时是学习委员，又很喜欢这位刘老师，很快就和老师混熟了。

有一次刘老师病了，我在回家的路上去看他。到了老师家中，我才孤陋寡闻地得知，老师不仅在古代汉语专业方面学识渊博，还是珞珈山上极负盛名的钓鱼专家。“文化大革命”那10年，对别人是“浩劫”，对老师而言，却在物质层面上是“丰年”。老师逢水必钓，逢钓必中，最后竟搞到到家中“求鱼者众”的地步。而老师又极尊古代圣贤的教导，“授人鱼不如授人以渔”。于是，竟有了浩浩荡荡一群学钓鱼的学生，成了革命年代的珞珈一景。

我并没有告诉老师，我因母亲的缘故认识刘博平老先生，但老师自己却在聊天时想起了导师。老师说，刘老先生年轻时在北京求学，之后又到上海任教，中年之后才返回家乡湖北。但老先生毕生都对自己的母语方言——湖北广济方言，怀有深厚的感情和浓厚的兴趣。老师当年在刘老先生身边当研究生时，老先生常常以广济方言为例，为他讲解湖广音韵。老先生曾对弟子们说，楚地自古人杰地灵，名家众多。只有用楚地方言吟诵楚地名篇，人们才会明白，什么叫“惟楚有才”!

老师随后感慨地对我说，你没听过广济方言。以后有机会碰到广济人，你注意听听他们所发的“我”这个字的音。

我当时就笑了。我对老师说，我对广济方言的熟悉，甚至超过武汉方言。童年时，家中为我请的那位保姆(竟也姓刘，我叫她刘妈)，就来自广济武穴。我早就注意到广济人所发的这个“我”字的音。假如非得要用现代汉语中的拼音字母来标识的话，广济人所发的“我”字，韵母可以不变，但得用ng做声母。

老师听后大笑。

后来古代汉语的考试，我得了92分，不免暗自窃喜。但很快听说，班上竟有一名同学得了93分。我一面假惺惺地惭愧，一面相当不服气地去打听究竟是谁。后来，我完全彻底地服气了。得93分的是我所在的第五学习小组的组长，人称老陈。老陈来自重庆，是老高中的。上大学之前，当过6年中学语文老师。老陈所在的寝室，全寝室的人古代汉语都考得很好。大家白天上完大课，晚上还能听老陈神侃。

据说老陈对老师过分仁慈的考题一直心怀不满，曾说《左传》《楚辞》，都是小菜一碟，怎么也该考一段《尚书》。

大概是两个学期之后，我又到中文系去选修过“现代汉语”。“现代汉语”中有一个部分，讨论的是现代汉语方言的分区问题。

当年的现代汉语，一共分为9个独立方言区:

北方方言(以华北为中心)，赣方言(以江西为中心)，湘方言(以湖南为中心)，吴方言(以江苏为中心)，越方言(以浙江为中心)，粤方言(以广东和广西为中心)，闽北方言(以福建北部为中心)，闽南方言(以福建南部和台湾为中心)，客家方言(无中心)。比较麻烦的则是安徽省，那里4种方言并行，却没有中心方言。

我这一说，让医学院的发小们大失所望。原来我们无比熟悉，无限热爱的武汉方言，在现代汉语中，竟然根本就不构成独立方言。

这9个独立方言区中，最大的是北方方言区。北方方言区笼罩着汉族人口的半壁江山。北方方言区下，又可以分为规范化北方方言区和非规范化北方方言区。

规范化北方方言区包括华北方言，陕北方言，东北方言。

非规范化北方方言区包括陕南方言，宁甘青方言，藏蒙新方言，晋方言，鲁方言，豫方言，鄂方言，川方言，云贵方言。武汉话属于鄂方言，是一种非规范化的北方方言。

在鄂方言形成的历史过程中，武汉话的历史甚短，并不是中心。历史上，鄂方言的中心是湖北省的荆州地区。我的一位同窗是德国政治学教授，有一次凤凰卫视采访他，碰巧被一位武汉朋友看到。朋友说，你那个同窗，普通话讲得真好，完全不像湖北人。那位同窗来自沔阳仙桃。当年下乡时，我在潜江待过几个月，潜江老百姓说话，语音语调上，也比武汉方言更接近普通话。而潜江和仙桃都属于荆州。

整个湖北省，除了咸宁地区的个别县，都属非规范化的北方方言区。

咸宁地区的通山、通城和崇阳，混杂着湘方言和赣方言。上大学前，我曾和好友端端一起，背着药箱到通山的生产小队去巡回医疗。老乡想问我们要药，说的话我们却全然不懂。那时湖北台已经开始教广播英语。我和端端还开玩笑，说老乡们不如慢一点跟我们说英语。(www.xing528.com)

那么，究竟武汉的哪一个城区的居民，说的是最正宗的规范化武汉方言呢?

不久前微信群流传过一篇短文，说汉口话是全国各大省会城市中最难听、最粗俗、最别扭的市话。却又同时称赞武昌话，说武昌话结合了吴越的柔和，却没有阴晦；结合了北方的方刚，却没有生硬，因而是流行全国的最佳交际语言。

这当然是毫无根据的偏激之语。

事实上，当代汉语中的所谓汉口话和武昌话，在语音语调上所具有的差异，根本不构成方言特征。强行划分，只能是牵强附会。

既然大家都要把武汉方言分成汉口话和武昌话，我也只能随此大流。

整个武汉方言，不管是汉口话还是武昌话，历史都不悠久。假如要较真，汉口话的源起应该略早于武昌话，二者都源于鸦片战争之后。

具体地说，汉口话的源起在1861—1898年。根据我们从小所受的教育，那一段时间不叫改革开放，也不叫引进外资，而叫丧权辱国。因为腐朽没落的清政府，被迫与列强签订了若干割地赔款的不平等条约。一大批中国沿海和沿江的城镇，包括当年的汉口镇，开始出现英、俄、德、法、日等国的租界。

所谓汉口话，就是汉口成为通商口岸，成为租界云立的中心之后，西风东渐的必然产物。

而武昌话的源起，则在1866—1907年。也就是从张之洞任湖北学政起，到清廷为削减封疆大吏的实权，让他和袁世凯奉调回京为止。正是张之洞从任湖北学政到任两江总督的数十年间，武昌成为了中国中部的文化教育中心。

至于说这两种差异不大的武汉话中，哪一个更好听、更雅致，那就涉及审美趣味了。

基本上，汉口话已经脱离了泥土，完全是城市语言。

20世纪20年代为纪念国父孙中山逝世而修建的中山大道，沿途居民基本上说的是正宗汉口话。其中最雅致的地段，则在中山大道以六渡桥为圆心，以两公里为半径的区域。

当年中国铁路运输的大动脉——京汉铁路，曾穿过整个汉口城区。铁路下面的洞，不管是单洞，还是双洞，都是城门，所以也叫单洞门或双洞门。到了铁路外，那就不是汉口，而是乡下了。所以我和我的发小们一直到今天都视为家园的那所武汉医学院，完全建在乡下，可以说是整个汉口最土气的地方。

那么武昌话呢?武昌话离乡土很近。大家千万不要看到今天，“过了街道口，博士不如狗”，就以为武昌的大学多、院士多，武昌话就一定比汉口话洋气。武昌话实际上比汉口话土气多了。但同时，当年参与构建武昌话的居民，有不少来自传统乡村的耕读人家。所以，武昌话诚然带着乡土气，但却比汉口话更接近于书面语言。此外，武昌话的语速比汉口话稍慢，于是无形中，也就带上了几分雅致。

那么究竟何处是正宗武昌话的中心呢?

流行的说法至少有两种:一种认为是司门口，那是千方百计希望武昌话城市化的居民；另一种说法则认为是紫阳路，认为正是从那里起步，民众才走上了知识与科学的康庄大道。

第三种是我个人的看法。从语音学的角度上，我倾向于认为历史上武昌话的中心，应该是大东门的谭家湾。

正是大东门的谭家湾，孕育了日后中国京剧老生鼻祖谭鑫培。

大家都知道，京剧的源头是200年前的徽班进京。而谭鑫培在京剧史中，更有着任何人都无可比拟、更无法取代的奠基性的作用。要知道，在京剧的全盛时期，那是无生不谭呀。正是谭鑫培，完善了京剧老生演员最重要的念功，也就是所谓韵白。在京剧的全盛时期，京白只有二丑和花旦才说。所有由名伶任主角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不管是老生、青衣，还是净行，都得老老实实地说韵白。如泣似诉，婉转回旋的京剧韵白，那是京剧念功中最难恰到好处掌握的真功夫!

江青曾渴望通过学表演而出人头地，却从无机缘去学京剧中的韵白。她在延安张罗着演后来因为毛泽东的捧场而被载入史册的《逼上梁山》，不过是评剧，评剧中当然没有韵白。后来，手中有权了，能随心所欲地强奸京剧了，江青便愚蠢且霸道地把京剧中灵魂般的韵白，整个地从样板戏中给抹掉了。

于是，所有我们这些“生在红旗下，长在新中国”的一代人，就再也无法欣赏京剧中的韵白了。大家都以为，京剧的念功不过是话剧中的普通话罢了。一些想附庸风雅的电影演员，无中生有地把三更天中那个“更”字，照着京剧的韵白读成京，听上去不伦不类的。规范北方方言中的“更”字，从来就没有“京”这个发音。

更不幸的则是，本当名垂青史的大东门谭家湾，最终无人知晓地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了。

呜呼!我的故乡，我的母校，我的方言!

(作者系图书馆学系1977级校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