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中第一个考上大学的故事

李名宪

我的故乡花坪镇，乡风淳朴，有耕读传家的优良传统。大人们教育孩子，都是说“要有出息，就要使力读书，争取考上大学”。

记得在我们家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个考上大学的，是我大伯的儿子，我们都亲热地称他“名相哥”。

名相哥是在省城武汉市的华中师范学院(现已改名“华中师范大学”)读地理系。

名相哥长得一表人才，又是个多才多艺的人，写得一手好毛笔字，学的是郭沫若的字体。二胡、京胡拉得像模像样的，我们听起来，就跟广播里播放的二胡独奏一样好听。他的画也画得很好，那时大伯家孩子多，孩子的学费不是完全负担得起的，还要靠孩子自己挣一些，名相哥就利用学校放假到县文化馆去画画自己挣学费。

那时，我对名相哥非常崇拜，心想，大学生就是这样地了不起，并暗下决心:我一定要好好学习，也要考上大学!

我是1961年在家乡的花坪小学发蒙开始读书的，小学刚要毕业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初中没有及时招生，记得我们那一届小学生硬是在原来读书的小学里多挨了一年，读了个七年级(本来那时小学的学制是6年)。中学停止招生了，我们这些已经小学毕业了的学生没地方读中学，只好回生产队务农。

后来说复课闹革命，贫下中农管理学校。我们这些同在小学毕业的伙伴们终于上了中学，但还是没有正规的书读，学白卷英雄反潮流，听仇大苦深的老贫农上阶级教育课，到田间学习农业基础知识等占去了大部分时间。当时好像还给我们发了一本书《工农业基础知识》(可能也算是教材吧)，里面的内容有讲柴油机原理和手扶拖拉机操作的知识，还有如何种植杂交玉米等。

待到上高中时，语文、数理化、英语等基本上都有教材可学，但上大学不是考，而是推荐。我在湖北建始二中读高中时，目睹有推荐上大学的，他们代表了我心中的梦想，那时他们就是我心中的白马王子。

其实，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我很清楚，凭自己的家庭出身(上中农)想被推荐上大学的机会非常渺茫，但我对推荐工农兵学员的做法并不反感，我的心已经被卷入那个充满青春激情的年代中了。

我从小在家庭受到的是中国正统儒家思想教育，知道要做正直的人，坚信国家、党，坚信毛主席号召的都是对的。所以，当时的一切我几乎都能接受、理解。

我高中毕业回乡务农一年后，被推荐当了民办教师。

在我担任民办教师期间，大约是1974年下半年，当时的花坪人民公社实行推荐上大学，也要我参加了公社组织的文化考试。

记得考试是在花坪小学操场靠南边新盖的一栋两层楼的教室里进行，写一篇作文，题目忘了，写的是当时由花坪供销社的有关人员在一个名叫“大石板”的地方附近的刀背垭实验成功了腐殖酸肥料的事情，我自认为写得还不错。

文化课考试后，又组织我们到当时的下坪(清江边的景阳镇)的建始十中去体检。

当时那个高兴劲儿就别提了。我们一伙来自花坪、怀揣大学梦想的青年结伴而行，一路过小西湖、穿长槽、上关口、下景阳，还在同去的一位青年的家在景阳河靠花坪这边关口坡下楠木社居住的亲戚家吃过饭。

可是后来，通知上大学时却没有我。

当时花坪人民公社管教育的领导专门找我谈过话，说本来要推荐我上大学的，但考虑到我刚到新场去代初中班(我任班主任和语文老师)，如果我走了，找不到合适的人代替，所以把我留下来继续把初中教学搞好，以后有机会再推荐上大学。末了，还叫我(现在回忆起来应该叫“怂恿”)写一份坚决服从组织安排、放弃上大学机会，为家乡的教育事业做贡献的决心书。

我立即答应并写了一份激情满怀的决心书，还用大红纸工工整整誊写了张贴在当时的公社场坝门口。

这样一来，很多人都知道我服从组织安排，放弃上大学机会，一心为家乡教育事业贡献力量的动人事迹。我当时也确实很激动，一下子成了名人。

多少年后才知道，原来我们那次所谓的“考大学，写作文”，都是掩人耳目的幌子，当时人民公社革委会压根儿就没有以考试成绩为依据推荐上大学的打算，被推荐上大学的所谓“工农兵学员”，首先是要根红苗正，还有最重要的一条是托关系、找路子。我那次参加所谓的考大学纯粹是陪衬。

自那以后，我基本上不想上大学这事了，因为我确实太热爱我的乡村小学教学事业了。(www.xing528.com)

在万重青山中，有那么一所乡村学校，每天早上迎着初升的太阳，一个个农家孩子背着书包，高高兴兴地来到学校，见了我都以充满稚气的笑脸和童真的声音叫“李老师”，我感到这真诚的语言有如天籁之音。

随着半截无缝钢管的被敲响，“!!”的上课铃声在山谷回荡，一天的教学开始了。

在课堂上，我会以浅显生动的语言教给学生们知识。我似乎有天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学生在上我的课时，没有不愿意听讲的，平时我与学生们关系也很好，他们感觉不到师道尊严，但我在他们心中又是很受尊重的，这从他们对我真心的爱戴与尊敬可以看出。

下午4:00左右，到了放学时间，学生们在操场上排好队，值班老师讲过一些注意事项后，回家的学生依次出发。沿学校四周的山路上都有学生回家的队伍，而且每个队伍不仅有带队的学生队长，还有送学生的老师。我觉得放学后送学生回家，简直就是一种诗意的行走。

时间到了1976年，在农历年的春节前夕，学校放寒假了。学生们都回家去了，老师也基本上都回去了，记得好像是安排我和另外一位姓田的年轻老师守校。

一天，大队民兵连长来学校通知我和那位姓田的年轻老师到公社参加征兵体检。

我说:“我没有报名参军呀?”

对于这一点我还是有自知之明的:我家庭出身不是真正的贫下中农，深知一贯以政审严格著称的征兵是轮不到我的，我今天能担任民办教师，就已很知足，很感谢党的信任和贫下中农的栽培了。所以，我从未想过参军入伍，是决心一辈子当乡村教师的。

想不到民兵连长满带笑脸地说:“这次你们两人只管去体检，只要身体合格，政审的事情就不用管了。”

后来才知道，1976年——迷信的人都说不是一个好年头，说这年闰八月，而且在刚开年不久的1月8日，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就在北京逝世了，那可是共和国的顶梁柱呀!所以，尽管以往年年征兵有志青年都踊跃报名参加，这一年报名人数却骤减，体检都反复进行好几轮了，上面分派的征兵任务还是完成不了，因为身体合格的人不够。

所以，机会主动找上门来了!

那天，我和另一位老师一同到设在花坪小学的征兵体检站去体检。

几天后，结果出来了，我的体检合格。到部队后，因为我在家当过教师，有文化，也有点口才，一到新兵连，就表现突出。新兵三个月训练结束后，我被分配到连队后，写写画画，活跃连队生活的工作给了我抛头露面的机会。半年后，连队文书要提拔任司务长，他就向连长推荐我接他的班担任了连队文书，在连长、指导员身边工作。

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给了我所在部队9个参加高考的名额，分给我们连队一个。由于我是在连部工作，整天跟连长、指导员在一起，近水楼台先得月，当然也是他们最了解我，加上我的工作一直干得很不错，就把这个参加高考的名额给了我。

高考结果出来后，我所在部队9个参加高考的考生，只有我被录取了，是武汉大学!

当时，我的确是高兴万分!

为了给家乡的父老乡亲们一个惊喜，我拿到大学入学通知书后，没有急于告诉他们，而是到了武汉大学后，才专门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书信寄往家乡。

后来才知道，那些天，我考上大学的事情成为了家乡人民的主要话题。从此，我家的地位骤然提高了，不再是被人们说来说去的“老黄了皮的上中农家庭”，而是出了大学生的“光荣军属”，大红的牌子就钉在我家大门边。每年春节前夕，生产大队都要派劳动力给我们家弄过年的木柴；另外，还有许多对军属的优待，等等。

这就是我的大学梦，从梦想到成真，如今又都成为了美好的回忆。

(作者系哲学系1977级校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