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建萍
有一阵，上高中的女儿AP化学遇到了一点儿问题，依照惯例，先叫游击队——老妈。老妈拿起书来看了看，像是分析化学的平衡方程式，不像是随便放两枪就能解决的事儿，于是招来正规军——老爸，原化学博士，现在做了计算机程序员。正规军果然是不简单，迎难而上，而且越难越高兴，好显本事啊。看着父女俩两个脑袋凑在一起，一个讲得带劲，一个听得认真，不由得想起了大二时分析化学的那场期中考试。
1978年3月，带着那颗在广阔天地锻炼了3年多的红心，和一副革命老苏区的红薯、南瓜养育出的好身板，我终于回到了武汉，成为恢复高考后第一届大学生的一员。记得开学第二学期才领到校徽，每周回家都正正地戴着那白底红字的校徽，不动声色地享受着周围羡慕的目光。
我们这一届学生，工农商学兵俱全。我们班8个女生中有4个知青，3个工人，一个实验员，其中一个是走读生——一位老三届的大姐。可以说，除老三届以外，其余的基础知识都很差，而且程度参差不齐。比如英语，像我们会几句“毛主席万岁(Long live Chairman Mao)”，“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The working class is leading class)”的人就算中等水平了，很多人得从ABCD开始学。教我们英语的汪明华老师可是费了老劲了。教高等数学的阮荆州老师，上课一丝不苟，认真调教我们这些年龄相差15岁的各界人士。刚进学校时，我连正负数都不懂。买来一本高数习题集，几千道练习题做完以后，期末考试就一点儿也不觉得难了。阮老师最后一次冒着酷暑为我们复习，汗衫全部汗湿透了的情景让我们终生难忘，至今还会在我们的同学聚会时被提起。
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虽然是在化学系，但很多人都是像我一样，不知化学为何物，填志愿根本没报化学系，是被扒拉去的。记得第一次化学摸底考试，我只得了59分。由于肩负着全国人民的希望和学好本领、建设四化的重任，更因为对知识的渴求，我和同学们可以说是拼了命地学习。由于“文化大革命”内乱的影响，那几年的晚上会经常停电。于是我们想方设法找有灯的地方读书，可以说哪里有灯，哪里就有我们的身影，包括路灯下。
当时系里各教研室都派出最强的师资给我们上基础课。当年提出恢复高考的查全性教授亲自给我们讲授了物理化学。无机化学是由查先生的夫人张婉慧女士执鞭。分析化学是由当年高校《分析化学》教材的主编赵藻藩教授亲自担任主讲。教有机化学的是刘盛荣老师。(www.xing528.com)
虽然我们基础很差，但是我们不怕苦，敢拼命，于是“考不倒的77级”着实让老师们吃惊了。老师们当然也都使出浑身解数，毕竟他们也有10年没有真正教过“考进来”的大学生了，也希望把自己平生所学全部灌输给学生们。老师们个个温文尔雅，风度翩翩，讲课时挥洒自如，态度和蔼可亲，回答问题非常耐心。考试时却是另一番景象，那年期中考试前，我们敬爱的赵藻藩教授就“恶狠狠”地叫嚣要考得我们1/3的人不及格。
那次期中考试让我明白了，老师要是想难倒学生，他就真的能难倒学生。那次果然考得昏天黑地。记得总共是5道题，感觉就像是过刘文彩的“收租院”似的，一道更比一道难。考试从下午1:00开始，到了下午6:30我还在第四题和第五题之间兜兜转转。尤其是最后一题，简直就不是正常人能搞清楚的。记得最后一题有点像做菜的调料，在一个有水的容器里加了一把盐，加了点醋，加了小苏打，又加了一些可酸可碱的白色粉末，要我们写出方程式，算出最后产物的浓度。可怜我拿着笔东比划西比划，绕来绕去绕不清。到了晚上9:00，就觉得脑袋绕得嗡嗡响，肚子也绕得咕咕叫，我带着满腔怒火交了卷。而等到7个女生都回到寝室已经是晚上10:30了。最后结果是两百多人只有3个在60分以下。还好，我不在那3个人里面，本人得了72分。从此以后，敬爱的赵教授再也不为难我们了，英雄相惜嘛!以后还有几次考试也很残酷，印象却没那么深刻了。
几年前听说赵教授丧生于一场车祸，愿赵教授在天国安息!
谨以此文向当年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把一批集十几届工农商学兵的乌合之众训练成各科研院所及各行各业急需人才的老师们致敬!
(作者系化学系1977级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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