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建筑演变：从古代到现代

从上文我们得知，大部分中国建筑都不是用经久耐用的材料建造的，随着时间流逝，它们或者损毁了，或者经历了多次修缮。中国真正意义上的早期建筑少之又少，而且建筑结构也不够完整，因此我们无法像对中国其他艺术门类一样，对中国建筑的风格演变进行全面的研究。就目前研究阶段而言，现存的小型土、石、仿木建筑和日本不同时期保存完好的各类木建筑，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填补这一缺失，使我们能够对建筑的构造和风格特征的整体发展有一定的了解。特别是从公元5世纪或6世纪初开始，中国建筑在佛教建筑领域已经发展到较为成熟的阶段，日本许多早期寺庙和宝塔都是仿照中国建筑形制建造的，有些建筑的建造者甚至还是从中国请来的。他们为日本带去了新的宗教思想和建筑风格，以至日本建筑基本的结构特征与中国保持一致。因而我们从日本早期的木结构建筑中能够探索出证明中国建筑历史发展的元素。

在那之前，或许早在商周时期，中国建筑的主要类型，如殿、台、楼、亭等，就已经发展出了自己的形态。虽然它们比现存建筑都要原始，但本质上都属于同一类别。中国建筑能够得以迅速发展，还要归因于天下的大一统。秦始皇不仅建立了统一的帝国，还修建了庞大的宫殿。它们是古代建筑的奇迹，只可惜存在的时间不长，因为秦始皇去世后的几年中，几乎所有的宫殿都被毁了。汉朝初期的皇帝不得不重新建造皇宫，据历史记载，这些宫殿也非常宏伟壮丽。西汉都城在今西安西北几公里处，都城中的宫殿数量众多，不仅规模宏大，而且与秦始皇的宫殿一样壮观，华丽精妙的装饰远近闻名。^[27]

但这些壮丽的建筑都未能保留下来，只留下西汉都城宫殿原址上的一个土露台（可能是汉朝著名的未央宫大殿的底层台基）。除了历史记载，如果还想了解这一时期的建筑外观，就需要将目光转向汉墓中出土的石板和土板，它们再现了汉朝的建筑形制，其中最有名的便是山东武氏祠小“灵堂”墙上的石浮雕（图100A）。除此之外，山东还有其他一些在建筑框架中刻画已故人物生活场景的画像石（图100B）。这些画像石重现的建筑图样其实非常精简，承重支柱、双层斗栱、露台和突出的屋顶等基本元素以一种特定的风格表现出来。吸引我们的并非只有建筑的大概形制（大多是双层宫殿），还有特定构造的建造风格。

汉朝建筑的砖砌模型，穆勒绘制。

四川县（今三台县江古镇）汉墓中的阙，穆勒根据照片绘制。

通过墓穴中为已逝之人制作的房屋、塔的模型（图103）和山东、四川某些汉墓前屋顶下伫立的石柱，我们能够更清楚地看到厚实、坚固的特点，以及塑造成正方形的趋势。在房屋模型中，斗栱表现为笔直的横木，悬臂梁上还有方形垫板。斗栱有两层，支撑着水平的楣梁，楣梁上部还有露台的楼板或屋顶梁。石柱非常大，栱略微弯曲，非常沉，尾端是方形垫栱板（图104B）。横梁、平坦壁柱的顶端等其他构件也非常重，部分原因是石料本身较重。我们认为：更大的建筑会有多层斗栱，与石柱支撑的建筑相比，它们不是很大，显得有些笨重。外伸屋顶的弯曲幅度不大，屋面又宽又重，尾端是圆形的装饰瓦片，屋角和正脊也更具装饰性，这些特点都非常突出。

这些建筑重现了汉朝建筑的整体外观和某些建筑构件，虽然内容较少，但还是显示出一定的风格特征。这种风格特征通过现存的一座汉朝小石屋——孝堂山石祠得到了证实（图102）。孝堂山石祠是一座墓穴的前厅，始建于公元129年，^[28]引人注目的特征是宽大低矮的屋顶和外部的六角形立柱。这根中间的立柱有基座和柱顶，基座和柱顶上都有平滑的方形凹弧饰和方形顶板。可能由于它们是用石料制成的，立柱整体显得矮胖、笨重。如果在木建筑中，立柱肯定也是木结构，前文提过的画像石和孝堂山的石板都刻画了它们的形制。不过，大量方形结构的趋势比优雅生动的趋势更加明显。由此我们想起武氏祠中的厚石板和两个造型非常简单的柱顶（图104A），它们都呈正方形，四面倾斜，很像最简单的古罗马式柱顶样式。仅存的这些仿制或原始的建筑构件就表现出这种美的趋势，如果更多有立柱、柱顶的汉朝建筑出现在世人面前，这种风格特征可能表现得更加明显。汉朝许多其他种类的艺术作品都极具活力、充满力量、刚毅强壮，汉朝建筑也刻上了相同的烙印。

中国可能从公元1世纪便开始建造佛教寺庙和宝塔。据最早的记载，公元前2世纪时，一位来印度—西徐亚的使者来到长安，将佛教传入中国。不过，直到公元2世纪，佛教才在中国传播开来。来往于两国的僧侣是中印两国交流最关键的因素，他们带来的新事物不仅包括经文和佛像，还包括佛教建筑。史料中还特别记载，公元518年，僧人慧生与使团一同出使印度，带回了白沙瓦迦腻色伽舍利塔（建造于公元前1世纪）的小型青铜模型。^[29]无疑，这只是众多佛教建筑中的一种，但是由于这座舍利塔是佛教世界最有名、最宝贵的古迹之一，它作为中国佛塔的模版肯定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个印度的建筑模型或多或少都与原作有直接关系。根据我们的观察，它建造在方形平台上，塔身的主体结构似乎呈钟形或瓶形，由突出的飞檐分成三层（或更多层）。这座塔的显著特征是一根高高的刹杆，上有九片金属片，顶部还有一个大莲花花蕾。

今天的中国已经没有与之完全相同的宝塔了，但值得一提的是，公元541年的一幅石刻记录了这样的宝塔。关野贞教授出版了该石刻的拓片。^[30]所以，如果说中国也曾有过这样的宝塔，并非不可能。我们有理由假设，中国最早的宝塔与印度的一样，都建造在需要特别表现其神圣或历史意义的地方，它们的用途也可能是保存从佛教发源地带回的神圣佛经、佛像。佛寺中的佛塔越来越多，而中国带有原始自然崇拜色彩的传统信仰认为，从“风水”角度考虑，有些高塔具有保护作用，能使人受益（风水是存在于气、土、水中的精神意志，气、土、水正是人类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东西）。

中国最古老的宝塔是河南嵩岳寺中的宝塔（图105），位于五岳之一的嵩山上。根据可靠的历史记载，嵩岳寺建于公元523年左右，原为宣武帝的离宫，后改建为佛寺。^[31]嵩岳寺塔平面呈八角形，是砖砌结构，塔高超过40米。塔身下部的第一层很高，造型朴素，至少有12层宽大的叠涩腰檐，腰檐上方是结构缜密的楼层（图106）。六角形（砖砌）立柱位于塔基上，突出了塔身的八角形状，立柱之间有佛龛，拱窗有窗框和拱门饰。每扇拱窗下的椭圆形佛龛里面都有两尊坐狮雕塑。塔身上部是高高的圆锥形，略微向外隆起，15层叠涩密檐将塔的上部分为15个暗层。嵩岳寺塔轮廓突起，充满张力，比之后同类的八角形宝塔更加优雅，令人喜爱。塔刹形如一个大花蕾，也像卵形圆锥，装饰有九个环，代替了木塔塔刹常见的金属盘和刹杆。早期宝塔的特征便是狮形浮雕、有张力的拱形结构（尾端为螺旋或弹簧形）和细长的六角形刹杆，刹杆底部有一个莲花瓣（？）[Lotus petals （？）]。同样形状的石立柱和莲花“立柱顶”也出现在天龙山众多石窟（公元6世纪中期）的入口处。

立柱支撑着压低的圆形拱门饰，立柱顶也有装饰，它们与莲花的形状多少都有些相似（图107A）。有些立柱顶有长尾鸟，这样便通过装饰突出了拱门的底部。还有一些立柱顶的装饰在建筑角度上或许更加令人满意，如拱门直接从莲花柱顶处开始向一侧延伸（图107B）。这种造型可能源于印度或中亚，其佛教主题装饰可能也源于此。总的来说，莲花瓣是最常见的装饰题材，无论立柱还是基座，甚至是柱身，都会出现莲花瓣装饰。立柱上的莲花瓣相连，似乎包裹了柱身，有时它们还会爬上拱门。

毫无疑问，这一时期的建筑和雕塑都与佛教发源地的艺术造型紧密相连，它们改变了中国早期的艺术造型。但是，云冈石窟浮雕中出现的建筑题材总体上仍然是相当原始、粗野的建筑类型，没有依照这一时期的建筑风格添加新的艺术元素。

更有趣的石柱来自南京附近的南朝梁墓（公元6世纪前半叶），这些陵墓我们在雕塑卷已经介绍过。这些石柱柱身有凹槽，用于托起小型狮形雕塑（有些石柱上的狮形雕塑已经遗失），但它们还是像多利斯式柱（图107C）。这种有凹槽的石柱对中国来说的确是陌生的，尤其是基座呈爬行的麒麟形时，如果认为它们没有受到印度或西亚艺术的特殊影响，想要解释造型的渊源就更加困难了。

中国没有比嵩岳寺塔更早的宝塔了（我们没有把四门塔作为真正意义上的宝塔计算在内），从唐朝开始，却出现了大量这种形制的宝塔——底层为八角形，塔身较高，上部为多层圆锥形。

嵩岳寺塔和其他形制相同的宝塔都是纯粹的砖砌结构，有时会让人想起木结构宝塔的特点。毫无疑问，中国早期有许多以木结构为主的宝塔（或其他建筑），其中最大的一座是公元516年北魏胡太后在洛阳主持修建的宝塔。^[32]据说，塔“高九十丈”，塔刹又有十丈高。我们可以直接将这种传统的说法当作罕见塔高的记录。公元534年，它毁于大火，关于塔的信息就只能依靠传闻了。不过，它也有一定的价值，因为它的存在能够确认中国曾经有过木塔。日本在古代也建造过木塔，现在我们还能通过原塔对它们进行研究。为了对这种木塔有一定的了解，我们后面还会再次提到日本的木塔。不过在介绍日本木塔之前，我们还是先介绍云冈石窟和龙门石窟雕塑中相似的木塔造型，因为它们作为额外的证据，能够证明中国在公元6世纪初就已经有了这样的建筑（图108、109）。这些塔平面呈正方形，有三层或五层高，承重的角柱坚实有力，塔身连续的楼层上还有突出的飞檐。塔刹上有刹杆，顶部装饰有九个金属相轮或小型印度舍利塔（云冈石窟浮雕中出现了许多）。

日本最出色的两座结构相似的宝塔是法隆寺和法起寺中的宝塔，这两座寺都建于推古天皇时代（公元7世纪），都位于奈良附近。它们的建造者都是从中国或朝鲜半岛召集来的。法隆寺中的五重塔有5层，法起寺中的三重塔有3层（图110）。有斗栱承托的塔檐向外伸出，越靠近塔顶，塔檐越窄，这种设计看起来好像稍微减轻了塔的重量。塔身共四面，每面都有四个立柱，悬臂很大，底部弯曲成云形，这种样式是这一时期的典型特征。

非常坚固的方形椽子通过精巧的结构向外伸出，这种结构在传入日本前肯定是在中国发展起来的。房顶的主要部分包括塔檐下几条叠加的椽子。最外侧的檩条没有架在从立柱处突出的悬臂梁上，而是由较短的椽组成辅助结构，尾部固定在桁架上，桁架上有两三根支柱，还有垫板，垫板上便是檩条。这样一来，真正的椽子就能够伸展得更长，屋顶也在承托结构上起得更高。与那些屋顶由悬臂梁或塔檐直接支撑的宝塔相比，这种承托结构让建筑看起来更轻，也更缥缈优美。直到宋朝末期甚至更晚的时候，这种双层椽结构一直都得到广泛的使用。它们在形式和布局上调整了下椽，这些我们也有机会再次见到。除此之外，我们还注意到，所有的构件都非常坚固，有些甚至非常重，圆柱卷杀、沉重的二跳斗栱和云形悬臂都是如此。它们的位置就在之后普遍使用的斗栱横木所在的位置。固定椽子的屋顶内部结构包括各种承重柱、悬臂托梁和横梁，形成了承托巨大屋顶的非常坚固的承重桁架，屋顶的重量就这样逐渐传递给了环绕宝塔的立柱。

这一时期的寺庙大殿中也出现了相同的构造方式和构件。通过进一步研究法隆寺金堂的构造，我们就能发现这一点。金堂是长方形的四角大殿，里面安置着佛像，周围环绕着勾栏。但是，宝塔结构中还加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构件——一根立柱，它贯穿整个塔高。严格来说，它的功能并不是结构性的，因为它不是用来支撑宝塔，只是承托有九相轮的塔顶。建造者故意没有将它紧紧地固定在建筑的框架上，而是让它有一定的活动空间。因为如果整个结构悬吊或固定在这根立柱上，高耸的立柱不可避免地会发生摇晃，这就会使宝塔处于危险的境地。不过，也有一些例外。在相对较晚的建筑中，立柱也有悬在横梁上的，不过立柱可能会高于地面（或直接缩短长度），以避免宝塔逐渐沉降，因为宝塔如果完全由立柱支撑，危险性更大。早期宝塔必须能够长时间地抵御暴风雪和地震，而立柱是塔中相对独立的部分，有足够的空间摇晃，所以宝塔本身不会受到它的影响。

药师寺三重塔，穆勒根据《日本宝塔及其宝藏》
（Japanese Temples and their Treasures）中的图片绘制。

药师寺中三重塔的重檐更加多样，它建造于公元8世纪初，结构可能仿照唐初的中国建筑。它有3层，每层的露台都是密闭的，下有斗栱承托，上有单坡塔檐，所以第一眼看去，映入眼帘的仿佛是一座六层宝塔。中间的塔檐比主层外的塔檐小得多，因此，塔檐形成富有节奏的变化。此外，其装饰效果也比早期宝塔更加生动。在水平接合处，露台主层下的外伸梁极为重要，三段出跳的斗栱叠加了两层。这里的斗栱结构实现了古典式发展，用下层的斗栱承托上层的斗栱，以使上层的三跳斗栱还有好几块垫板更加向外突出。横木替代了之前使用的悬臂梁，横木上方还固定另一层形状相同的斗栱，这种结构也出现在同一时期的其他建筑中。还应注意到的是，所有的斗栱都是完整的，下层斗栱的排列让它能够承托水平横梁和上层斗栱的横木，横木又支撑了上层的横梁和下层的椽子。为了加固垂直结构，有垫板的支柱经常固定在斗栱之间的楣梁上。下层的椽很重，切成直角；上层的椽伸长，突出的挑椽接木使它有些弯曲。柱子比前文介绍的宝塔的柱子更高、更细长，靠近塔顶逐渐变细，卷杀基本无法察觉。

药师寺三重塔中央的支柱高近35米，包括10米高的塔顶，塔顶不仅有九个相轮，还有一副水烟、宝珠和龙车，顶部的宝珠可能象征“神圣的珠宝”。整座建筑都显示它具有成熟的艺术性，风格精妙优雅。我们认为，唐朝（即日本天平时代）取得了卓越的艺术成就，三重塔的艺术性和风格与这一观点相吻合。(www.xing528.com)

许多同时代的寺庙和宝塔也表现出同样成熟的形制和结构特征。它们也能够证明，我们特别关注的这些结构构件形成了这一时期重要的风格特点。其中，最有价值的是奈良附近唐招提寺中的两座大殿，即讲堂和金堂（图111A、B）。讲堂本来是奈良皇宫^[33]的一部分，公元759年寺庙重建，讲堂便移至此地。讲堂的结构非常简单，长方形的单层大殿，四面有两层立柱，内层立柱独立地立在殿内，外层立柱嵌入墙体中，立柱距离较远，中间的五根立柱之间有门扇，还有格栅窗。较低的椽子搭在三跳斗栱上，不过斗栱只有一层。立柱的样式跟前文介绍的一样，顶部逐渐变细。楣梁上有宽大的垫板，垫板上的支柱便位于椽和斗栱之间。屋顶是常见的鞍形屋顶，大殿的短轴方向有一半是山墙。

唐朝（日本天平时代）日本奈良唐招提寺金堂的斗结构，根据关野贞教授的图样绘制。

唐招提寺金堂的结构发展得更加完善，抛开后来重建的屋顶不说，金堂是一座非常雄伟的唐朝木结构建筑。金堂坐落在高大的石台基上，横向距离很长，只有正面有开放式门廊。廊柱立在低低的雕刻石板上，柱身有卷杀，样式古典，并与楣梁固定在一起。廊柱上有方形垫栱板，垫栱板上伸出了三段出跳的斗栱，斗栱也是用之前介绍的方式承托上部的纵梁和第二、第三层斗栱。不过，第三层斗栱完全隐藏在屋檐之下。下方的椽位于上层斗栱之间，并且紧靠第二层斗栱的横木。支柱撑起上方的椽子，同时也承托起外部的檩条；此外，上下两层椽子之间还有横梁，用来填补空隙。整个结构的逻辑令人赞叹，多层斗栱结构可以说是中国木结构建筑名副其实、必不可少的核心。金堂的斗栱结构发展到了最完美的形式，其构造结构没有遭到改变或破坏，同时，建筑的装饰效果也更加突出和明显。

西安大雁塔入口门楼上半圆形装饰的石刻临摹也能够证明唐招提寺金堂和中国的建筑原型之间的紧密联系（图116A）。这块石雕刻画了与唐招提寺具有同时代风格的一座建筑，从中我们能发现唐招提寺金堂中的构造细节。我们可能会特别注意到以下细节：支柱很细，屋顶过小。三架梁上承托了连续排列的横木，以便支撑上方的结构。但这些其实并不重要。因为我们能够轻易地看到整个结构必不可少的核心：斗栱、斗栱下的支柱（支柱有两道弯曲，代替了垫板）。这种斗栱结构在天龙山石窟正面和日本各个时期的寺庙中都能看到。

中国现存最早的木结构建筑是山西北部朔州应县佛宫寺的八角形释迦塔（图34）。许多砖塔和它属于同一类型，但五层释迦塔中的立柱和斗栱的结构框架发展得更加完善，这些在前文简要介绍过。山西大同的下华严寺和上华严寺几乎属于同一时代，实际上，它们也出现过相同的斗栱结构。下华严寺（图113）始建于公元1037年，（根据《大同县志》）1119年毁于大火，后重建。根据记载，下华严寺于公元1140年、1335—1340年间、1631年又进行了修缮。上华严寺始建于公元1062年，明清时期经过数次修缮（图114）。经过修缮和扩建后，这两座寺中的主殿结构有部分已经隐藏起来，但还是保留了原始结构框架的基本构件。上华严寺大雄宝殿的墙壁是新建的，将立柱围绕在内，所有装饰细节、门窗等也都是新建的，不过承重立柱、立柱的枋、三架梁、屋顶梁、檩和椽子或是之前建造的，或是根据原本的造型和功能翻新的。从历史角度看，最显著、最重要的构件是极为坚固沉重的斗栱，它们从立柱上的方形垫板上向外挑出。大雄宝殿中依旧是三跳斗栱，它们紧紧接合在一起，最上方的一跳斗栱由下一跳的横木支撑，水平的梁承托三个连续的檐梁。最上方的檐梁是外伸椽子的强力支撑，椽子也是双层，下层椽是圆形断面，上层则是方形断面。斗栱结构排列紧密，极为坚固。与唐朝建筑中的对应结构相比，它没有那么自由，显得更有韧性，但是比后来建筑中的斗栱更加贴近唐朝建筑结构。

在之后的修缮和改造中，这些寺庙建筑的内部多少也发生了改变，上华严寺尤其如此。明朝时，上华严寺大殿有了华丽的装饰，还有许多鎏金塑像（图114）。下华严寺大殿的大部分构造都很古老，支撑屋顶的三架梁保持着原本的形态，大佛像分为三组置于平台上，填满整座大殿（图115B）。它们由泥土制成，表层有漆膜和鎏金（已经变黑），建造时间应该不会晚于公元12世纪。中国其他寺庙的内部雕塑很难比这些塑像的整体效果更加出色。

河南嵩山著名的少林寺中，早期建筑的建造时期较晚，但在修缮时基本没有被破坏。据说，禅宗的创始人菩提达摩曾在少林寺居住多年。根据铭文记载，用来静坐冥想的初祖庵（图116B）建于公元1125年，钟楼建造于公元13世纪末。初祖庵建造在石台上，它的建筑规模很小，边长仅为11米。每面都有四根六角形石柱，不过只能看到正面的立柱，其他立柱都嵌入了砖墙中。庵内还有大小石柱各一对，上有佛教浮雕，门上有弯曲的石梁做框。建筑得以原样保存得益于这些承重的坚固石结构，因为木结构屋顶有塌陷的危险。房檐下有二跳斗栱，在立柱和接合斗栱的梁上都显现出它的身影。它们比之前的斗栱排列得更加紧密，看起来像是连续的飞檐。除此之外，还应该注意到的是，上层斗栱没有横木，而是被椽子下的尖头穿过，椽子通过支柱与檐梁接合，椽子作为檐梁的杠杆存在。

宋朝少林寺初祖庵（Ch'u-tzüAn）的斗结构，根据关野贞教授的图样绘制。

元代少林寺钟楼的斗结构，根据关野贞教授的图样绘制。

这样的结构调整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早期建筑中原始斗栱结构的协调性。只要这些横梁是作为檐梁或檩的杠杆而存在，它们就是最有效的结构。但是，它们逐渐演化成了倾斜的木条，尾端切成鸟喙的形状，还会多叠加几层。

日本镰仓圆觉寺中舍利殿的平面图和立体图，由穆勒根据《日本宝塔及其宝藏》的插图绘制。

在宋、元建筑中，这些形如鸟喙的横木仍是一种构件，多少都会作为房顶的杠杆来使用；纵向的斗栱支撑檐下连续几层横梁，形成了飞檐。少林寺的钟楼便是如此（图117），钟楼的上部楼层上，至少有四层逐渐向外伸出的斗栱，都有尖锐的鸟喙形。同一时期的其他建筑中，如曲阜孔庙的一座大殿中，这些横木条合在一起成为檐下檩的强力杠杆或坚固底面。

宋、元时建造的建筑保存下来的的确很少（砖塔除外），但对公元12、13世纪根据中国建筑仿造的某些日本建筑进行研究，能够对宋元时期的中国建筑进行补充。最能体现中日古建筑密切联系的例子便是日本镰仓圆觉寺中的舍利殿。它是一座与少林寺初祖庵有些相似的小型矩形建筑，但房顶极高，上面覆盖着稻草，还有一个较低的环形游廊。舍利殿的斗栱结构与初祖庵属同一类型，排列非常紧密，形成了“房顶的胡须”——如果我们将尖锐的木梁和倾斜的横梁看作“胡须”的话。通过与宋朝建筑专著《营造法式》中的插图进行对比，我们能够确认：这种结构是纯粹的中国建筑结构。在《营造法式》中我们还发现，上层斗栱中也有鸟喙形的横木或杠杆，虽然与某些（可能源自制图者想象的）大横梁相比，这些小横木的作用显得没那么重要。

这种来自中国北方的建筑结构在日语中叫作“唐様”（からよう）。另一种与此略有不同的结构是“天竺”（てんじく），因为人们认为它源自印度，从中国南方传入日本。“天竺”结构大部分用在大型寺庙和门楼中，在建筑顶部建造气势恢宏的屋顶，赋予建筑雄伟的外观。要达到这种建筑效果，最重要的构件当然还是斗栱。斗栱叠加数层，同时转变成逐渐向外伸出的斗栱，不再有多层结构，而是仅有一层，形成悬臂，从最高的支柱处笔直地伸出。在日本，“天竺”建筑风格表现较好的是始建于公元1199年的东大寺南大门（图112）。南大门属于重檐建筑，长边一侧有五根立柱，每根立柱处的下檐由七跳斗栱承托，上檐则为六跳斗栱。不过大部分栱都没有起到承重作用，只是简单地排列在立柱上方。当然也有一部分斗栱（下檐的三跳、上檐的两跳）有连续的横梁，这些横梁形如笔直的栱或悬臂将整个框架接合在一起，承托屋顶的方式非常自然。在瑞士和斯堪的纳维亚，木结构建筑的古老传统现在仍然非常流行，这些国家现在也采用这样的方式承托屋顶。

但是，“天竺”式结构在中国北方从未流行过。可能是因为这种结构的许多构件接合松散，而且建造成本很高，建造又不便，也没有表现出任何新的结构思想。中国建筑在各个时期，伸出的檐梁都用于承托宽大的屋檐。但据我们了解，其他国家没有争相模仿这种结构，也没有在中间插入木条，形成较大的栱。这是中国的结构观念，它直接源于突出的巨大屋檐。

总的来看，斗栱形状和接合方式不断改变，更倾向于弱化结构，而不是巩固结构。它们在各个方向叠加，形成长长的斗栱，排列也越来越紧密，好像“房顶的胡须”；但因为各个构件变得更加细长，它们的承重能力完全没有得到提高，有些构件甚至逐渐丧失了结构功能。明朝和之后的许多建筑都是这样，因为数量太多，在这里就不详细介绍了。明朝的建筑活动非常频繁，它们凝聚了国家精神，是具有时代特征的创造性活动。但是在建筑领域，并不是所有的新活动都意味着真正的进步。正如我们反复提及的一样，这些建筑是根据传统形制和风格建造的，在立柱、檐梁、斗栱和屋顶等构件上的调整和改变更倾向于提高外观的装饰性，而非加强整栋建筑的结构意义。

前几章的插图中有许多典型的明朝建筑，这里我们再介绍两三座从结构角度看特别有价值的建筑。建造于明朝初期的这些建筑，还保留着宋、元风格的斗栱结构，比如正定大佛寺中的某些大殿。虽然它们经过了多次修葺，但宋朝时的某些建筑结构特征得以保留。这张大佛寺内景的照片（图119）展示了非常成熟的斗栱结构，虽然斗栱叠加过多，但仍具有非常重要的结构意义。另一座明朝早期的建筑是大同的东门城楼，始建于公元1371年，因为遭到严重的破坏，下檐已经坍塌了，结构框架没有什么遮挡，其内部建筑结构可以清楚地看到。它的多层斗栱相当细长，但确实是构造式的（图118），可谓一种大胆的搭建手段。由此可以看出中国纯木结构经过长时间发展后的成熟技术。明朝还有一座保存较好的建筑——西安鼓楼，可能建于明太祖朱元璋时期（图120）。鼓楼下层有两跳斗栱，与前文提过的元代建筑很相似，整个建筑通过从上一跳斗栱伸出、承托檐梁的横梁得到加固。这种结构非常有效、坚固，只不过与唐、宋时期建筑中的结构相比，没有那么纯粹、自由。

在中国，斗栱结构作为建筑构件使用了多久？如果不做更细致的研究，就无法回答这个问题。显然，明朝就已经使用了较为简单的支撑结构了，这在北京故宫最早的建筑中可以看到（图121）。的确，这些建筑在外观上依旧是多层斗栱和檐下突出的鸟喙形木梁。虽然北京的大型宫殿和门楼上有排列紧密、自由的多层斗栱和木梁，但实际上它们已经不做构造之用了，仅是作为装饰用的“房顶的胡须”，形成装饰效果，没有构造意义。立柱上是突出的木梁或支柱，上面还承托着檩条，即使将假斗栱结构去掉，房顶依然能够固定在建筑上。

实际上，中国古代建筑艺术中的某些精髓已经被舍弃了，或者已转化为不再具有任何建筑功用的构件用来掩盖真正的建筑结构。表面上，建筑形式仍同以前一样，但它们却已经失去了实用功能，缺乏内在的必要性，就像某种听起来空洞无意义的辞藻。中国古代建筑的独特性和意义主要依赖清晰明了、精妙绝伦的木结构。木结构建筑有较强的逻辑性和目的性，只要坚持木结构最初的原则，它就仍然是富有生命力的艺术。但是，由于特殊的材质要求，木结构逐渐成为纯粹的木工艺术。一旦纯粹的装饰性趋势将其取代，就切断了它的发展命脉，木结构建筑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便荡然无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