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艺术人类学：传承途径比较分析

传承途径，是指传承人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技艺、技能传承给传承对象所采取的渠道和方式。^[4]传承人因所处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不同，常常会形成不同的传承方式。调查中发现，三位传承人既有相似的传承方式，也因个体及所处生活环境的差异，在传承方式上形成了自身的特点。

如熊自义居住在维西县叶枝镇新洛村米俄巴村民小组，作为山区，这里经济落后，信息闭塞，如笔者第一次在叶枝镇拟去熊自义家时，文化馆的工作人员即告诉我们，他家山高路远，一般的车子是上不去的，碰到下雨还回不来。由此可见，面对这样的环境，对于政策的传达、培训活动的开展是多么的不易！而王利、李学华分别居住在州府所在地泸水县的古登乡干本村、鲁掌镇三岔河村，这里交通较便捷、生活方便，与外界的接触也多。由于澜沧江流域傈僳民歌“阿尺木刮”与怒江州傈僳民歌所涵盖的内容、演唱方式存在诸多不同，这就造成了同意文化品种在表现手法上的差异，傈僳民歌在传承方式上也呈现出多样化。

1.共通性——社会传承

社会传承大致有两种情况：一是以师父带徒弟的方式传承某种“非遗”项目。如某种手工记忆或民间歌舞；二是常听多看艺人的演唱、表演、操作，通过无师自通与游学而习得。此传承情况的共同点是：这些类别的“非遗”项目结构比较简单，不需多种技艺的介入，只是有赖于传承人的执着即可获得传承。

针对三位传承人的经历，据笔者了解，他们身上都有相同的习得背景——跟随老艺人学习传统的音乐技法，都经过了一个从无意识到有意识的积累过程而最终修成正果。在族人的眼中，他们都是本民族文化的百科全书，在我们的眼中，他们却是身怀本地文化绝活的艺人。他们对于傈僳民歌的掌握和重新理解，对傈僳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有着不可小觑的作用。多年来，他们履行着作为“非遗”国家级传承人的责任与义务，按照规定，在各自生活的区域带徒弟，在一种口传心授、口耳相传的过程中，他们完成了薪火相传的社会职责。经过多年的磨炼，他们的许多徒弟也成为具有影响力的民歌能手或被认定为省、州、县级代表性传承人；而三位传承人也因拥有一身绝活而成为政府符号的代言人，成为傈僳文化的传播者和守护者，这一过程体现了传承人通过音乐在传达信仰、影响族群观念、激发民众情感、塑造族群行为模式方面的社会作用。

进入现代社会，傈僳民歌的传承语境和传承方式在特定的文化空间中，必然受制于环境的影响，现代生活方式必然打破傈僳民歌赖以生存的自然和社会环境，更在新的时代被种种复杂的因素所影响和改变，民歌的传承方式也不得不随之改变，如由人际传承变为大众传承、社区传承变为社会传承、封闭传承变为开放传承等。

2.差异性——传承的单一性与多样性(www.xing528.com)

（1）熊自义的传承方式

据课题组访谈得知，2008年，维西县文化馆在叶枝镇同乐村村公所建立了传习点，由熊自义作为第一传承人，余仙君（省级传承人）作为第二传承人，李碧清（省级传承人）作为第三传承人，同时包括余健芳、余文英、余秀仙、张同仙、余仙、余志新、余小飞、余新华、余海山等12人组成传承小组；2011年至2013年间，又分别在新洛村、巴迪乡、康普乡建立了三个传习点，进行“阿尺木刮”的传承；2015年初，在各级主管部门的共同努力下，傈僳族“阿尺木刮”传习中心在叶枝镇同乐村建设完成。这种由“点”到“中心”的跨越，标志着政府的重视。的确，传习中心设置了多媒体电子展厅、传统文化展室、传承活动场地等，县文化馆还分别在叶枝镇新洛村、松乐村，康普乡普洛村，巴迪乡阿尺打嘎村等代表性强的村落，建立了“阿尺木刮”的传习点，其重视程度可见一斑。前些年，熊自义身体状况尚好之时，还定期到传习点对“阿尺木刮”进行传授，如前所述，组织了80余人的“阿尺木刮”表演队，带动村中的年轻人掌握了一些基本的表演套路，培养出一批新的传承人。而近几年，随着年纪增长，身体每况愈下和居家条件的制约，他开展传承的机会也就少了。

（2）王利、李学华的传承方式

针对泸水县王利已经年迈体弱、近乎丧失传承能力的情况，在省“非遗”中心的协助下，县文化馆及时采取了抢救性手段，对其他的省级传承人加以培养并逐级申报。目前，李学华作为怒江地区傈僳民歌新时代的传人，他在傈僳文化发展的推动中，带动和影响了傈僳青年一代的一言一行，影响着越来越多傈僳人对傈僳民歌的了解与热爱，使傈僳族的传统音乐后继有人。具体来看，他不但传承老一辈留下来的歌谣，更根据时代的变化，编唱了许多新的歌曲，丰富了傈僳民歌的表现内容、拓展了表现形式，在这样的过程中，他不仅成就了自己高超的演唱技巧，还培养了如李新明、李新成、胡学忠等一批后继者。依托怒江水的滋养和个人的聪慧，他以多样性的手段传承和发展着傈僳民歌，成为傈僳音乐在当下的一个标识。

民歌的表达与特定的传承方式有着内在的联系，决定着艺术传统的形成。“口—耳—口—耳—口……”是民歌传播和传承中表现出来的独特过程，特别能够作用于传统的延续和独特文化气质的建构。傈僳民歌多以群体对唱的形式代代相承，多呈现出群体性的领唱、齐唱的表达方式，作为一种结构特征，傈僳民歌几乎没有三五句的短歌，往往由长歌组成，一领众合，这首先对领唱的能力提出了高要求，同时，要实现对傈僳民歌更好的传承，就更倾向于群体的参与才能有效地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