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英
随着城市化、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诞生于农耕文明的许多传统文化形态渐渐远离人们的生活，“非物质文化”的活态性、地方性使得民族民间文化资源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流失；但是，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弘扬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软实力作用，已越来越受到国家的重视。从学理层面来讲，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同于其他文化形式，其关键词是“世代相承”“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等，反映出来的特性决定了保护内容实际上就是以人为本、以人为核心展开的工作。在社区，传承人不单是歌者，更是文化的持有者和智者，一位“智者”的辞世，就意味着一个活态博物馆的消失。[1]现实中的“非遗”工作实践和学术考察也证实了这一现实。如此，我国多年开展的“非遗”保护的各项行动中，如何抢救和保护传承人的工作，正在形成社会的共识和核心目标。
近年来，国家层面在“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的认定、保护、扶持等方面，开展了很多工作并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效；只是由于很多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年老体弱等客观原因，“人走歌息”“人亡艺绝”的现象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造成了时代的断裂。要知道，我国各民族民歌是展现文化多样性的重要载体，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民歌的保护和抢救已得到了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如此，对民歌传承人现状及社会互动情况的研究，已成为学界紧迫的现实话题。(www.xing528.com)
从研究现状来看，当前研究者们大多从“非遗”保护的立场，关注民歌传承现状或民歌传承人的个案情况，以当下境况立足共时与历时立场开展对比分析传承人现状的资料则比较匮乏。笔者依托田野、立足“非遗”语境，以问卷、访谈和参与观察分别对国家级“非遗”项目傈僳民歌的国家级传承人熊自义（澜沧江流域维西县）、王利、李学华（怒江流域泸水县）的现状进行了探访，采用了民族学关于地方性知识的观念，从政策制定与保障措施、传承途径与传承方式、传承环境与民众认知三个视域对傈僳民歌的传承与传播进行了分析，对传承人在社区话语情境中的当代意义进行了识读，探讨了代表性传承人与“非遗”保护和实践的互动关系，以求为傈僳民歌传承与保护工作的可持续开展、实现文化基因的当代护养提供新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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