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艺术人类学在数码一代与黄金时代中的发展

尽管某些民俗学家可能勉强会承认网络媒介中的口头传统可以作为民俗学关注的对象，但是，他们仍然坚持认为，在纯粹的“口头传统”背后，其“小群体范围内”“面对面地”“口头交流”仍然蕴含着某种无可替代的价值，那就是人与人之间亲密接触、其乐融融的社群关系；相反，在网络世界里，人们甚至不知道网络的那一端坐在屏幕前面的是一个人还是一只狗。因此，即使网络媒介取代口头交流的历史步伐是无可逆转的，但这是需要哀悼的变革。总之，在他们看来，“数码一代”在收获快速便捷的生活方式的同时，丧失的却是整个过去时代的“黄金时代”。

在这种流行的观念中隐藏着两个有待论证的问题：第一，在数字化时代，数字媒介与口头、文字、图像等其他传播媒介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媒介融合”是不是意味着新兴媒介对传统媒介的取代？抑或是一种更新的、复杂化的共生关系？第二，“媒介融合”最终会促进“黄金时代”的降临还是会埋葬它？

显然，与面对面的交流方式不同，以数字化媒介技术为中介的交流方式具有即时性、同时性以及异质性的特征，它可以使介入其中的个体缺席式地参与。^[8]各种在线的社交圈虽然只是虚拟地共同在场，但它既可以模仿面对面交往的社会机制，又可以避免真实生活中由于社会区隔而可能产生的消极后果。这就是网络时代“虚拟社群”的特质，其中的每个参与者都“独立地在一起（alone together）”，也就是说，在身体层面上，大家相互独立自处；可是在心理与认知层面上，大家都能意识到他人的存在，并自然地会对他人的存在做出反应。

“虚拟社群”中的交往关系同样是对日常生活中人际交往关系的延续与补充。参与者通过积极分享来自网络空间的信息来进行日常互动，而分享信息的方式与手段，在很多情况下，恰恰又是来自网络空间的符号化的语言，比如网络消息、视频以及其他表达性的修辞。这些语言既是构建日常生活社群的手段与工具，又是其前提与基础。因此，“虚拟社群”与真实的日常生活实在是并行不悖而又相互培育的。在这个意义上，“数码一代”仍然归属于某些“社群”。从理论上讲，他们甚至可以创建并认同无限数量的“社群”。“虚拟社群”与“口头传统”时代的真实社群模式不同，网络虚拟世界的群体关系更多的是横向的、平等的关系，其中的文化传播方式也大多是水平层面的流动；相反，真实社会生活中的社群关系（单就口头传统的传承模式而言）更多的是纵向的、等级化的关系，其中的文化传播方式多数是垂直层面的流动。所以，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数码一代”的“社群关系”恰恰可能是更理想的人际交往模式。(www.xing528.com)

而且，即使在高度数字化的世界里，数字化的表达渠道与日常生活世界的表达渠道也是共存互融的，这种口头的、文字的、图像的与数字的多元传播方式的深度融合被称为“媒介融合”，这是数码时代信息传播的普遍特征。这里不存在某些民俗学家所担忧的数字化传播取代口头传播的问题，而是多种媒介相互融合与作为整体的“人的延伸”的问题。正像马歇尔·麦克卢汉所说的那样，这种媒介融合的文化传播模式不仅意味着技术层面的革命，更是一种文化转型与社会转型的标志，它意味着“数码一代”从事多元化选择与创造的可能性条件已经具备了。

新媒介技术为“数码一代”表达思想情感、建构身份认同提供了必要的基础条件。在“媒介融合”的语境下，（口头）传统的“起源”问题变得不再重要了，“（口头）传统”本身如何被挑选、改编、挪用、组织、编辑与认同的“实践”本身变得更加重要。当“数码一代”已经在网络世界里接受与应用“传统”，当“登录、浏览、查找、冲浪、下载、保存、转载”已经成为“数码一代”的“传统”，当他们已经把这些不同媒介来源的“传统”作为处理个体生活世界的文化资源时，人们再去讨论网络媒介中的“口头传统”是否是“本真的传统”就显得有些迂腐了。相反，口头传统在网络媒介上传播一定是因为它们具有某种实际的功能；口头传统被给予各种各样的创造性改编一定是因为它们对于不同的个体或者群体具有不同的意义。口头传统研究应该关注网络媒介中口头传统的多样化的意义与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