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印度传入的佛教中，观世音的身份是阿弥陀佛的胁侍，她与阿弥陀佛、大势至共同组成西方净土的接引佛。在中国佛教净土思想的发展中，“净土观音”占据重要的地位。敦煌魏晋南北朝时期观音造像多有“西方三圣”的形象，主尊是阿弥陀佛，左侧为观音菩萨，左手当胸持莲花，右手下垂结施予印，右侧为大势至菩萨，左手下垂结施予印，右手当胸持莲花。而唐代以后的观音菩萨以单独的形象出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观音形象，多为胁侍的身份，而唐代观音却以单独的形象出现。唐以前观音的形象多为男性，而从唐代开始，观音的形象逐渐变为以女性为主。唐以前的观音威严庄重，而唐以后的观音则温婉妩媚，日益走向世俗化、人间化。莫高窟盛唐时期的320窟、中唐时期的194窟和159窟的观音都显示出女性形象。159窟的观音微启双目，面目显示出无限的善意和同情他人的情怀。她赤袒上身，下着石榴长裙。南侧者，上身着如同今日所见的圆领汗衫，短袖，式样新颖入时，下着红色石榴裙，恰合其身，肩覆长巾，给人以俊美飘逸之感，给人留下了无穷的美好回味。[6]
观音造像中土化的标志之一是菩萨人间化、世俗化。唐初律宗的创始人道宣，感慨女性观音造像的出现：“造像梵相，宋齐问唇厚，鼻隆，长目，颐丰，挺然丈夫之相。至唐以来，笔工皆端严柔弱，似伎女之貌，故今人夸宫娃如菩萨也……人随情而造，不追本实，得在敬信，失在法式。”[7]好个“失在法式”，也就是说民间工匠有时会脱离佛教造型法式的束缚。敦煌石窟现存的数十铺十一面观音经变中，其姿势有结跏趺坐式，有站立式，还有游戏坐式。因为四部汉译本《十一面观世音经》中没有记载十一面观音的仪态，这就给了民间画驰骋想象的自由。民间工匠塑造的图像是一个社会集体无意识的文本，其一方面表现了画家个体的信仰，一方面融合了民间的集体智慧。他们把自己的观音信仰、人生经验、向往追求凝聚在观音造像上，所以我们看到的观音造像千姿百态，绝不雷同。(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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