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艺术人类学探索中国传承象征的牌带与度职制度

端公团体的知识获取方式属于师承系统，从共时性角度来看，其脉络清晰，包括一套严格的度职制度以及牌带和阴阳凭。牌带是端公学徒度职时获得的凭证，外观是一条被红布缝合起来的长条状木匣，里面装着该端公的“阳凭”（详见后文）。牌带周身挂满各种布条，每个布条上都以小楷字体书写着一些端公的法名。传统样式的布条多是红色或白色，下摆做成云头、方头或莲花等样式，后来也有人为图方便，直接在买来的西装领带上写上端公的法名。这些布条显示的是牌带持有者在信仰团体内部的社会关系，以便在神和人的面前自证其端公身份和坛门道统。

度职也叫“过职”，都是口头说法，在他们的正式文书中一般写作“授职”或“迁阶”，专指端公和“道士”学徒的出师过程，这种口头表述与文本书写上的差异性体现出这个团体在行事经验上的隐秘性，藏踪匿迹于山地社会的端公团体仍然小心翼翼。同样，他们的法号也仅用“法”字来起（如谭学朝法名“谭法一”，其师傅廖明池法号“廖法应”），这样做的结果之一是将他们之间的辈派关系掩藏了起来。这些情况与历代官府对他们打击、查禁的历史不无关系。整个度职仪式的完成不仅出师者要表演，师傅和请来的端公、“道士”也要参与其中。度职制度的形成历史既反映出端公团体内部的亲密关系，又涉及端公和“道士”两个团体之间的磨合。^[9]度职活动与牌带在三岔民间的端公、“道士”团体而言，历来就是彼此通用、彼此监督和相互认可的。牌带是弟子经过师传徒的严格训练多年以后，以度职仪式的形式获得的端公所认可的“独立营业资格证书”。有了牌带，就意味着他已经正式出师。除牌带之外，还有阴、阳凭，度职仪式中，阴凭、阳凭合在一起加盖刻有“雷霆都师”字样的骑缝印章，然后将阴凭烧掉，阳凭则装入牌带之内，以防欺神。此外，端公在临死时也须举行焚毁牌带（包括其中的阳凭）的仪式，以象征阴、阳二凭的重合和端公生涯的圆满。

简言之，牌带是通过度职的凭证，度职是为端公弟子获得牌带而专门举行的仪式。

在度职制度过去多年来的严格规范下，三岔端公的传承关系变得非常清晰。笔者曾询问过二十多位端公团体成员和鸦沐羽村村民，他们均不认可端公有“自学成才”的可能性。因此三岔傩戏传承人的知识传承系统里出现不了类似仲巴昂仁^[10]或者贵州六枝长角苗人中的巫师——“弥拉”^[11]的情况。谭学朝告诉笔者，端公团体内部有“父不传子，爷不传孙”“（亲人之间）可以教习，但度职必须请外人”的规定。度职仪式不仅要请非同门出师的端公，而且还要请“道士”前来完成“拨兵”（恩施端公、“道士”团体在为弟子举行度职仪式时的一个必不可少的仪式环节）等工作。这样一套略为烦琐的度职仪式程序已经将其规则的严密性充分体现出来。

三岔傩戏传承人的社会关系与“度职”规则示意图(www.xing528.com)

晚清以后，三岔乡的端公与在当地新出现的佛、道并参的“道士”开始形成明确的职能分工——端公安抚的是活人世界里的各种忧惧，如钉胎（稳胎）、安宅（为房屋驱邪禳灾）、打解结（为撞邪的人驱邪），而“道士”打理的则是与丧葬有关的，二者之间不仅避免了业务竞争，而且形成了跨团体的度职制度。

端公的徒弟们，大致可分为非正式（无度职目的）和正式（有度职目的）两类。

非正式的徒弟们一般是该端公的左邻右舍，或者亲戚、朋友。他们参与端公活动最初是因为爱看热闹，看多了就开始自觉自愿地跟着学。谭学朝的一位族侄是该村的村主任，他也在一场傩戏表演活动中低调地担任锣师。无论老少，端公对非正式学徒都十分和气。笔者在“还坛神”仪式进程中观察到，甚至一些来看热闹的村民中，就有不少能够跟着主法师唱或者和。较之端公团体而言，他们人数更为众多，与端公师傅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可以说是端公组织在民间得以生存和延续的基石。

正式招收的弟子则一般是主动上门求学的慕名者，或者通过亲戚、熟人介绍的年轻后生。师傅有责任教给他们信息量庞大且实践操作性极强的技艺，以及“再穷的人家即使无钱也要去做”“不允许夹坛度职”等戒律。正式招收的弟子们需要给师傅帮忙（有偿）出力，谭学朝的两位弟子张永明和张永贵说：“我们要经常给师傅打鼓敲锣，或者跑跑龙套，扮演相公、懒童等次要角色。”每逢师傅手头有活动就应当参加。有的人家还经常要通过徒弟的渠道来邀请师傅“下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