彝族花鼓会的多重功能

第一，彝族民间花鼓会是花鼓舞“送灵归祖”的展演单位。

据滇南彝族五言诗体经书《踩尖刀草经》记载，彝族远古始祖阿普笃慕主持古六祖分支时，在一个名叫鲁祖业^[19]的大山巅上长满尖刀草的草坪处歌舞了三天三夜后，往不同方向迁徙，其子孙后代死后灵魂归祖，须起舞开路踏平尖刀草尖才能到达祖界。^[20]因此，彝族花鼓舞源于彝族远古六祖分支的历史记忆，花鼓舞一系列的艺术实践源于彝族历史上迁徙途中踩踏尖刀草尖的身体模拟，丧礼花鼓舞的仪式展演也就是为“送灵归祖”而模拟踩踏归祖途中的尖刀草尖，亡灵归祖才能庇护后人。这种义务性宗教诉求是彝族花鼓舞产生和发展的原生功能，它的实现则由亲身参与彝族花鼓舞展演的民间花鼓会来完成。如果该“送灵归祖”的原生宗教诉求不再需要了，很难想象彝族民间花鼓会还有多少存在价值。从2017年3月1日开始，峨山彝族自治县全面实行殡葬制度改革，即人死一律火化葬公墓，彝族花鼓舞的核心展演时空消失了，很多老人担心死后不请花鼓舞打跳，不能顺利归祖。“彝族人死跳花鼓舞嘛是踩踏开路，让死的人回到列祖列宗身边。我已经是要死的人了，棺材也被抬走了，说是换骨灰盒，以后不许土葬，要统统埋在公墓，也不管死得好死不好，乱糟糟的。”^[21]作为彝族花鼓舞的展演单位，一直以来彝族民间花鼓会由彝族传统灵魂观下“送灵归祖”的宗教诉求支撑，一旦这个诉求不再需要满足了，彝族民间花鼓会必然面临解体或转型的命运。这将对彝族花鼓舞的传承和发展产生致命的打击。

第二，彝族民间花鼓会是一个民族文化传承的自组织。

彝族花鼓舞是一种群体性民俗舞蹈，其传承模式有家庭传承，但主要是师承。彝族民间花鼓会是一个民族文化传承的自组织，它自发成立，自愿参与，自我管理，在以彝族花鼓舞为核心的民族文化传承实践中，具有灵活的组织力与较强的执行力。每一个彝族民间花鼓会组建后，首先要进行的就是请花鼓舞师傅传授花鼓舞套路、动作与技巧。花鼓会往往请近邻村寨花鼓舞师傅传授，师傅前来传授也出于公益和热情，并没有获得报酬，当天传授完当天回村，等队员们练会了又来传授新的内容，花鼓会只负责提供伙食。因此，花鼓会自我组织的彝族花鼓舞师徒传习，出于一种高度的民间文化自觉意识，不论师徒，大家都怀有极高的热情与积极性。彝族民间花鼓会这种师徒传授谱系本很清晰，但因花鼓会重文艺实践轻鼓会历史记述，往往只以口头记忆谱系，没有文字记录，更早一些的传承谱系因此随历史的流逝而消逝。根据我们的调查，甸中镇石虎村的彝族花鼓舞传承谱系为：李国福（1870—1933）→李达（1878—1929）、李国举（1878—1930）→普福禄（1877—1928）、李亮生（1878—1931）→李文平（1882—1938）、李有林（1882—1933）、李秀生（1882—1935）→李万福（1884—1936）、李润（1884—1936）、李开（1885—1940）→李兴林（1897—1970）、李世才（1899—1965）、李加发（1899—1978）→李金（1963）、李兴武（1963）、普龙文（1966）、李忠华（1967）→李晓峰（1976）、李会珍（1977）、李庭顺（1978）。彝族花鼓会又是民间文娱队，日常生活中除了主要传承彝族花鼓舞以外，往往还有彝族歌谣、大娱乐、四弦弹唱、刺绣以及相关礼俗的传承。生于1939年的已故省级非遗传承人甸中镇石虎村普加和，自幼随父学跳彝族花鼓舞，18岁开始担任本村花鼓会“会首”，自创了“踩新房”“台阶舞”“小兔舞”等套路、动作与技巧，为远近闻名的箐鸡尾龙头师傅。同时，他擅于彝族歌谣、七字白话、大娱乐等歌舞艺术，还会制作、弹奏月琴，吹奏口弦、树叶等民族乐器。彝族民间花鼓会以花鼓舞传承为核心，联动、裹挟式传承了其他音乐、舞蹈、服饰、礼俗等相关彝族民间文化，成百上千的花鼓会联动式整体性传承和发展了民族传统文化。而彝族民间花鼓会自费赴外进行的花鼓舞等民族文化传播，使花鼓会每个成员的民族文化自信在社区外公众展演中反向回归式获得，这对民族文化的主体传承与群体保护具有重要意义。

第三，彝族民间花鼓会是一个地域性社会生活互助小组。(www.xing528.com)

彝族民间花鼓会除了在重大节庆期间和人生仪礼上进行以花鼓舞为核心的民间文艺展演外，在花鼓会内部成员之间它还是一个地域性社会生活互助小组。彝族民间花鼓会如其他民间社团一样，跳花鼓、大娱乐时是一支统一的花鼓队，有较强的社团凝聚力和集体荣誉感，每个队员都要在与其他花鼓队各种同台展演中为本会荣誉而挥汗竞舞。平日里不跳花鼓舞时，花鼓会成员之间又是同心姊妹，谁家一旦在生产、生活上出现困难，其他人就会相约上门帮扶，不计报酬。塔甸大寨村四组马缨花花鼓会箐鸡尾龙头HYQ说：“因为大家在一块跳花鼓嘛，所以平常如果哪个队员病了，大家都会去看望，她家要是还有没割收完的农作，其他人就会约起来帮忙收割。我们是一个团队。”^[22]不论哪一个花鼓会成员家有婚丧嫁娶、起屋建房等重大事宜，其他花鼓会成员就是最值得依靠的帮手，从打扫公房、清洗碗筷、挑沙背砖、文艺展演、洗菜煮饭等具体工作无所不帮，她们总能提前介入、拖后收尾，与其直系亲属一起坚持到最后。有的花鼓会成员之间，也往往依关系亲疏结成合心组家庭，在起屋建房、烤烟采收等重体力劳动中实现友情换工，同时在彝族“咪嘎哈”^[23]等民间重大节祭中结队祭拜。重体力活的换工中，花鼓会成员的丈夫们往往也参与其中，最后形成家庭之间的交往、联合与互助。

第四，彝族民间花鼓会是一个社会角色协调的性别组织。

彝族民间花鼓会成员之间日常除了生产、生活互助外，还进行相互情感交流与关爱，花鼓会也是一个社会角色协调的性别组织。旧时，只有50岁以上正常亡故的人才能享有彝族花鼓舞送灵，花鼓舞也只允许男性跳，这可能出于对女性不洁的隔离与丧礼上对女性的保护，男子跳花鼓舞也更有力度、高度与气度。20世纪80年代初组建的彝族民间花鼓会，基本上是男女搭配的，如塔甸镇九龙村花鼓会、大寨村2组和4组花鼓会等。90年代后，男性逐渐淡出了彝族花鼓舞展演，截至目前峨山彝族自治县全县境内男子花鼓会仅剩九龙村花鼓会。因为彝族民间花鼓会成员多数为女性，相比男性女性更具有耐受力，同性之间更有倾诉欲望和交流需求，于是，彝族民间花鼓会成为一个大家互相交流感情的精神家园。大家在各种跳花鼓舞、文娱展演间隙，可以率性讲述各自家庭的快乐或痛苦，并在相互身上通过交流寻求一种心理安慰和精神寄托。塔甸镇大寨村5组花鼓会箐鸡尾龙头HLQ说：“姐妹几个大家在一起，可以聊怎么栽烟怎么种油菜，小孩如何淘气等等，这是一种心情释放和精神安慰噻。有的人日子还是比较困难的。”^[24]该花鼓会里有一位成员家庭异常困难，丈夫患类风湿常年不能劳作、行动不便，上赡养着80多岁的公公，下有两个孩子，一个上初中一个上小学。花鼓会其他成员常年帮她种地采收，她安顿完家里老小后也尽可能参加花鼓舞的训练与展演，她自己常说只有跳花鼓舞才能让她暂时舒缓情绪和释放心情，这不仅来源于铿锵花鼓舞的乐舞治疗，也得益于花鼓会成员给予她的精神抚慰。彝族民间花鼓会成员之间是一个互惠的关系，正是花鼓会通过花鼓舞展演把一个个独立的现代女性个体黏结在一起，在民族文化传承、发展中展现出一道独特而靓丽的巾帼风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