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民众并不满足于赏音识曲，他们积极组织京剧票房来研习京剧。根据谢益昌的研究，至1937年日本殖民当局禁绝、解散一切包括京剧票房在内的“支那音曲”为止，台湾各地至少成立了51个以上的京剧票房组织，且尚不包括曾经兼学京剧的北管子弟团在内[26]，兴盛程度可见一斑。台湾票房沿袭曲馆的运作模式与戏神信仰，其功能不仅是京沪票房的休闲自娱、聚会习唱，它们还参与民俗演出，与地方事务、民间祭祀相互结合，发挥服务神灵、族群的功能。
（一）出阵游行
台湾的民俗艺阵包含“艺阁”与“阵头”两大类。艺阁原称“诗意阁”，是根据诗词、神话、民间故事情节，将故事中人物、场景装置于平阁或车上，借由人扛或车辆移动做展示。阵头则以“落地扫”形式沿街做定点演出，其情节单纯、表演时间短暂，且装扮、乐器、音乐曲调也较简易。台湾民间每当神明绕境、进香割火或丧葬曲礼，都会聘请各种民俗艺阵参与游行，艺阵不仅增添祭典仪式的热闹气氛，也使民俗技艺得以保存，虽然绕境进香的主角是神明，但吸引民众“看热闹”的焦点却是艺阵表演。
京剧票房组织的阵头，台湾民间社会俗称“外江阵”。“外江阵”一般以徒步的方式进行绕境踩街，其在乐队编制、乐器使用上与其他曲种子弟团相似。外江阵“出阵游行时通常以武场器乐之演奏为主，并制作有专门用以出阵游行、放置单皮鼓与堂鼓的‘鼓架’，出阵时乃以此鼓架为中心点，其他乐器则跟随在其四周进行演奏。其演奏的内容通常将各种不同节奏的武场‘鼓介’（锣鼓点）连缀组合，并连续演奏为主”。[27]根据报刊资料可知，京剧票房形成之初即参与台湾的民俗艺阵，如《艋舺迎神志盛》记载参与1921年5月艋舺迎妈祖的庙会出阵游行的阵头，即有“外江子弟四”[28]。1923年8月新竹新乐轩恭迎西秦王爷的活动中，有包括“外江阵”在内的四十余阵头参与出阵游行。[29]1926年12月由新竹、竹南、竹东、苗栗四郡联合组织的恭迎城隍、观音、佛祖、天上圣母、东岳大帝诸神绕境的活动中，参与出阵游行的阵头共计有三百余阵，除了诗意、大鼓队、歌仔团外还有外江曲团、福州音乐团，参观者约有几万人。[30]台湾京剧票房与其他阵头一样在出阵游行中无不用尽心思以壮大声势，它们不惜耗费巨资制作昂贵华丽的灯架、头牌、彩牌、彩旗、帆牌等以求获得“优胜旗”。20世纪30年代，“外江阵”在声势技艺方面已经毫不逊色于本土阵头。1930年4月台北万华新兴宫祭奠妈祖的活动中，获得“优胜旗”的三团阵头除了启盟社为歌仔团外，其余两团盛义社、龙音社均为“外江团”。[31]
（二）排场清唱
“排场”非一般所言“脚色在场上所表演的一个段落”而是“只静态唱奏而无动作、彩扮之正式音乐表演形式”。[32]与白天进行流动式表演的出阵不同，排场则多在夜晚进行定点演唱。玉如意、颂天声的排场清唱安排在“每日午后八时起至十一时半”。排场清唱主要安排在迎神赛会、婚俗做寿等场合，不过遇有票房内部事务时，子弟也会做酬酢性演出。如《萃英社新炉主筶选老天兴》就曾记载台北京剧票房萃英社在筶选新炉主后，票友安排在“新炉主店前排场”。[33]
台湾民俗性京剧排场的形成，是在京剧传入台湾，台湾本地北管子弟改习或兼习京剧后，结合北管音乐文化所固有的排场表演形态。[34]日据时期的台南、台中地区已有不少京剧票房进行民俗性排场演出。如沙铮在《台南票社》中提到“古都台南爱好国剧之风，由来已久。光复前就有许多民间嗜爱人士，经常在各寺庙雅集清唱”。[35]日据时期的台湾报刊也有这方面的记载，如《轩园献技》曾提到鹿港玉如意、颂天声两大京剧票房以“拼馆”的方式对台演唱：(www.xing528.com)
鹿港街有外江子弟园——玉如意、颂天声轩园两派，今为本街鳌亭宫城隍尊神。近因圣诞在即，各以自发的，既自去古历廿二日起，豫定八日间，每日午后八时起至十一时半，轩派先在宫内献技，以表敬心。时有来观者，附近及自村落等往来络绎，一时人山人海，竟无立锥之余地，不知人马若干，诚当地未曾有之盛况也。[36]
从上述材料可知，玉如意、颂天声这两个鹿港“外江子弟团”承袭了台湾子弟曲馆的“轩园分派”的传统，分属“轩”“园”两派。不仅如此，它们也继承了子弟曲馆“轩”“园”之争，在鳌亭宫城隍神诞时，以“轩园咬”（拼馆）的形式进行长达八日的排场清唱，吸引大批观众前来。“拼馆”的票房在实力难分上下的情况下，会要请帮手助阵。玉如意、颂天声是否曾邀请其他票房前来助阵不得而知，但是在1933年虎尾神社秋季大祭“外江团乐队”凤鸣社与同乐社“拼馆”，凤鸣社则“再聘其他剧团助演，誓决不胜不休云”。[37]
《轩园献技》还留一下一份珍贵的附记，让我们得以一窥京剧票房排场清唱的曲目及其流程。根据附记“轩派献颂”可知，玉如意在鳌亭宫演出的首夜（1930年6月22日）的曲目安排如下：《大天官》《空城计》《诸葛招亲》《四郎探母》《目连游六殿》。其中《大天官》、《目连游六殿》均为“扮仙曲目”，由此或可推测票房排场演出时应该要以仪式性强的“扮仙曲目”来开台及收场。结合排场清唱演出的场地（寺庙）、演出的目的（酬神），较之出阵演出，排场清唱更具有仪式性及民俗色彩。
除了参与出阵游行与排场清唱外，台湾京剧票房还经常参加台湾社会的民俗演剧。根据《台湾日日新报》可知，在1926年12月基隆艺妓会举行九天师祖祭典时，“外江子弟班”曾受邀参与演出，并接受艺妓的招待。[38]再如华音社为庆祝田都元帅诞辰，曾于1928年10月6日在妈祖宫内祭祀祭奠，并登台演出招待绅商。[39]根据台湾报刊可知，日据时期台湾京剧票房如龙音社、凤音社、清乐社、遏云声、震旦声、颂天声、凤鸣社、彰化京剧研究社、斗南京剧研究社等均曾有登台演戏的记录。[40]较之出阵游行及排场清唱，登台演戏在身段动作、场面伴奏、服装穿关等各个方面对京剧票房提出更高的要求，不过由于聘请教戏先生教习京剧，一些京剧票房不仅能胜任登台演出，而演出效果十分不错，道基隆音乐团第十七组之外江子弟戏在高砂公园开演，“该团系初次登台，诸艺员莫不认真做唱，步骤殊佳，音韵悠扬，颇博观众赞赏云”。[41]
台湾的京剧票房的活动虽然未必一定与宗教民俗活动有关，然而不可否认，多数京剧票房与地方祭典密切相关，它们深度参与台湾民间社会的出阵游行、排场清唱、民俗演出。台湾京剧票房能以平等的地位参与民间社会的仪式祭典演出，共同接受品评奖励，表明台湾地方、庙宇对京剧本地身份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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