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侵占台湾之后，台湾地区的抗日活动的频繁，导致侵略者忙于镇压而无暇干涉汉人的传统生活，同时也促使侵略者重新审视其治台政策，“不完全的自治主义原则”的“六三法”很快就被承认台湾社会特殊性的“法律第三十一条”（三一法）所取代，日本对台湾的民事、旧惯转为采取保留、承认的态度，这为台湾“惯习”的传承赢得了生存的时间与空间。
台湾旧惯的传承最集中地表现在商业剧场上中国传统戏曲演出的繁盛及依附民俗活动的民间演剧的发达。就商业剧场而言，欣赏传统戏曲特别是海派京剧成为台湾民众最受欢迎的休闲娱乐之一。就民间演剧而言，戏曲演出不仅限于民俗活动，它已经渗透到庶民生活的各个方面。除了节令、神诞、庆典、建醮、谢平安等场合的演剧及“民间社团，祭祀公业的祭祀演剧”外，还有不少场合，如婚丧喜庆、许愿还愿、社交应酬均可见演剧之事。[7]在日本侵占台湾之前所未有之大变局中，作为集血缘、语言、宗教和风俗于一体的戏曲，成为台湾民众体现并加强族群认同的重要载体。清领时期闽粤移民将原乡戏曲移植至台湾本身就是族群认同的重要表征。日本侵占台湾之后，族群认同让位于民族认同，两岸戏曲交流亦不再以“原乡戏”为主，取而代之以国粹京剧为代表的传统戏曲。徐亚湘先生的研究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根据徐氏研究可知：“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至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四十二年间有超过六十多个大陆戏班渡台演戏。这些戏班除地缘较近的闽、粤戏班持续来台演出之外，上海京班亦于光绪中期传入台湾，约有四十多个，占大陆渡台戏班的三分之二。”[8]这些赴台演出的上海京班采用“全台巡演”的方式，深入台湾各个城镇乡野之中，很快，京剧就成为台湾最流行的剧种，欣赏京剧也成为台湾人民最主要的休闲娱乐方式。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海派京班不仅出入台北座、新舞台、大舞台、台中座等著名的商业剧场，它们还常应台湾人民的邀请，参与民间的迎神赛会演出。
目前可考之上海京班参与台湾庙会戏演出详见表1：
表1 目前可考之上海京班参与台湾庙会戏演出详情表(www.xing528.com)
续表1
根据表1可知，赴台演出的上海京班有多次参加台湾民间迎神赛会演出的经历，它们在台湾的庙埕广场上演出，使其深入台湾民众的民俗节庆生活之中。不过，京班开始参与民间庙会演戏并非其本意，由1910年9月的《台湾日日新报》可知，当上海老德胜班被炉主以一昼夜一百三十圆的戏金延聘之牛磨后街参与小普演出时，该班演员是拒绝登台的，后来在班主的迫勒下，演员还是勉强演出《阴阳河》一剧来敷衍塞责，从而导致戏资纠纷。[9]然而，因为贌班的关系，股东有权安排戏班承接外台演出，次日，又见该班搬演于饮食商举行的盂兰会。[10]续老德胜班之后，先后有上海新福陞班、醒钟安班、长春京班、新得陞班等海派京班参与台湾庙会戏的演出，尤其是长期滞留台湾的上海鸿福京班，后来全靠参演庙会戏勉强维持营业。这些京班或图谋戏金主动参演，或商业演出失利，被迫走向野台，无论动机如何，京剧成为台湾民俗演剧的备选剧种已成为既定事实。
除了参与庙会演出外，海派京班的身影频繁出现在台湾民间演剧的各个场合之中。有参与庆祝“冥寿”演出的上海新得陞班[11]，有参与新婚演出的上海庆升京班[12]，亦有参加庆祝获得学位演出的上海京都德胜班[13]。此外，海派京班还常常参演民间的行业戏、慈善戏。日据时期，以社会性行业或地缘关系而设立的会馆、公所、行业协会在台湾陆续兴起，京班参演此类行业演戏的消息亦常见诸报刊。如1912年11月大稻埕制酒会社聘请老德胜班在该社演唱二日。[14]再如1921年5月铁道协会邀请如意女班在台北市铁道旅馆搬演《阴阳河》等戏，穿插翻筋斗、穿火环等技艺，受到协会会员的欢迎。[15]一些赴台京班如老德胜班还会积极参与慈善演出，以塑造京班在该地的良好形象。[16]
由上可见，日据时期京剧几乎涉足了台湾演剧的各个场合，在日据台湾这一特殊场域下，作为“外来”的京剧已将其触角伸到台湾民众的宗教民俗生活之中，并被台湾民众赋予一定的宗教民俗功能，借此，京剧“在地”身份被认可，台湾人民文化身份也得以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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