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世界上,美国民歌的繁荣是众所周知的。一百多年来,美国民歌已经历过好几次复兴,至今仍然受到广泛欢迎,并且深深地影响了几乎所有类型的流行音乐。美国拥有很多歌迷、名气甚大的民歌手可谓数不胜数,有些歌手甚至具有世界影响力,例如,2016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鲍勃·迪伦就是在全世界产生广泛影响的民歌手,被誉为“民歌之王”。这些民歌手也创作了许多带有鲜明的民歌元素的歌曲,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经典歌曲,深受全世界人民的喜爱。
但是,与所有地区的口传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样,在19世纪的迅猛发展的现代化过程中,美国也曾面临民歌和传统音乐日渐衰落甚至消失的严峻问题。19世纪末与20世纪初,美国政府和知识界注意到了这一令人担忧的现象,他们开始呼吁着手保护民歌。在保护民歌方面,第一,美国政府在保护民歌方面出力甚大。美国有好几位总统都非常喜欢民歌,如第26任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就曾说过一句名言:“一个民族如果没有自己的民歌,就没有自己的文化。”在这些富有影响力的实力派人物的支持下,美国政府很早就开始划出专款用于民歌的收集和研究。1928年,美国国会图书馆还专门成立了一个广泛收集民歌的档案馆。这个馆一直对普通老百姓开放,民歌爱好者和研究者可以免费索取一切有关的文字和音像资料。值得称道的是,美国政府在大多数时间里只是在提供经费支持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们并没有跳到台前做任何生硬的行政干涉,而是完全听任文化界和民间力量在保护和发展民歌这个领域纵横驰骋。
第二,美国文化界和知识界也做出了相当大的努力。在世纪之交,与民歌衰落相应的是,英美学术界形成了盛行一时的民歌研究热。如哈佛大学教授弗朗西斯·詹姆斯·蔡尔德就在民歌研究方面享有盛誉,他的专业是文学,其关注重点主要表现在民歌的文学价值方面。他最重要的学术贡献是搜集整理了305首英国民歌,并把每一首歌曲的来源、不同版本以及所有歌词都做了详细注解,使其成为英国民歌研究者的圣经。[8]他还培养了许多民歌研究的专家,如哈佛大学教授乔治·基特里奇就是他的学生和助手。基特里奇主张民歌研究必须重视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必须走出图书馆,走向山村和田野,走向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他后来成为美国民歌研究的最权威的专家。基特里奇的学生约翰·洛马克斯践行了他老师的学术理念,在深入调查和田野采集的基础上,编选了一本《牛仔歌曲和其他边远地区民谣》,曾引起轰动效应。他的著作更为看重通俗性,并注上了乐谱,从而使其可以传唱。塞西尔基·夏普也是一位美国民歌研究专家,他曾多次深入美国南部山区搜集民歌,并对英美两国的民歌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美国民歌已经形成了一种自己的审美特性。在这些学者的倡导和影响下,与美国有高度关联性的加拿大也开始了保护民歌的活动。在加拿大国立博物馆工作的马里厄斯·巴比奥,曾组织了多次民歌采集活动,他还帮助吉本斯组织了历史上第一个民歌节。吉本斯后来曾组织过好几次民歌节,这对美国后来各地举办的各类民歌节产生了较大影响,这些民歌节实际上已经成为传播民歌的重要方式。总体来看,这些学者的工作营造了一种良好的保护民歌、发展民歌的氛围,他们的著作也在如何有效地传承民歌方面做出了可贵探讨。
第三,美国不断完善的娱乐业和文化产业的商业化运作机制对于民歌的繁荣所起的作用也是非常关键的。在现代化进程中,随着机械复制时代的到来,文化同质化的倾向越来越明显。与此相伴,都市人中弥漫着一股浓郁的普遍性的现代性焦虑。人们渴求来自田野的、乡村的、异域的和古朴的田园风情。而敏锐灵活的、无孔不入的商人们无疑会捕捉到这种商业气息,他们把陌生新奇和神秘美丽的民歌成功地引入乐坛就有可能赚取丰厚的商业利润。如前文所说的约翰·洛马克斯教授,后来在离开大学之后,就成为一位著名的音乐经纪人。他和他的儿子不辞辛苦、深入乡村采风和搜集民歌的主要动力就是对金钱的追逐。一些唱片公司、音乐制作商也往往通过不断推出新的民歌手赚了大钱。一些民歌手也不断通过写出新的带有民歌元素的民歌而走红乐坛。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的音乐版权保护制度渐趋完善,一些民歌手单凭一首走红的民歌,就可以赚到一辆跑车。这无疑激发了无数青年人成为职业歌手和踏上音乐之路的梦想。事实上,大部分美国民歌和民歌手都是通过商业运作的方式被推向市场的。(www.xing528.com)
第四,美国民歌似乎从未固守所谓的美国传统或美国特性,而是巧妙灵活地采用了一种完全开放的姿态,不拘一格地吸取了世界各地的多元民歌的音乐元素或者音乐旋律来装点自己。一方面,美国本身就是一个多元文化国家,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自身的文化元素和传统音乐肯定会对美国民歌产生影响。如美国黑人的民歌、布鲁斯或他们所传承的带有非洲色彩的民间音乐就是美国民歌发展的一个重要宝库和文化资源。另一方面,美国民歌也充分借取了世界各地的异域风情和音乐元素。如鲍勃·迪伦就没有任何犹豫地采用过英国歌谣的旋律来创造自己的非常著名的歌曲《大雨将至》。在美国民歌里经常有加拿大民歌、智利民歌、中美洲地区的民歌和英国民歌的音乐基因,但这并没有影响这些歌曲以美国民歌的名义流行一时。
第五,美国民歌实际上走的也是旧瓶装新酒的路子,即用带有传统音乐色彩的音乐形式和民歌形式,来表征崭新的丰富多彩的生活内容和人民大众的丰富深沉的情感世界。在我看来,这可能是美国民歌得以欣欣向荣的最为重要的原因。从袁越先生所著的《来自民间的叛逆——美国民歌传奇》一书丰富的资料可以看出,在音乐实践上,美国民歌从未固守民歌原来的音乐形式和歌词内容,它们一直只利用民歌的某些元素,如一些音乐元素,创造出一些带有民歌色彩的音乐形式,并利用这些音乐形式灵活机动地表征流动变化的生生不息的生活内容,表征广大民众的复杂丰富、细腻深沉的情感生活。因此,美国民歌始终是与时俱进的,贴近广大民众的当下生活和情感世界的。
如以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享有盛誉的民歌手鲍勃·迪伦来说,这一点也是显而易见的。他所写的第一首带有民歌韵味的歌曲《给伍迪的歌》(Song to Woody),就借取了一首老民歌的曲调,而歌词内容却正如题目所暗示的一样,完全是崭新的,它表达了一个初出茅庐的歌手对当时的民歌鼻祖之王伍迪·格思里深沉的仰慕之情。当时还未成名的迪伦经常在各种咖啡馆、歌厅和俱乐部演唱民歌,他为了适应现场演唱时的气氛或者针对当时的热点事件,经常灵活机动地重新改造或处理民歌的歌词,而不是完全固守原有的歌词。迪伦在20世纪60年代初创作了很多新歌,其歌词内容大都与当时美国社会的热点问题有关,如反战、个性解放、生态主义或者某个不公正的刑事判决事件,大都是就事论事。而这些歌曲的音乐旋律大都借用了老民歌的元素,呈现出浓郁的民歌风味。非常经典的、后来成为20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和反战运动的圣歌的《答案在风中飘扬》[9],是迪伦闯入美国乐坛的一张入场券。迪伦的贡献在于他以艺术的手段和审美变形的方式,表征了那个时代的美国年轻人对于战争、暴力及种族歧视等方面的普遍性和弥漫性的怀疑精神和叛逆情绪。再如曾被美国现代民歌之父皮特·西格誉为“迪伦最出色的作品”的歌曲《大雨将至》,也是迪伦有感于“古巴导弹危机”而作的。迪伦与很多人一样,都觉得核战争一触即发,地球即将被彻底毁灭,于是以此为契机,创作了该歌的歌词,又用一首古老的英国儿童歌谣的曲调来谱曲。这两首歌曲都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而迪伦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以广大民众喜闻乐见的民歌的方式把这种时代精神表达出来,使其流行面更广,影响力更大。除了创作大量的与社会热点问题有关的抗议民歌外,迪伦还创作了许多与他自己的情感生活、隐秘生活和精神世界有关的歌曲。如他与情人苏姗的感情生活的甜蜜、苦恼和困惑,甚至他自己的精神困惑、人生危机、麻醉品的刺激和艺术生涯的困顿,也都在其歌曲中表现出来,并留下许多站在音乐排行榜上的经典歌曲。显而易见,迪伦本人和他所演唱的民歌始终是与时俱进的,始终是以带有民歌元素的音乐形式来随物赋形,来表征流动变化、生生不息和广阔精彩的社会人生,来表征深刻复杂、细腻微妙的情感世界的。在我看来,迪伦的成功在于,他充分利用了民歌形式的本身魅力,并以这种传统音乐的形式来表达贴近老百姓当下日常生活的内容。在五六十年代就大红大紫的迪伦,在1995年又以一张《时光不再》的唱片重返乐坛,并获得了著名的格莱美最佳唱片大奖,在2001年还以《爱与偷》的唱片傲立于音乐排行榜上。迪伦在创作和传唱民歌方面的巨大成功,都足以说明民歌只要与广大民众真实的生活世界和情感世界息息相关,就会焕发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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