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符号学角度看，满族传统仪式音乐与认同的关系体现了“符号”如何表现“符号功能”的问题。在符号学中，当一事物作为替代品而代表另一事物时，这一事物的功能被称为“符号功能”，承担这种功能的这一事物被称为“符号”。无论从“符号”的形式，还是从“符号功能”的形式进行理解，都存在两个“事物”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在符号学中把这两项分别称作“符号形式”（能指）和“符号内容”（所指）。[14]“符号形式”能凭我们的感觉具体捕捉得到，“符号内容”则未必如此。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符号内容”可能是“指示物”，也可能是“意义”。“指示物”是适用于符号形式的特定的、具体的个体或事例，“意义”在这里是与“指示物”对立的，可以理解为适用于同一符号形式的一系列的指示物所应满足的条件。[15]在语言中，专有名词中的符号内容常由“指示物”规定，如果是普通名词，符号内容就由“意义”规定了。例如，boy这个词“指示物”是男孩子，但适用的对象必须要满足“人”“男性”“年轻”的条件，这是boy的“意义”。[16]“在人类语言中（即便抛开人类记忆的局限不提），决定‘符号内容’的一般不是‘指示物’而是‘意义’。”[17]
“意义”基本上是通过符号形式和符号内容之间的相互关系构成的。然而，在不同情况下，已经形成的符号整体还可以变成新的“符号形式”与一些新的“符号内容”对应，产生出更高一级的意义，由此出现了两个不同层次的意义作用。为了进行说明，分别把这两个层次的意义作用以“指示义”（denotation）和“内涵义”（connotation）进行区分。例如，在第一层次里，rose是通过符号内容“蔷薇”产生意义作用，这种符号内容就是“指示义”。第二层次里，已经包含了“蔷薇”这一符号内容的rose的符号整体变成新的符号形式，它又获得了“爱”这个新的符号内容，这时的符号内容就是“内涵义”。[18](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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