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的“非遗”项目的族性界定存在一些问题，某些文化官员、研究者、地方民间艺人仍带有鲜明的本质主义思考。尤其是他们面对由于民族识别带来错误的族群传统音乐的“非遗”项目的族性界定时仍固守传统的学术思维，没有针对其问题展开反本质主义性质的思考。因为，当前多重文化互动语境中族群传统音乐的涵化现象越发严重，以至于我们很难确定某些“非遗”项目的族性问题。以河北丰宁满族“吵子会”音乐为例，他们其中的一些用乐人具有典型的跨族群（满、蒙、汉）文化身份，同一个乡镇的不同村寨则有两个族群身份的“吵子会”，那么，这些“吵子会”音乐的族性应该如何界定？是满族还是蒙古族“传统音乐”？这种音乐所代表的是哪些族群的文化认同？笔者认为，以后现代思维来观照丰宁“吵子会”音乐其实就是跨族群文化身份认同的一种交互文本，是国家在场语境下跨族群文化间彼此妥协形成的一种区域音乐乐种。我们很难界定“吵子会”到底属于哪些族群的“传统音乐”，因为，从其用乐人身份、乐器构成、传统曲牌来看，与汉族传统音乐没有区别，但是当下其用乐人的身份分别属于汉族、满族、蒙古族等。如笔者2016年5月在河北丰宁县胡麻营乡塔沟村考察，该村“吵子会”成员的蒙古族身份也是成立丰宁满族自治县时候改的，其家谱记载来自于山东登州府海阳县二道甲丁家村，该村的姓氏基本上都是属于丁、刘、张三姓，可以看出该村“吵子会”乐人的文化身份属于蒙古族身份，进而其音乐也体现出鲜明的蒙古族音乐的主观认同特性。但是，这些音乐是八间房村“吵子会”师傅传授的。可以看出“吵子会”族群边界随流播而移动（汉族—满族—蒙古族），进而实现了音乐在跨族群之间的文化认同（区域音乐认同的形成）。所以，“吵子会”的跨族群传播特性导致我们很难界定其文化身份的归属问题。这在某种情况下为“吵子会”族性界定带来困惑。但是，据笔者调查，丰宁县政府与文化部门选取八间房村“吵子会”作为“非遗”项目进行申报，不但是由于该村“吵子会”乐人的演奏技术相对较好，同时还可以把它作为“满族传统文化”的代表符号进行推广，并没有真正考虑这种音乐原本的族性特征。因此可以看出，当下的“非遗”运动是国家政治文化权力与地方性知识相互作用下的一种主观的话语建构，是文化部门、学者、民间艺人三方“共谋”的文化产物。“话语的存在方式是什么？”福柯的答案应该是：知识和权力的共谋所决定的话语。[34]同时也证明：“事实上身份是关于使用变化过程中的而不是存在过程中的历史、语言和文化资源的问题：与其说是‘我们是谁’或‘我们来自何方’，不如说是我们可能会成为什么、我们一直以来怎样表现以及那在我们有可能怎样表现自己上施加了怎样的压力。”[35](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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