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具有后现代思维的“多点民族志”已经运用到跨界族群音乐研究中。它的形成正是受到女性主义、后结构主义等思想运动的驱使，来关心现实全球化的世界。[30]比如移动的田野、互证（互释）的田野、移民音乐、离散音乐、音乐飞地等等问题的研究。笔者认为，跨界族群音乐研究是对处于两个不同政治话语体系中的同源族群传统音乐的比较研究，通过对它们的音乐结构与文化象征隐喻的解读与阐释，进一步分析同一乐种在处于两种不同的政治话语体系中，与周围族群文化之间的互动交流的当下结局。跨界族群音乐的发展与变迁的研究考察势必将涉及双方的政治权力、话语体系、文化传播、文化变迁、族群认同、政治认同等多重文化语境的考量。如笔者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课题“瑶族婚俗仪式音乐的跨界比较研究——以中、老瑶族为考察个案”，就是运用“多点民族志方法”对不同政治语境内的瑶族婚俗音乐文本的叙事方式进行多角度的描述与观察。同时通过对其多场域特性的民族志考察，可以使不同性质的瑶族婚俗个案场景进行联结转换，以分析与印证不同政治语境与地理文化区域内瑶族婚俗音乐个案之间的区别与联系。[31]正如有学者认为：“多点民族志的出现与20世纪70年代后世界体系宏大视角的变化及后现代理论的影响有关……当前的社会条件要求研究者把地理流动、跨文化接触、变动的身份作为人类经验的组成部分，而质疑任何关于文化真实性和静态身份的幼稚观念。”[32]“多点民族志，通过超越单一地点的研究来分析文化意义、事物、身份等在不同时空的循环流动。马库斯认为要在地方社会中发现宏大体系的现实，这要求研究者把自己置于世界体系中，放弃固定的田野点，而跟随人、故事、隐喻或事物的流动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这种流动的民族志通过追踪多个地点或场景的活动来分析文化的生产，这种研究不仅仅同单一地点的民族志一样建构研究对象的生活世界，而且通过不同地点的关联来理解世界体系本身。”[33]
中国跨界族群音乐研究与国外的离散音乐研究、移民音乐研究、飞地音乐研究具有很多相似之处，这些研究都涉及音乐变迁与文化认同问题的多点关注与追踪。因为跨界族群音乐文化研究就是基于某族群文化同质化基础上的一种音乐的差异性现象的生成语法的分析研究，借助于不同田野点之间民族志文本的描述与阐释，通过两个政治语境中田野点之间的互证、互释手段，进一步厘清处于不同政治边界的某个乐种文化变迁的历史轨迹。所以，当下的中国跨界族群音乐文化研究主要还是在多点民族志田野的思维基础上，分析与解构同源族群传统音乐文化在不同的政治权力与话语体系、地理民俗文化环境等诸因素的影响下导致的音乐的结构、风格与文化象征隐喻的变异现象。比如，后殖民主义理论中福柯的权力与话语对处于不同政治边界中的同源族群传统音乐文化之间本土化与当代性给予的解构性的考量。因为，正是由于处在不同的政治权力与话语体系的建构背景下，同源族群的某一传统音乐在与其所处的社会、民俗、语言等文化语境的多重互动作用下，其传统音乐文化的差异性现象在随着历史的发展变迁越发加剧。(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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