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史学视域下的历史民族音乐学研究成果

有关后现代主义的定义，利奥塔尔认为：“简化到极点，我们可以把对这种元叙事的怀疑看作是‘后现代’。”^[23]笔者认为，后现代就是对元理论的解构与颠覆。民族音乐学的后现代思维表现在研究观念、研究方法与思路的拓展与创新。当然绝不是对学科传统的摒弃与全盘否定，而是吸收多学科知识达致对研究对象的多维思考与解读。当下历史民族音乐学的后现代思维不但体现在研究理念的调整上，同时要以实际行动走向历史的田野，结合“从眼光向下回到历史现场”^[24]的研究范式，倡导面对传统音乐文化的历史性研究时，不但注重对书面文献的挖掘与考据，而且要走向“历史的田野”，让历史文献书写重新回到历史现场与历史语境中，重新观照族群传统音乐在其过往的社会历史语境中，与其所处时代跨文化间的横向互动、交流的历史轨迹的逆向考察。同时，要深刻反思学者们面对书面历史文献研究时固守的实证主义的本质主义观念。因为运用后现代主义史学观重新审视民族音乐学研究，我们不能回避的问题是：传统史料多为具有官方行为性质的有选择性的历史书写，尤其注重对上层文化（或精英阶层，大写的单数“HISTORY”）的主观历史书写，忽视了对民间草根阶层历史文化的客观记录（自下而上的历史书写，复数的历史“histories”）。如当前中国民族音乐学界倡导的音乐口述史（口述音乐史）研究，就是对无文字族群以及民间草根阶层音乐文化历史记忆的搜集与记录工作。^[25]正如多米尼克·海德（Dominic Head）认为，后现代主义对元叙事和宏大理论的解构伴随着话语的平等结合，这种表达模式创造了边缘话语可能获得倾听的草根阶层的微型政治。^[26]可以看出，当下我们看到的很多传统历史文献是带有选择性、主观性的史料书写文本，尤其注重对帝王将相、达官显贵等精英阶层，以及每个朝代具有代表性的音乐家史料的编纂与记录，受汉族文化中心论的影响，作为蛮夷狄戎文化身份存在的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的历史记忆被边缘化，缺乏相应的史料记录。同时，民族音乐学研究中呈现的后现代主义史学观有助于丰富与弥补当下中国音乐文化史的历史书写。

无论是历史田野还是案头工作的史料分析，民族音乐学研究者还要深入关注音乐文化史料的叙述方式（书写方式），分析其史料背后隐藏的不同寻常的文化逻辑与含义。注重田野工作现场（仪式）音乐在特定文化语境中被如何操演的，以及口述文本资料的搜集中，被访谈者对“乐人”“乐事”的历史记忆是如何被建构的（叙述的），要关注音乐文化的历史史料与历史事实之间的差异问题是如何形成的等问题。新历史主义者怀特（Hayden White）更极端地把历史看作是一种话语的操演，他虔信历史就是一种叙述，就像小说家叙述历史故事一样，史学家的工作不过是对过去做“故事新编”。因此，历史研究有赖于史学家如何来编写和叙述故事，进而凸显历史事件的不同意义。^[27]新历史主义是基于传统的历史书写语境下产生的后现代主义史学研究观念，它是对传统史学注重实证主义研究理念的一种调整，甚至是对研究思想的一种修补抑或是颠覆。质疑传统史学奉行的实证主义研究主旨，如德里达运用后现代主义中的解构主义理论对传统史学研究中的“文本”与“真实”的概念的冲击。^[28]同时，新历史主义公开对兰克史学的实证主义研究观念的挑战，具有鲜明的反本质主义特性，其思维观念具有较强的后现代主义思考。因为，盲目地主观地信奉传统史料中的实证主义研究理念，而忽略了传统文献文本所呈现的有选择的主观历史书写，进而导致对研究史料考据的片面性，达致不能真正对研究对象进行客观合理的有效解读。可以看出，传统史学多关注“自上而下”的历史研究，而当下的后现代史学的研究已经注意到“自下而上”的历史书写，比如社会史、生活史的研究。同时也不再将传统历史文献作为一种静态封闭的文本看待，而是强调对历史文献的选择、编撰与其所处时代的政治、社会语境互动关系的考察，尤其重点考量历史文本书写的主客观因素是什么。比如，如今再谈文化的起源，恐怕意义不大，因为无论是考古资料还是传统文献，都是上层社会官方、文人等有选择的、改变的甚至是被虚构的历史书写。而且在权力关系与话语背景下的历史史料存在着“历史书写”与“历史事实”之间的差异性问题。王明珂认为：“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以文字记录保存的‘史料’，只是些‘过去事实’中很小的一部分。它们是一些被选择、组织，甚至被改变或虚构的‘过去’。因此一篇文字史料不能简单地被视为‘客观事实’的载体；正确地说，它们是在人们各种主观情感、偏见，以及社会权力关系下的社会记忆产物。”^[29](www.xing528.com)

总之，民族音乐学由于受到新历史主义思想的影响，将学科研究置于后现代主义语境中进行综合考察，不但继续坚持进行“自上而下”视角的对精英阶层音乐历史的书写传统的考察，同时开始关注“自下而上”的对草根阶层音乐历史记忆资料的搜集与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