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的比较音乐学受到古典进化论思想的影响，坚持以“欧洲音乐文化中心论”的学术思维开展对非欧音乐的比较研究，其观念本身体现出“中心论”的一元化思想，即认为欧洲音乐是人类文化中最优秀、最为成熟的音乐，折射出鲜明的“本质主义”[8]思维。在民族音乐学学科发展时期，学科受到20世纪上半叶美国人类学家博厄斯倡导的“文化相对论”（文化决定论）思想的影响，强调人类的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个性特征与存在价值，亦即人类音乐文化的多样性问题。提倡人类音乐的多样性其实就是尊重文化的差异性，这种“差异”的提出就是后现代主义思维。民族音乐学研究主张打破“中心论”，提倡音乐文化的“多样性”，呈现出反本质主义性质的学术思维。杨民康研究员认为：“以梅里亚姆、赖斯等人为代表的现代民族音乐学，先后采纳了学术上有承继关系的博厄斯人类学多元文化观和后现代建设论文化观，以较宽容、理性的态度来处理和面对各种音乐文化危机现象的同时，还一定程度削弱、化解了由彻底、极端的后现代怀疑论所带来的某些尖锐矛盾问题。”[9]所以可以看出，民族音乐学研究经历着从本质主义走向反本质主义的学术观念阶段。比较音乐学时期强调对音乐的实证主义研究，以柏林学派为代表的学者们多是针对原始部落音乐的本体特征给予实验室数据的比较分析研究，强调具有科学主义、绝对主义性质的本质主义学术研究。因为，随着“后现代主义的兴起……是对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的反思……后现代主义在认识论上强烈反对科学主义中的实证主义，并因此拒绝任何‘客观事实’的存在，认为那只不过是个话语建构”。[10]进入民族音乐学时期，受到人类学思想的影响，强调将音乐表演活动置于当下的在场语境中进行思考，重点考察音乐与其所处的社会、历史、民俗信仰等语境的互动研究。因此，音乐所处的语境不同，其折射的文化隐喻的深层结构也有区别。以民俗仪式音乐的表演文本为例，每次的表演与上次与下次的表演相比较则意味着是一次“再语境化”和“去语境化”的过程。其研究理念彰显出鲜明的反本质主义特性。(https://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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