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书峰
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后现代思维在西方学界运用已久。如美国芝加哥大学的马丁·斯托克（Martin Stokes）的族群、音乐与认同问题的研究[1]，美国著名民族音乐学家菲利普·波尔曼（Philip V.Bohlman）结合挪威著名人类学家弗雷德里克·巴斯的族群边界理论对“以色列的德国犹太人和室内乐”展开的民族音乐学意义研究[2]。当下，中国民族音乐学界已经开始尝试运用后现代主义理论开展分析研究。如薛艺兵先生以西方后现代理论与方法为参照，分别从学科对象、学科目的、学科方法等方面，对中国民族音乐学的学科历程进行评价和反思。他认为：“如果按后现代西方民族音乐的研究实践重新认定民族音乐学的性质，我认为发展到今天的（主要是西方）民族音乐学，已经不能再以其研究对象来确认其学科的性质了，它已是一门方法论优先的学科。”[3]杨民康研究员以当代音乐民族志的语境研究观为例，针对民族音乐学后现代转型之路结合反本质主义理论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与阐释。[4]宋瑾先生从后现代视角对音乐人类学的“声音、概念、行为”和“历史/语境”模式进行阐发，并通过联系后现代主义相关理论，参照人类学研究、哲学研究中“关系实在论”的相关成果，以及语言学关于“概念/命名”的探究，强调对“音乐”的非本质主义解释和语用。[5]澳籍华裔学者杨沐先生的专著《寻访与见证——海南民俗音乐60年》[6]，通过运用后现代、后殖民理论中的知识与权力的关系、身份与政治认同的建构与易变属性，以及现代性的多元可能等理论对海南民俗音乐活动传统与当代的变迁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研究，可以说是运用西方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对海南性俗音乐活动的被边缘化的深层隐喻以及当下中国“非遗”项目中出现的权力与知识相互作用的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建构问题进行的深入剖析。当下，中国民族音乐学界受到西方文艺美学、哲学理论的影响，其学术研究路向开始有所转型，不再固守学科研究属性的本质主义学术思维，开始运用后现代主义理论展开女性主义音乐、性别音乐、移民音乐、音乐与认同等问题的研究，并取得了系列研究成果。尤其是2015年11月在南京艺术学院召开的以“民族音乐学与后现代思潮”为主要议题之一的“中国民族音乐学反思与建构学术研讨会”[7]，可以说真正掀起了中国民族音乐学后现代主义研究的序幕。(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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