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南京艺术学院杨曦帆教授出版了专著《音乐的文化身份——以“藏彝走廊”为例的民族音乐学探索》，作者以“藏彝走廊”中白族、藏族、羌族等民族的传统音乐事象为例，关注音乐与文化的关系，论证了相关民族音乐及其音乐行为的文化身份，并将相关音乐事象作为民族文化认同的具体内容加以阐释，为“音乐与认同”主题的研究和探索提供了一份厚重的研究成果。[12]
2015年在南京艺术学院召开的“中国民族音乐学反思与建构学术研讨会”上以“反思与建构”为题，诸位专家学者从主体性、自我、差异性等不同维度对“认同”主题有所涉及，魏琳琳发言题为《民族音乐学“音乐与认同”的研究路径译介——以1982—2015年〈民族音乐学〉（Ethnomusicology）个案研究为例》，将西方民族音乐学关于该话题的文献做了综述，通过对这些外文文献研究路径的分析，进而思考如何使这一话题的研究成为我们可做的一项研究工作。
近几年来，在中央音乐学院少数民族音乐专业方向的博士生教学体系中，非常注重加强对“音乐与认同”主题的研究与教学实践。具体而言，相关博士后出站报告及博士学位论文都对认同有所涉及。2016年1月，由中央音乐学院博士生导师杨民康研究员牵头，组织中央音乐学院博士毕业生（魏琳琳、赵书峰）、在读博士研究生（张林、董宸、苗金海）以及有着共同研究兴趣的学者（杨曦帆）共七位成员成立了“音乐与认同”研讨小组。该研讨小组分别在2016年4月、7月召开了三次预备会，并于2016年7月10—13日内蒙古艺术学院召开的“第十九届传统音乐学会年会”学术研讨会上进行小组发言，七位成员就“音乐与认同”主题提出了自己的研究设想与不同维度的思考，会后小组成员将发言内容整理成文，在中央音乐学院学报上刊发“音乐与认同”专栏。正如杨民康教授在“主持人语”中提出：“音乐本体或形态层面作为文化表征，在这样的研究趋向里还有什么样的对象性意义？当音乐与多元文化观相遇，其本真性和艺术审美意义受到严重的质疑时，我们是否还有必要另辟蹊径，去努力思索和探寻音乐本体分析含有的更为多样的价值和意义？”[13]为此提出“音乐文化认同”概念，并在实际的研究中允许存在主位的和客位的两种视角，即从内心听觉与感性体验角度进行关照，以及侧重于音乐风格类型辨析。这里，族群（性）音乐认同是最主要的一种。再者，在研究对象眼中，倘若这是一种音乐或艺术现象，这便属于音乐认同的范畴。倘若这不是单一的音乐艺术现象，而是一种在文化语境中的音声产品，那么，就应该纳入多重文化认同类型之中。(www.xing528.com)
音乐文化认同的研究可以有不同的方位和视角，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从主位和客位的不同角度来识别、认证和讨论。杨曦帆教授在《音乐的文化身份——解读白族洞经会的社会语境》发言中提出，文化认同是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文章以白族洞经音乐实践主体——“乡绅”阶层为代表，讨论了传统文化以及所反映的个人身份认同问题。[14]魏琳琳在《蒙汉杂居区日常音乐实践的语境与认同》发言中指出“曲目”这一音乐研究的路径可以作为理解、建构音乐族群与个体认同过程中的重要角色而被重新加以审视。曲目的选择成为区分特定乐社或个人音乐认同的决定性因素。[15]张林在《音乐如何体现认同？——以新宾“满族传统仪式音乐”为例》发言中，首先解释了文化认同的内涵，继而结合“音乐”与“文化”的关系，从符号学、梅里亚姆（Alan P.Merriam）的“概念、行为、音声”模式与蒂莫西·赖斯（Timothy Rice）的“时间、场域和隐喻”等理论阐释音乐与认同的关系。[16]董宸在《音乐与认同：南传佛教巴利语课诵音声模式研究——以西双版纳〈三皈依〉、〈五戒〉为例》发言中，对巴利语课诵音声的结构进行具体的简化还原的形态分析，得出其音声构成的深层模式和模式变体风格转化的规律，为“音乐与认同”主题的研究提供一个新的方式。[17]苗金海在《敖包祭祀场域下的鄂温克族音乐文化建构与民族认同——以鄂温克家族性敖包祭祀个案为例》发言中提出家族性敖包祭祀仪式中所使用的音乐普遍带有鲜明的民族文化标识，这对于建构族群边界、强化民族文化认同具有重要的工具性作用。[18]赵书峰在《族群边界与音乐认同——冀北丰宁满族“吵子会”音乐的人类学阐释》发言中以挪威人类学家弗雷德里克·巴特（Fredrik Barth）的族群边界理论为阐释依据，针对河北丰宁“吵子会”音乐的族群边界与音乐认同变迁问题给予了多维度的观照与审视。[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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