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人类学视角下的中国民族音乐研究

魏琳琳^[1]

“认同”是一个源自个体心理学的重要概念，如今认同问题已成为国内外学术界关注的研究热点之一。近年来中国民族音乐学界运用认同理论，为少数民族音乐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视角与理论方法。现有诸多文献结合田野个案，讨论“音乐与认同”之间的关系，关注认同理论对于中国民族音乐学界的影响，注重跨学科的对话与交流。为此，展开了对该话题的专题讨论。

20世纪50年代心理学家埃里克·埃里克森（Erik Erikson）关注个人的发展阶段^[2]，提出我们熟知的“认同危机”^[3]。20世纪80年代初，西方民族音乐学家开始从不同维度关注“音乐与认同”之间的关系，研究音乐与社会、文化现象相关的所有因素。克里斯托弗·沃特曼（Christopher Waterman）关于个体自我认同的研究^[4]，登·汤普森（Gordon R.Thompson）研究器乐演奏所反映的阶级生产^[5]，彼得·曼纽尔（Peter Manuel）研究舞蹈音乐中音乐元素的挪用^[6]，丹尼尔·里德（Daniel B.Reed）讲述仪式音乐中的宗教抵制行为^[7]、托马斯·所罗门（Thomas Solomon）关注唱词文本所体现的社区景观^[8]、韦慈朋（J.Lawrence Witzleben）研究曲目文本与音乐风格的选择^[9]等等。(www.xing528.com)

自20世纪90年代始，中国学者开始借鉴人类学研究方法，关注中国民族民间音乐。^[10]近几年来，中国民族音乐学界（尤其是少数民族音乐研究）结合人类学、民族学跨学科方法从“认同”视角对田野调查个案进行讨论。从现有文献来看，“音乐与认同”主题研究目前存在几种表述方式：第一，宏观理论与微观个案研究，有的学者从微观个案入手，有的学者从宏观理论层面切入；第二，认同多层面的研究，有的学者侧重个人认同、身份认同，有的则注重族群认同、区域认同、国家认同；第三，借鉴人类学、民族学、心理学、历史学等学科进行跨学科视角的讨论。西方学者露丝·斯通（Ruth Stone）在对“民族音乐学理论”进行讨论时，曾经将认同、性格、种族等“议题”称为理论，并承认它们与我们以前考虑的其他社会理论有所不同。但是美国学者蒂莫西·赖斯则认为它们根本就不是理论……它们是可以运用社会理论研究的主题，并且这些主题会产生特定学科的民族音乐学理论，从而可以阐明每个地方性研究所特有的问题。^[11]因此，笔者结合中国民族音乐学界（尤其是少数民族音乐）近期对此话题展开的学术活动从发起阶段、沙龙阶段、专题研讨会阶段等不同时期进行全面详细的梳理，以期对该话题进行整合性专题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