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艺术人类学研究：跨界音乐文化与宗教认同

文化圈研究是来自于人类学的一种比较重要的研究方法，而在跨界族群音乐文化研究中，文化圈方法的应用往往是与宗教研究及宗教认同研究联系在一起的。在此类研究中，怎样才能正确地认识传统宗教文化对跨界族群音乐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所起到的作用？如何处理好宗教文化认同与国族文化认同的关系，把握好理解相关国家政策和社会、文化伦理的尺度？是至关重要的几个问题。

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的传统节庆，有许多原本就与传统宗教仪式活动相关。在云南与周边，当以“宫廷与寺院为中心”的传统社会结构纷纷招致解体时，南传佛教节庆仪式及其吟唱活动却在境外地区被奇迹般地保留下来，而在境内地区则经过了历次政治运动的洗礼，在许多年销声匿迹之后，也得以迅速的复活和还原。可以说，南传佛教节庆及其吟诵艺术所包含的文化大传统基因及其所拥有的“跨族群—地域—文化”传播能力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维护和纽带作用。今天，中缅、中老等国境线两侧的节庆仪式活动都可分为三类：（1）各族群民间节日；（2）以泼水节、安居节为代表的佛教节庆；（3）以国庆节为主的各种现代国家节庆。它们分别对应于跨界族群音乐文化的原生、次生、再生三个文化衍生层面。其中，南传佛教节庆仪式居于中层，是维系国境两侧南传佛教文化圈各族群文化归属感和认同感的最稳定的纽带之一。

从文化与族群的关系看，三类节庆或三个层次中，原生层次里，传统民间音乐文化对族群本身有着明显的依附性；次生层次里，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宗教文化相对具有较多的独立性、自主性和导向性；再生层次里，显性的旅游文化、官方节庆（如定为民族节日的官方泼水节）等因素则对隐性的佛教大传统及政治文化具有依附性。(www.xing528.com)

因此，从文化认同的情况看，在跨界族群文化三层次中，在各人为宗教文化圈里，位于中层的泼水节（传统）、安居节以及北方民族的同类节日，如藏族的祈祷节和雪顿节、维吾尔族的肉孜节（即开斋节）和库尔班节以及存在于南方多个少数民族地区的基督教圣诞节等，在文化的自身独立性、自主性及国境两侧的文化认同感、归属感等要素上居于比较显著的地位，在诸对象层次中据有相对重要的文化意义和学术性意义。比之而言，处于原生、再生层次的诸文化形态则不同程度体现出孤立性或局部性的认同状况。例如，原生形态中，传统民间音乐较多为纵向传承为主的地域性乐种、乐器；再生形态中，各国的国庆节均具有特定的时间、空间属性和相异的政治文化色彩。像泼水节这样的传统节日被定为民族节日后，也被赋予了国家庆典及国族认同的新的象征意义，并有相异于民间传统节日的较固定的举办时间。像新生的布朗族桑刊节（亦是傣族泼水节的别称），也是在此意义上被重新提上了议事日程。

俗话说，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这里比喻的是一种乡土文化情缘和地域文化认同。在信仰南传佛教的不同国家和广大区域内，来自四面八方信众的类似的情感交流和信仰认同，可以通过《南无经》里的一句十八字巴利语偈言来予以实现。当然，偈言必须配上与不同语言的音调、语调相适应的曲调旋律。在同一族群或相同教派内部，仅凭曲调旋律的一致性，便可以获得很好的沟通效果。而在不同地域来源的信众之间，由于存在着异文化语言引起的沟通障碍和陌生的音调、语调带来的种种心理、审美隔阂，当双方同时使用巴利语（而非梵文）的偈言作为相互沟通的信号符码时，便立即达到了彼此接受和认同的效果。同样，在信仰基督教的国家和地区，无论有多么复杂的民族杂居区域背景，来自任何族群的外来客人，一进教堂，听到赞美诗的吟唱，马上就能够进入彼此认同和乐于交往的情景。应该说，这众多的日常生活事例就充分体现了音乐认同在各种传统人为宗教文化圈内所具有的传播能量和社会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