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不同阶段的物与物质文化研究

弗雷泽所著《金枝》被誉为人类学研究的奠基之作，该书围绕金枝这一“物”的象征意义展开。而在此之后，人类学的不同理论学派及学者对与“物”有关的文化，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各自的观点与看法。

考古人类学以“物”作为社会线性演进的标志，进化论学者以人对“物”的开发利用与掌控程度作为社会文明发展阶段的划分标志，比如，摩尔根认为陶器的出现是划分“蒙昧社会”与“野蛮社会”的标志，对铁器的使用则助推人类从“野蛮”跨入“文明”；传播论者强调相似文化的空间分布，通过描绘物质文明及其加工技术的分布图来论证不同地区文化、器物等相似性在于人们交往过程中的传播、借用；新进化论者沿着文化唯物主义道路前行，比如，斯图尔德赋予人类的造物技术以文化核心的地位；功能主义者在研究中，强调“物”与人类社会的联系并着重挖掘“物”的交换的社会意义，比如，涂尔干由以“物”为图腾的早期宗教信仰开始他的研究，而马林诺夫斯基在特洛布里安德群岛的田野调查正是由当地人的物品（库拉圈）交换展开的；结构主义者认为，物质的交换、流通是人的思维结构关系的本质体现；而文化解释论者的观点是，“物”与文化之间有着丰富复杂的隐喻关系，比如在印尼巴厘岛的斗鸡背后隐藏着社会地位、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等一系列象征内涵，“雄鸡”成为巴厘岛男人的象征。^[8](www.xing528.com)

人类学及其不同理论学派对“物”的研究，实质上是对“物”的背后起支撑作用的文化体系的研究，它告诉人们，从“物”这一角度和层面出发，是由现象到本质了解人类社会的重要途径。^[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