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用瓷生产与景德镇传统产业合作

不同于其他陶瓷产区的生产模式，由于商品贸易的繁荣，明朝时期，景德镇就形成了分工合作的产业发展模式。“共计一坯之力，过手七十二，方可成器。”^[2]精细化的生产体系让不同生产环节紧密联系在一起，共同完成瓷器的制作。这也就意味着，景德镇有独特的生产模式。不同于书画创作，陶瓷生产中很难区分开来每个环节生产中各方所起到的作用，也难以将具体的行业划分出来。在长期的合作过程中，根据不同工序在生产中的地位进行利润分配，形成固定的产业发展体系。但在这种生产体系下，不同生产工序的分工合作并不存在如同书画市场的身份和定位的差异性，不存在代笔的环境，也就不可能出现类似书画领域的代笔问题。而如果将这一问题置于明清时期，景德镇陶瓷生产而言，更能理解这一产业发展模式。由于国内外陶瓷市场的繁荣，景德镇陶瓷生产集中在日用瓷领域，多是与生活消费相关的各种日用产品，较少有陈设瓷。即便存在部分工艺品，但对于陶瓷特征而言，更多以釉色和瓷胎取胜，较少的陶瓷花面装饰也多是讲求技艺，并不侧重如同当下的陶瓷绘画艺术作品。“万历时，浮梁昊十九所制瓷器，秒极人巧。尝作卵幕杯，莹白可爱，一枚重才半铢。”^[3]作为难得的在历史上被记录的陶瓷制作匠人，昊十九制作瓷器也是以釉色和瓷胎出名，并不以画工著称。这也就意味着，至少在景德镇陶瓷生产领域，即便出现了专门彩绘加工的红店，也只是陶瓷生产中的一个工序，并没有凌驾于其他的工序之上。如果从器物制作类别来看，明清时期，景德镇陶瓷器物分为两大类：日用器和陈设器。即便从满足文房用品的装饰瓷而言，也多注重瓷器自身的装饰特色，并不注重瓷器作为一种艺术体系的方面。这与文人画在中国文化中的重要作用和地位很难相提并论。换句话说，在中国文人体系中，瓷器只是一个装饰品，并没有太多的文化内涵。这不仅与瓷器生产中多注重技艺的工匠有关，还与中国文人消费理念有关。在文人精英体系中，包括瓷器在内的所有手工业品，根本无法和书画艺术作品相提并论。

从传统景德镇产业发展体系而论，也有自身独特的一面。明朝建立以后，在景德镇设立专门生产皇家用瓷的御窑厂，开启了官民协同发展的格局。御窑生产体系的特点是不计成本生产出各种精美的陶瓷产品，以满足皇家需求。尽管在提升景德镇瓷器知名度和影响力方面，御窑居功至伟，但其也对民窑发展有诸多限制。见诸文献的史料记述了民窑烧造中不得私造黄、白、紫、红、白地青花等颜色的瓷器，也禁止在瓷器上写字，否则烧造者及其家人会受到严厉的惩罚等。^[4]诸如此类对民窑生产限制的各种规定，也意味着景德镇民窑生产中有许多限制，也很难在生产过程中类似书画作品那样进行自由的发挥。此外，尤为重要的是，许多著名的陶瓷工匠被纳入御窑生产体系之中，难以进行精品瓷的生产与制作。尽管这种局面到了后期有所改变，但总体而言，御窑象征精品瓷生产，民窑承载日用瓷加工的格局一直持续到清朝末年。

19世纪中后期的太平天国战争，让景德镇御窑生产体系遭受巨大的破坏。此后，一直伴随的内外困境，其瓷业生产难以恢复到辉煌期水平，直到最后解体。这一方面意味着对景德镇瓷业生产相对束缚的各种制度名存实亡，另一方面也促使大量优秀的陶瓷从业者为了维系生产进行民窑艺术创作。尤为关键的是，曾经引领世界的景德镇日用瓷生产体系瓦解，大批陶瓷艺人为了生存进行产业转型，精品艺术瓷加工和仿古瓷生产成为一个有效的选择。民国时期，陶瓷彩绘的迅速发展开启了景德镇陶瓷生产崭新的局面，以“珠山八友”为代表的陶瓷艺人努力探求新的发展路径。不同于传统艺人，新型陶瓷生产者将书画艺术转移到陶瓷花面装饰之中，引起了陶瓷收藏界追捧与官方的认同。在“求利”为圭臬的原则下，景德镇陶瓷绘画开始迅速发展起来，并逐步演变为瓷画艺术门类。这种转变对千百年陶瓷艺人而言，是个人身份的极大提升，一直影响到当下景德镇陶瓷生产。但对长期从事瓷业生产的工匠而言，在这种转变背后也面临着困境和压力。由于多是不具备文化知识的艺人，要在陶瓷绘画中添加相应的瓷字和落款，就要求助于有一定文化知识的人。因此，民国时期，代写瓷字就成为景德镇陶瓷生产工序的一个新增的行业。“写瓷字，是在彩绘后的瓷器和画好瓷像的瓷板上写字。……在瓶、碗等仿古瓷上写字，除了书写诗句、落款、印章外还要写底款。老板对写字先生很尊重，除了烟茶，还有酒菜招待。”^[5]新的生产模式催生了新的生产门类。对于不具备文化知识的瓷画艺人而言，在瓷画上写字，不仅能够显示创作者的文化修养，更为重要的是，能够提高作品售卖的价格。因此，写瓷字就成为近代景德镇陶瓷生产的重要工序之一，包括一些优秀的瓷画从业者也均请人代写。周友松、徐善琴、方家珍等均请蒋玉卿等代写瓷字。如果从景德镇传统工序的视角出发，写瓷字是整个工序的一个组成部分，是景德镇传统生产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如果从瓷画类似纸画的角度去分析，写瓷字就成为代笔的组成部分。因此，也有学者将此认定为代笔现象。^[6]由于瓷画艺术的兴起，瓷画创作者在景德镇开始引领陶瓷制作，成为陶瓷生产和创作的主导力量。围绕瓷画创作，形成了景德镇陶瓷新的产业发展模式。瓷画创作成为主导景德镇陶瓷发展的核心，也成为在瓷业生产中利润分配的主体。这一局面一直持续到民国末期，瓷画创作群体在景德镇不仅地位高，而且收入非常丰厚。(www.xing528.com)

1949年以后，新型陶瓷生产体系在景德镇确立，以建立在公正基础上的工资体系成为瓷业生产分配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拥有高超生产技艺和技能的艺人虽然工资收入和社会地位都很高，但远非民国时期在市场模式下的高收入。但这种分配体系由于改革开放而受到冲击。20世纪80年代，香港地区的商人来到景德镇，聘请艺人从事艺术创作，给予很高的收入报酬。部分著名瓷画从业者开始在家为这些商人进行创作，收取报酬。根据当事人的口述，为港商画一个瓷器的收入可以抵得上在工厂一个月的收入。这也就成为新的历史时期，景德镇陶瓷生产转型的代表。而这一局面到了20世纪90年代，随着市场的繁荣而愈加严重。在传统集体大工业生产体系瓦解以后，景德镇瓷业生产陷入困境。以瓷画艺术为切入点，重振景德镇陶瓷声誉，成为当时必然的选择，也再次推动了瓷画创作在景德镇的一家独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