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特区报记者梁婷用“他唯一的标签是时代”作为采访其加达瓦后专题报道的标题。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话：“在给记者讲故事时，其加达瓦一再强调：‘并不是我自己有多大能力，而是我每每能享受到社会变革带来的机遇。’其加达瓦成长的每一步都如拉链般严丝合缝，而‘时代’是不可抗拒的助推力——时势的变化为他带来了最直接的命运的转变。”[12]当然，从其加达瓦作为新中国地域民族版画创作“苗子”被选拔培养那一天开始，身份与使命已经同在。重要的是其加达瓦肩负起了这个使命，成了西蒙兹所说的“时代的发言人和解释者”。他的成长与版画艺术同时经历了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经济特区的建设和发展等不同时期的社会转型与时代变迁。他的黑白版画艺术也同时成了时代变迁中的视觉图像。
首先是《开路》《草原雄鹰》《解放军送我去上学》等反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西藏解放、翻身农奴新生活、解放军与藏族居民建设新西藏的作品。其次是70年代带有“文革”印记的《奴隶们创造历史》组画、《军民同学》《翻身农奴的心意》等作品，其中第三件作品表达的是“文革”中藏族家庭准备迎接来藏区插队落户的知识青年的情景。再次是新时期改革开放后，西藏各族人民用辛勤劳动创造幸福生活的图景——《翻身农奴有志气》《远牧》《金色的秋天》《臧家乐》等作品，展开了新时期西藏人民生活与劳动的生动画面。还可以看到特别强调女性作用的新中国赋予女性特别是少数民族女性身份地位的《藏族女干部》等作品。最后是80年代中期以后在保持以往的创作风格与脉络的同时，与西方文化冲击以及90年代的市场经济使人的个体生存差异性凸显的社会背景相关联，其加达瓦的木刻也出现了新的取向。既有《母与子》《盛世盛装》《震后喜相逢》《藏北牧女》等这些彰显族群身份与文化的作品，也有《育林人》《沉思》《高原姐妹》等象征性形象的塑造。从符号再现的视角来分析，其版画图像已经从“图标”再现走向“象征”再现了。(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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