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体影响与图式实践在艺术人类学的中国建构中的影响

四川版画群体的影响力在新中国美术史上是有目共睹的，无论是从艺术“民族化”的角度，还是体现国家民族意识的藏族居民形象塑造及其对美好生活的赞美，或者是地域文化的彰显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其加达瓦的图式实践从进入这个艺术场域开始就有了被群体选择、被群体赋予、被群体引导的特殊意义。当然这也是其加达瓦自身的可能性决定的。

首先，吴凡、牛文、李焕民等前辈版画家都多次赴藏地体验生活并进行创作，也经常以同样的愿望和目的带着其加达瓦到同样的地方体验同样的生活，完成同样的创作任务。“1965年9月，牛文、李焕民、其加达瓦受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委托为北京人民大会堂西藏厅创作陈列所需的6幅大型版画。自1965年9月至1966年2月，他们深入西藏各地搜集素材、体验生活。在此期间，适逢西藏自治区成立，他们在拉萨创作了一套题为《百万农奴翻身作主人》的组画。”^[9](https://www.xing528.com)

其次，群体使命与责任感让前辈艺术家积极地以自己的经验引导其加达瓦进行同样题材与方式的创作，并帮助其解决表达情感中的各种版画技术难题。“达瓦回忆说：‘那时，我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创作！冥思苦想也找不到一个创作题目，更体会不到创作的乐趣，只觉得自己不是干这个的料，相当灰心。’后来，在四川省美协李少言等老一辈版画家言传身教指导下，他学会了怎样从生活中提炼素材，如何创作构图，怎样用刻刀。在同事们的无私帮助下，他终于刻制出自己的处女作《开路》套色版画。作品参加了全国美展，被《人民日报》载文发表。他受到巨大的鼓舞，大大增强了喜欢版画、热爱版画与从事高水平版画创作的信心。”^[10]把其加达瓦的《开路》与李焕民的《初踏黄金路》放在一起比较，就可以看到前辈在创作思路、构图、风格等方面的直接或潜移默化的影响，也正是这样的主动影响与吸取成就了其加达瓦的年少有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