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公共艺术从传承文化的角度来看，民众对于文化的传承是处于自觉的生活化的日常状态中，它不需要被提倡、被宣传，因此，它是纯粹的个体自觉；从个人捐资、出劳力建造，到活动开展、许愿酬神等行为完全处于个人内心需要的自觉，这正是公共艺术公共性的最好体现，即公众参与度。现代意义上的公共艺术，更多的是在表征一个城市存在的文化事象和形象，因此总是尽可能地展示地域文化特征。“公共艺术是城市文明凝固的历史见证，是城市人们精神的表征，是城市价值品牌的名片，是城市形象符号的代言，是寄生于城市重要空间的良性细胞，是物质空间与精神空间的桥梁，是激活城市灵魂的酵母，是城市建筑与人的润滑剂，是空间的精神营养，是人文精神的觉醒，是都市空间人文精神的关怀。”[22]而对于艺术家和公众而言，呈现出两个不同的倾向性：艺术家主要热衷于对自我意识下的个人感受和个人生活经验的表述，而对公共社会的普遍理想与恒久性的文化精神的关注，显得有限而薄弱，与当代本土社会形态和一般大众的生存状态，没有发生密切的关联。而对于地域性的文化，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而言，许多的公共艺术设计者并没有对该地域文化有深度的理解，艺术创作停留在艺术本体的形式和语言层面，缺少对民族地区文化的精神性和认同感的表达。对于公众而言，地域文化传承的断层现象，使得公众对本地域本民族文化认识体验不够，甚至欠缺；同时，由于现代生活方式和科学知识的普及，民众追求更为先进的“洋楼”“洋戏”“西画”“西洋音乐”等时尚，吊脚楼、南戏、傩戏等文化事象被毁、被弃。当旅游看山看水没文化可看时，当外来客人对民族的地域的文化抱有极大兴趣时，当本地人走出去再回来时，方才发现自己老祖宗那点东西的可贵。因此，近几年出现民族文化、地域文化回归的状态，公众的内省为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的传承奠定了很好的基础。“精神上由乡村所形成的文化人类被他的创造物、城市所掌握、所占有了，而变成了城市的俘虏，成了它的执行工具，最后成了它的牺牲品。”“灶神、门神、家神已没有任何立足之地，它们仅仅是一些由于需要而不是由于血统，由于商业精神而不是由于感情所形成的屋宇。”（斯宾格勒语）[23]
因此，少数民族地区公共艺术在当下的价值，首先体现为对公众的“成教化，助人伦”的作用；其次通过公共艺术的展演、参与逐步实现公众内心自省和文化认同，从而达到主动传承、发展、创作本地域本民族文化的目的。(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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