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的公共艺术在满足宗教和信仰需求的过程里，更多的是满足个人内在需求为基本的目标，而作为社会存在的个体依其自身的力量参与到公共空间里，为社会提供个人能量，“我们每一个人都以其自身及其全部的力量共同置于公意的最高指导之下；作为共同体，我们把每个成员都作为整体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来接纳”（卢梭，《社会契约论》，第一卷，第六章）。比如连珠塔的修建是以个人集资的方式而建成的，据《恩施县志》记载，道光十一年（公元1831年）蜀人姒朝绾鼓舞绅庶，招募筹款，仅造二级而终止。次年知县陈肖仪同准贡生朱荣录、杨联绶、李大魁等锐意成之民意续修该塔竣工。[19]而武圣宫的修缮也有碑记为证，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碑记：“辛丑（1841年）春正本协奉调出征广东抗英官兵九十有三……先归五十三人公同捐修关帝座前围栏格签一堂……余钱用庙内以作香灯。”[20]足见早期的公共建筑主要靠个人义捐筹募资金并依靠义工建造而成得，并最终为民众服务，以满足人们个人的企盼与愿景。
当我们迈进现代社会，公共艺术作为城市文化的代表被讨论时，它的文化品格就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其主要表现在：一是公共艺术的建造、管理、修缮是由政府或企业主导、出资，艺术家设计，工匠参与制作完成，在一定的意义上是商业运作模式的工程项目。二是彰显现代市民的公共精神和市民认同，即宣扬公共精神基本内涵具有的普遍性：它小至礼貌、谈吐优雅、谦逊、尊重他人、敬老携幼、讲究公共卫生等；大至积极参与和承担公共事务的讨论及决策，并主动参与公共批评、平等参与、民主合议等公共权益。同时，力求在具有社会理性与道德理想的公众之间，恪守必不可少的“市民认同”，即市民社会间在人格尊严及利益关系上的相互尊重与包容，并彰显市民全体成员所应持有的权利与义务，亦即社会的主体地位。[21]三是因旅游而再造的公共艺术景观出于纯粹的商业目的，其社会性和商业价值掺杂，这一类型的公共艺术作品所面对的对象主要是外来消费者，而非市民，如恩施土司城、女儿城等。因此，民族地区公共艺术的发展，旨在唤起全社会的公共精神，倡导艺术对公众社会深度的人文生态的关怀，以及与自然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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