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题材新年画的艺术人类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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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画是中国传统节日民俗的重要组成部分。“民俗是人民大众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它既包括农村民俗，也包括城镇和都市民俗。”^[1]民俗具有明显的传承性特征。“民俗的传承性，是指民俗文化在时间上传衍的连续性，即历时的纵向连续性；同时也是指民俗文化的一种传递方式。”^[2]民俗的传承过程即是民俗文化的发展变迁过程。民间年画是民俗的载体，民俗为民间年画的创作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

年画具有民俗艺术的属性。由“五四”新文化运动部分骨干分子发起、以北京大学为据点的歌谣运动，被学术界顺理成章地视为现代中国民俗学、民间文艺学的开端。对此，钟敬文先生在《“五四”前后的歌谣学运动》一文中详细分析了它的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的背景。^[3]随着歌谣运动的深入与推广，一些民俗学、民族学、历史学、文学等专业的学者，开始关注民间民俗艺术的研究。在他们发表的文章里，能看到“民俗物品”“民间艺术”“工艺”“图画”等术语。^[4]1923年5月，北京大学在研究所国学门设立风俗调查会，提倡分专题收集和调查有关民俗方面的实物。他们制定了《风俗调查表》：“当场议决调查方法三项：（1）书籍上之调查，（2）实地调查，（3）征集器物。这里的器物是指关于风俗之各种服饰、器用等物（或其模型、图书及照片）。”^[5]随后，1924年1月，为配合旧年春节，征集各地新年风俗物品（如神邸、年画之类），共二百八十六件。北大风俗调查会《征集各地关于旧历新年风俗物品之说明》中提出：

风俗调查的事业，除记述外，要从物品的搜罗做起，然后才能得到好的材料来研究。……强调在旧历新年到来之际，最重要的搜集是各地的“神邸”。“神邸”就是“纸马”。同时要搜集的便是“春联”“红笺（桃符的蜕相）、花纸，即北京之“年画”（如街上的画棚子和串吆喝的“画咧、卖画儿咧”），灯笼画、冬青、柏枝……^[6]

1930年夏，钟敬文等人在杭州发起成立中国民俗学会，并在其他各省如福建等地建立分会。学会编辑了一批书刊，其中《民俗周刊》《民俗学集镌》《艺术风·民间专号》《民众教育季刊·民俗艺术专号》等，里面均大量刊载了民间美术方面的论文。1937年，钟敬文先生回国后，与施世珍等人在浙江省立民众教育馆筹办了“民间图画展览会”。为此，钟敬文撰文《民间图画展览的意义》，从民间生活出发对民间图画的社会功能与多元价值进行阐释。

“民间图画，是民众基本欲求的造型，是民众严肃情绪的宣泄，是民众美学观念的表明，是他们社会形象的反映，是他们文化传统珍贵的财产。……可以使我们认识今日民间的生活，更可以使我们明了过去社会的生活。它是提供给我们理解古代的、原始的艺术姿态的资料，同时也提供给我们以创作未来伟大艺术的参考资料。它的意义和价值是多方面的。”^[7]

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一些学者开始研究艺术以来，部分人类学者、民族学者对民俗艺术也很关注。1941年12月，杨堃由燕京大学社会学系转到中法汉学研究所负责民俗学组工作，他们将收集的年画、纸马等开办了展览会，并发行了《民间新年神像图书展览会》图录。在中法汉学研究所出版社的不定期刊物《汉学》上，也登载了不少关于民间艺术方面的论文。^[8]

1950年3月成立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创办《民间文艺集刊》，开始征集民间文学、民间美术、戏剧乃至音乐，并提出五大研究目的：一是保存珍贵的文化遗产，加以传播；二是学习民间文艺的优点；三是通过民间文学观民风、察政治、听民声；四是给历史学家提供史料；五是发展新民主主义的文艺。通过资料征集，对民间文学、民间音乐、民间美术、民间戏剧等全面进行了研究。

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年画属于民间美术范畴。民俗学视民间美术为研究风俗习惯和民间信仰的佐证。20世纪50年代，中国民间文学和民间艺术得到空前发展，遂相继提出民间文学、民间艺术、民间美术等称谓，但并没有在学科上加以规范。与此同时，我国学术界从事民俗研究、美术研究的学者开始对民间艺术予以关注。“民间美术”这一概念的使用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民间美术”从学界开始对其使用时，就很少有人对其概念和内涵进行严格界定。即使到目前为止，我国学界对“民间美术”一词也没有形成准确界定，大致有“民间艺术”“民间工艺”“民俗美术”“民艺”等多种表述。其实，对于民间美术，从字面意思我们很容易理解，即是中国广大劳动群众在生产劳动、社会活动之余，为满足精神生活之需而自己创作的一种艺术。它是相对于宫廷美术、士大夫美术的一个概念，它的主要对象是广大人民群众，它是一种人类创造的艺术形式在民间的形态。它并不像宫廷美术那样奢华，也不像士大夫美术那样雅致，它只表现一种质朴、纯真。“从艺术的分类学上看，它不是美术的一个类别，而是美术的一个基础层次。”^[9]王平将民间美术分为两大类：一是为满足精神需求的创作，一是为满足生产、生活需求的创作。^[10]早期的传统年画主要是为满足民众的精神需求而创作的。

直至民国初年，中国传统年画业仍然处于高峰时期。从民国年间开始年画从题材上，紧扣时代，从禁烟运动到推翻帝制建立民国，从军阀混战到第一次北伐成功，形象地反映了社会的变迁。年画的文化内涵不再局限于驱邪禳灾和祈福纳祥，而是更多地体现了民众强烈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激情。

自从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有些地方的门神上就刻印了“打日本救中国”的大字标语。把传统观念中保护家宅的门神，做成保护国门的卫士。1938年晋察冀边区成立后，随即刻印了《保卫边区》新门画。新门画的构图和人物、战马造型均是在“打日本救中国”的门神画上变革而来的，从此抗战门神正式诞生。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进一步明确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到了解放战争时期，华北联大文艺学院美术系，来到冀中，时任系主任的江丰与地委工作人员联合创办了以武强年画从业人员为基础的“集中年画研究社”，由刁力刀任社长。他和吴劳、彦涵、古元等联大美术系的几位画家，一同去武强调查研究，并招聘了武强当地有名的郝云甫、韩万年等年画艺人，一道从事年画研究和创新出版工作。

华北联大师生还在武强收集了大批年画，作为教学和观摩的参考。大家在学习民间年画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加强了群众的观点，同年画艺人紧密结合，深入民众水深火热的生活，把年画创作作为为人民服务的光荣任务，从而创作出了多种反映时代生活的优秀作品。

在战火纷飞的环境下，解放区物资极度缺乏，条件极差，但冀中年画社从1946年10月至12月20日，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就刻印发行木版年画38万多份。^[11]

经过了战火淬炼的武强年画，是和中国人民革命的步伐紧密相连的，在彻底改造这个古老国家的伟大革命中，在内忧外患中，武强年画这一乡土艺术站在了革命阵地的最前沿，成为有力的战斗武器，把年画祈福迎祥求平安的愿望和革命救国的崇高理想统一了起来。通过生动的画面，反映了解放区军民的武装斗争、大生产、学文化、参军支前等重大的题材，对于团结人民、教育人民、鼓舞人民参加斗争，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原本是民间用于年节祭祀和环境美化作用的传统年画，经过创新改造后正式登上了国家政治宣传的艺术层面，成为政府宣传政策、凝聚民心的手段，充分体现了特殊时期国家对民间文化形式的征用。(www.xing528.com)

民间木版年画被国家及相关政府部门所征用，主要取决于它们深厚的群众基础和潜在的社会教育意义。经过几百年的演变和发展，民间木版年画从最初的祭祀、驱邪用品，成为百姓迎福纳吉、装点家园、表达心愿的物品。虽然木版年画的作用随着社会的发展发生了变化，但是它的社会教育意义、群众基础和其在广大民众心目中的重要性始终没有减弱过。在那个内忧外患的年代，争取最广大人民的支持是我们党和国家能够赢得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胜利的关键。而民间木版年画是最能够将党的政策和措施形象化的，也是最易为百姓所接受的民间艺术形式。选取木版年画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的教材，无疑是最明智的选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我国掀起了一个“改造旧年画，创立新年画”的运动。1949年11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颁发了《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关于开展新年画工作的指示》。传统民间年画被政府和画家所征用，从此部分专业画家和民间艺人开始运用传统年画的旧形式表现新时代的新题材，涌现了一大批引人注目的好作品。少数民族及民族团结题材的新年画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新年画创作运动首开“中华民族大团结”这一主题的先河。赵望云在1951年就创作过《解放西北民族大团结》年画。叶浅予1952年创作的《全国各民族大团结》则更加精细，艺术水平更高。1953年初创作的工笔重彩中国画《全国各民族大团结》是为响应“新年画创作运动”的号召而创作的新年献礼。这些作品一方面宣传了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另一方面又表达了各少数民族对新中国的热爱之情。

中国早期传统民间年画多与自然崇拜和神祇信仰有关。祭祀类题材的年画是原始时期“万物有灵”观念的一种体现，而且构成了早期年画的主要内容。年画在最初的作用就是祭祀。民间信仰神灵众多，武强年画中的祭祀神品之类的年画也有很多，如门神、财神、灶神、天地全神、土地神、牛马神等等。这些年画一般是在过年的时候张贴的，有张贴在门户和居室以外的，如门神、天地神、土地神等；也有很多是张贴在居室之中的，包括财神、灶神、关公一类。张贴祭祀类年画是有固定的龛位和相应的位置的，而且在张贴时间上也是有规矩的。很多祭祀类年画在年节过后是要烧掉的，表达了人民群众祈求平安吉祥的心愿，带有明显的功利性。后来在祈福纳祥、祭祀宗祖等年节习俗风俗化过程中，逐渐出现了美化装饰环境的年画艺术。在“新年画创作运动”的号召下，不少画家借助传统年画的艺术风格，淡化自然崇拜和神祇信仰有关的内容，注入了全国各民族大团结等时代主题，创作出不少新年画杰作。这些作品的核心内容从神灵崇拜等神圣主题转向歌颂民族团结等世俗内容和现实政治主题，审美结构也发生了重要转变，这种转变不仅仅是视觉感官上的外化显现，更是当时新中国建构国家认同和塑造多元一体的国家形象之现实需求的内在反映。少数民族及民族团结题材新年画既有政治宣传的现实意义，又有极高的审美价值。

【注释】

[1]钟敬文主编：《民俗学概论》（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5页。

[2]钟敬文主编《民俗学概论》（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12页。

[3]张紫晨：《中国民俗与民俗学》，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06页。

[4]胡愈之认为，民俗学所研究的事项，分三类：第一是民间的信仰和风俗（像婚丧俗例和一切迷信禁忌等）；第二是民间文学；第三是民间艺术（见胡愈之《论民间文学》，载上海印务出版社《妇女杂志》1921年第7卷1月号）。

[5]容肇祖：《北大歌谣研究会及风俗调查会的经过》，载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民俗》第17、18期合刊，1928年7月25日编印，第16、26页，。

[6]载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第23期。

[7]钟敬文：《民间图画展览的意义》，见钟敬文《民间文艺谈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40-241页。

[8]参见徐艺乙：《物华工巧——传统物质文化的探索与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0-21页。

[9]张道一：《有形与无形：中国民间文化艺术论集》，湖北美术出版社2003年版，第23页。

[10]王平：《中国民间美术通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9页。（满足精神需求的有：民间年画、民间剪纸、民间雕塑、民间玩具、民间编结、民间娱乐用品等；满足生产生活需求的有：民间刺绣、民间印染、民间织锦、民间陶瓷、民间服饰、民居陈设与家具、民间生产工具等。）

[11]张春峰主编：《河北武强年画》，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