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语境中的中国后民族艺术：艺术人类学的探索

以丽江纳西族东巴画为例的少数民族艺术在多重语境洗礼后被置于一个“多元化”“自由化”“开放化”的环境中，这些少数民族艺术在当下一个多元语境中被“再生产”以适应现代大众审美“标准”，传统的民族“艺术文本被从其原本的背景中提取出来，然后重新插入到新的全球背景中并重新解释”^[15]。重新被解释后的少数民族艺术有的走上了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传统文化本真得到了较好的传承与发展，有的则被异化后在展演场域、旅游市场等场所被错位地消费和传播。

“非遗保护”、文化产业化等不同于传统语境中少数民族艺术的自然发展变迁的人为手段让传统的少数民族艺术被置于一个多元的社会环境中，其传承发展的环境、人物、途径都发生了变化。以纳西族东巴画为例，在农村其还保留着祭祀仪式的功能被用于祭祀活动，在艺术界其被当成创作题材并发展成了“现代东巴画”派，在旅游市场其被商家复制、设计师“创意”成旅游产品被消费，在政府和学术界其是文化遗产资源被保护和研究，这些不同的环境让东巴画生活在了一个多方凝视下的“后现代语境”而拥有多重身份。多重身份对于少数民族艺术既有有利的方面使其更好地传播与发展，但也使其被外界因素更多地干扰而异化发展。

随着社会的发展与变迁，在他者的不断“干预”下，“后现代语境”已成为当下少数民族艺术的生存环境，多重身份的存在也成为当下少数民族艺术的社会属性所在。“后现代语境”中传统的民族艺术和后现代的艺术思维逻辑相遇，多方文化形态的杂糅建构及传统的少数民族艺术在后现代语境中多方社会权利的互动与嫁接中通过不断的“解构—建构”而成为“后民族艺术”，后民族艺术“成为本地人与他者共谋中既体现差异实现自我认同又迎合他者进入消费市场的大众文化消费符号”^[16]。“后现代语境”也成为“后民族艺术”存在的社会成因和社会生境，传统的少数民族艺术在后现代语境中成为后民族艺术后，文本存在呈现多样性以满足社会不同层面的需求，从而重新建构其在现代社会——“后现代语境”的多方面的价值和意义。

【注释】

[1]赵伟，丽江师专东巴艺术学院教师，研究方向为民族文化艺术。

[2]黄淑娉、龚佩华：《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研究》，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216页。

[3]高宣扬：《布迪厄的社会理论》，同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5-36页。

[4]Bennetta Jules-Rosette,THE MESSAGEA OF TOURIST ART：An African Semiotic System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New York：Plenum Press,1984,p.9.

[5]Olaf Kaltmeie,“Introduction Selling Ethnicity：Urban cultural Politics in the Americas from the conquest to contemporary consumer Socieite”,in Selling Ethnicity：Urban cultural Politics in the Americas,Edited by Olaf Kaltmeier,Wey court East：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2011,p13.

[6]方李莉：《费孝通“文化自觉”思想的再解读》，载《贵州大学学报：艺术版》2017年第3期，第21页。

[7]魏美仙：《多重语境中的花腰傣服饰——以大沐浴为例的人类学解读》，载《云南艺术学院学报》2007年第3期，第9页。(www.xing528.com)

[8]汪宁生：《纳西族源于羌人之新证》，载《思想战线》1981年第3期。

[9]杨杰宏：《东巴画的程式化特征研究》，载《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学报》2015年第2期。

[10]张志宏：《传统东巴画与现代东巴画之比较》，载《大舞台》2014年第1期。

[11]贝拉·迪克斯：《被展示的文化——当代“可参观性”的再生产》，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12]方李莉：《有关“从遗产到资源”观点的提出》，载《艺术探索》2016年第4期。

[13]方李莉：《有关“从遗产到资源”观点的提出》，载《艺术探索》2016年第4期。

[14]迈克·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刘精明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

[15]〔英〕莫利·罗宾斯：《认同的空间：全球媒介、电子世界景观和文化边界》，司艳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54页。

[16]魏美仙：《多重语境中的花腰傣服饰——以大沐浴为例的人类学解读》，载《云南艺术学院学报》200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