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人类学中国建构：展望

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曾对图像的魅力进行过精辟的分析，他认为图像正是通过排列组合一系列断裂、分散和具体的内涵指符而形成“外延层面的组合流”（Barthes 1977，51），深刻地指出图像是一种不同于语言的能指，因其以一种将自然技术化的方式来呈现“事物本身”（Barthes 1981，45）。“图像世界即是全球化的表面！”（Buck-morss 2005，25），这说明视觉既是关于表征形式的感性美学，又是破解意义世界的符号体系，更关乎“表面性”的全球经验联结。

如果说“后”（post-）指向的是“一个持续转化和变动的过程”（Brooks 1997，1），那么从文化研究中裂变出来的两波“后”理论思潮，一是物质文化研究视角下技术在勾连自然-社会中的中介角色和流通过程，二是现象学和人类学视野下身体、知觉的运动轨迹及其对社会构成施加的反向作用，无一不对社会决定论下身体的“被言说却又不在场”现象进行有力的反叛。所谓“图像不是忍受者，而是关系到知觉的经验和行动的生产者”（布雷德坎普2016，283），精准地说明文化批评越趋激进化、理论资源越趋多元化，进而在视觉研究这一年轻领域得到集中体现。至此，视觉的技术性、行动性及其衍生的审美载体和社会诉求逐渐成为亟待拓展的潜力地带。

笔者认为，视觉研究的中国化应在方法跨界和理论解释两个层面进一步拓宽视野。^[21]第一，与其阐释视觉是什么，应思考图像在当代文化中的形式、技术和社会主张及特色到底是什么。例如，新媒体技术、个体创造力与日常生活审美的联姻，是否能够产出丰富多彩的“用户生产内容”（User-Generated Content）以实现社会干预？已有论者指出无论是人类学领域自20世纪初期的“超现实主义民族志”到90年代的“实验民族志”，还是当代艺术在20世纪60年代涌现的“参与性艺术”，均说明视觉技术在沟通审美经验与日常生活之间的独特价值。（张晖2016，14-15）而近年来中国当代艺术的社会参与热度日趋高涨，不少艺术家走出工作室，转而投身更为广泛的社区营造和农村建设等公共议题之中，诸如毛晨雨的实验记录影像即是探讨乡村可持续发展和个体文化寻根的一例尝试。第二，较之研究“视觉性”是如何被建构出来的，应思考图像是如何一步步在风俗、规范、阶级、情感等行为过程中建构意义的。例如，视觉的生命是什么？它是如何生产、消费和流通的？其运动轨迹与社会关系的塑造和文化多样性的形成之间到底有什么关联？已有少量医疗史的民族志研究开始经由身体知觉的行动路径来解释一些难以名状的中式感觉（类似“气”“烦”“清”），诸如从《脉书》《脉法》和《足臂十一脉灸经》等汉代早期医学手稿中分析从视觉衍生至听觉、触觉等多感觉体系在内的中国医学伦理和文化实践（余舜德编2008，135-164）。诚如拉图尔将中国视为代表“非现代世界”（拉图尔2010，56）的中间王国，以此来表达对西方现代性革新的质疑。中国“视觉+”在认识论层面上是否能成为全球版图下展现中国经验、形塑中国模式的文化表征？笔者以为有待于更为包容的学科交叉和更为丰富的案例呈现。

【注释】

[1]李丹舟，女，1987年生，湖南永州人，香港中文大学哲学博士，深圳大学城市治理研究院副研究员，主要从事文化理论、视觉人类学和城市文化等方面的研究。本文为深圳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青年教师扶持项目“视觉文化研究的人类学转向”（项目编号：16QNFC13）的阶段性成果。

[2]Elkins（2003a,1-7）指出关于视觉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三大学科分支：英国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艺术史内部演变而来的“视觉文化”（Visual Culture），以及文学理论和批评家发起的“视觉研究”（Visual Studies）。本文暂拟用“视觉研究”作为统一概称。

[3]米歇尔举例道：“对柏拉图来说，虚假形象是感知表象，而真正的形象是抽象的、理想的数学模式。对洛克来说，虚假形象是经院哲学的‘固有观念’，而真正的形象是感觉经验的直接印象。对康德和19世纪德国唯心主义者来说，虚假形象是经验主义的知觉印象，而真正的形象是先验范畴的抽象格式。”（W.J.T.米歇尔2006，208）

[4]Jonathan Harris注意到，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艺术史学科发展本质上植根于批判马克思主义的新左翼政治、反帝国主义组织和女权运动的蓬勃发展，其关注的是生产艺术和文化的社会、政治阐释。Harris也同意T.J.Clark的观点，即关于艺术史的社会性和批判性讨论可以在更早期的学科资源和知识遗产中寻找到相关论述。

[5]例如，有学者批评视觉文化不过是“艺术框架范围之内的新近和现代拓展”（Jenks 1995,16）；亦有学者认为视觉文化是“艺术史扩张和争论的汇集之地，‘艺术的社会史’，‘新艺术史’，英国艺术学院所发展的‘视觉研究’，设计史的体制化，电影和媒体研究的迅速扩张，伯明翰文化研究的基石”等等（Walker and Chaplin,1997；转引自Cherry 2004,481）。这其中也有部分学者认为视觉文化的出现是“一次受欢迎的学科重新结盟，允许非等级制度的方法进入研究对象的挑选，故而是‘当下对过去变化的一种开放态度’”（Randolph，转引自Cherry 2004，482）。

[6]这两本会议论文集分别是Visual Theory：Painting and Interpretation（1991）和Visual Culture：Images and Interpretations（1994），均由Norman Bryson,Michael Ann Holly和Keith Moxey担任编辑。

[7]“文化转向”的发生和影响促使视觉研究不可化约地与人类学产生关联，特别是1996年刊登于《十月》期刊上、日后影响深远的“视觉文化问卷调查”一文（Trafi-Prats 2009,153；Elkins et al.2013,8）便深刻地触及“美学实践的‘人类学’模式”这一将视觉研究与文化研究进行对话的理论观念（Kolbowski 1996,50；Gunning＆Jay 1996,38，42）。尽管这种“去历史”（Wood 1996,68）的状态被指控为“去历史主义、人类学主义、脱离了图像本身”（Marquard 2005,247），但学科领地的混乱也尝试着脱离局限于艺术史范围之内的标准化的知识架构和僵化的认识论体系，因为通过与艺术史划清界限，视觉文化的范式转移也意味着“反对保守的形式主义，实证主义理论和不民主的学院结构”（Tavin 2003,209）。

[8]仍有不少学者对这一边界模糊不清的领域抱持着质疑，例如“学科之间的交汇地点，万花筒般变化中的学科碎片的拼贴……学科与学科之间的模糊地带……一种去学科的尝试……一种不忠诚于学科性的、激进的实验主义”（Elkins 2003b，234），或者视其为“好奇的、摩擦的、对话的和批判的辩证领域”（Marquard 2005，251）和“汇流和骚乱并存的场地”（Mitchell 1995，543），故而具有“难以捉摸的本质”（Homer 1998，8）。

[9]部分学者认为“视觉研究与视觉无关”（Wood 1996，68）、“阐释的去技巧化，一个有着深厚底蕴的领域不可避免地被误认和误传”（Crow 1996，36）。甚至有学者尖锐地批评视觉文化“无法满足基本的知识标准，无非一腔认同政治的热情和故作姿态的先锋认同而已”（Bauerlein 2004，8），“其世界观的表述并未尊重西方经济和文化制度”（Ralph 2004，3）。(www.xing528.com)

[10]大多数学者提醒同行必须注意到视觉文化的前提和语义学（Ralph 2004，3-4），以及辨识社会语境和流行文化对视觉研究的冲击和影响（Efland 2004，234-251）。一些崇尚实用主义的学者提出整合视觉文化研究的课程大纲（Duncum 2001，101-112），或尝试着背离传统艺术史学科中的艺术教育模式，转而对视觉文化相关课程进行理论化和特殊化（Freedman＆Stuhr2004，815-828）。亦有学者主张对基于视觉文化的艺术教育的语义学进行重新概念化（Trafi-Prats 2009，152-166），以及呼吁一种更为广泛的、交叉学科和多个层面的研究方法（Callow 2005，6-19；Prosser 2007，13-30），并拓展艺术教育的关注范围，将视角转向日常生活视觉制品和视觉经验之上（Camp 2004，33-37）。

[11]孟悦（2008）追溯了“物质文化”（material culture）的理论演进历程，认为关于“物”的研究最早始于西方人眼中第三世界的文明与艺术，并随着帝国殖民历史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扩张而活跃于人种学和考古学领域。马克思主义以价值理论为核心的商品观延伸出商品拜物教、消费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的人文社会批评理论等。而后殖民主义视角下的物质文化研究则受人类学关于礼物交换的“互惠”原则影响较大，重点关注“物”走出市场生活后是如何在更为复杂的社会文化生活中进行流通、接受和内化的。技术与“物”的关联则深入探讨技术冲击下人与物的界限不明，甚至现代科学所预言的以“非人类/人类”“自然/文化”为代表的主客二分论皆受到挑战。

[12]哲学意义上的“灵晕”或许可以解释为一种独特的美学距离，就像夏天的午后，当人们远眺远处连片的山峦，这些山峰的投影犹如阳光洒在人的身上，那时的身体经验恰恰是关于这些山脉形状、影子的“灵晕”。

[13]余舜德（2008）的《体物入微：物与身体感的研究》是中文学界较早出现的以“身体感”为研究对象的论文集。其主要观点是打破过去重“心”轻“身”，质疑那种假定有一个前设的、无所不包的文化体系决定着物的意义，转而主张经由人的身体学习、体验和行动来逐步建构物的文化意义。除了与身体直接关联的视觉、嗅觉、味觉、触觉、听觉之外，类似“肮脏感”“舒适感”“饥饿感”“清”“烦”“香”“臭”“他界感”“性感”“热闹感”“价值感”“亲和感”“豪华感”“简约感”“方便感”“母性感”“流行感”“质感”“怀旧感”“道地感”等与身体感觉密切关联的项目也被认为应纳入研究视域。

[14]“感官的学问”（sensuous scholarship,Stoller 1997）旨在探讨感官经验的历史与文化传统，以及通过身体经验来理解他者和自我的世界。相关论著非常丰富，代表理论家有Howes David,Classen Constance,Diane Ackerman等。

[15]目前视觉人类学的研究范式大致包括以下三种流派：“民族志电影、图像媒体的文化研究和作为整合传播的视觉人类学”（Ruby,2005）。这其中，作为整合传播的视觉人类学被认为是一个涵盖了“对各种视觉和图像形式的人类学研究，以及以人类学为导向的视觉制品的生产”（Ruby,2005）的跨界领域。基于视觉研究方法称为交叉学科的研究方法、人类学自身领域的扩张、感性经验的重新建立和新媒体技术的散播，“视觉”更进一步被视为“知识生产的媒介”（Pink,2006），而不仅限于文化的视觉层面或生产/使用视觉媒体。事实上，这一新兴学科领地可看成是科学人类学在新时期的内部拓展，但在发展的过程中又摸索出了一套杂糅了视觉研究方法、感性经验、新媒体技术和民族志叙事的总体方法论。通过应用照片、录像、绘画和超媒体的技术手段，一种“富于革命精神、强调研究者的自我反身、蕴含理论思考”（Pink,2006）的民族志书写文本得以确立。

[16]女性主义的“秩序化身体”论述可认为受以下理论资源影响：（1）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认为文化的所有层面类似于语言，因此，语言不仅反映世界，更通过符号化地组织来生产世界。结构主义的主要特点是根据声音/图像与意义之间的随意性来建立事物之间的关联，“它是什么，而不是什么”实际上预设了二元对立关系，所以意义是关系和对立的产物，意指链条更是一种文化建构。父权结构的意义由此被界定为男性优先、女性居后的二元结构。（2）福柯的权力、知识与性，建议将语言的范畴从社会组织、权力结构、知识体系和文化价值延伸至法律和教育体系、教堂、家庭、政府和媒体，认为话语（或称话语实践），即语言、权力和知识之间斡旋机制正通过特定意识形态的作用来规范人的身体。与其说主体性是自然的、天生的，倒不如将其视为话语实践的效果。其中，作为权力关系的策略，性自19世纪开始被政治和文化所操纵，女性身体进而获得科学的意义和功能。（3）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指出主体是分裂的和不固定的，人并非能够控制自身选择和行为，而是被语言所言说和形塑的虚构自我，仅此认同不过是一种误认的效果。

[17]女性主义的“身体的结构化理论”论述可认为受以下理论资源影响：（1）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和“延异”，提出语言是流动的意指链条，而语言的勾连既意味着某种特定真相的呈现又构成自身的破坏，意义既是相关的又是短暂的。由此，世上一切不过是开放和移动的文本——只能提供具有偏见的关于现实的部分版本，同时又不可避免地被内在悖论所破坏。延伸至女性主义，正因为主体被语言系统所形塑，具有极大的不稳定性，所以性别差异和权力关系是流动的能指，用来固定部分的现实。（2）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认为自我是被相关联的符号所耗尽和压制的对象，进入语言的儿童放弃的是完满感，取而代之的是镜像阶段借助母亲而看到的表面上完整一致的身体图像，进而进入父亲所代表的由语言、法律和机构构成的成人世界。但无论想象界还是象征界，主体皆因误认而呈现出分裂的特征。但因为语言带来了缺失和欲望，而语言意义的生产又是一个永远延异的过程，所以对欲望的满足过程恰好产生了无意识，阙如渴望、幻想和恐惧的集合是语言难以言述的。（3）德勒兹和瓜特瑞的欲望和身体理论，指出欲望是一个生产性的机制，因其能通过无限的偏好来生产实现愿望的幻想。正因为将身体本身视作无尽的游戏，女性气质进而被界定为一种分散的、无组织的“成为”（becoming）过程。

[18]根据Hammer和Kellner（2009）的分析，美国女性主义出现的时间点与法国不同，但其理论演进的轨迹则有相似之处。第一，诚如在自然主义身体观下出现的“相关联的女性主义”“双性的民主”等观念预设了性别差异与社会平等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深受法国大革命影响的美国“第一波女性主义”在19世纪中期兴起，虽在社会生活的大量领域质疑性愉悦、生育权和出生控制，但其基本立场仍是精英主义——支持女性在家庭以外的公领域工作，前提是有仆人能够承担家庭主妇照顾孩子的职责。第二，与社会建构身体观相适应的是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出现的“第二波女性主义”，作为战后婴儿潮出生、经济繁荣时期成长的白人中产阶级所主导的女性解放运动，其诉求主要针对女性较低的政治经济地位，以及相对男性而言所遭遇的性别歧视。

[19]克里斯·希林（Chris Shilling）证实，“一种基础主义的身体观”（Turner,1992）是必要的，因为身体不应只纳入社会结构的分类体系，而是要注意到身体的物质性和生物性，这涉及感觉、知觉、行为等身体本身的存在。“身体对于其具身体现的自有体验”方面的研究直至20世纪90年代才逐渐出现，诸如“肉身社会学”所预设的由身体运作而构成的社会（Crossley,1995）、关于社会背景中的身体的经验探索（Evans and Lee,2002；等）视角体现出现象学、存在主义等理论资源的交叉影响。

[20]梅氏所言“具身性主体”（embodied subjects）指的是身体既由器官形态、神经组织等生理特点所构形，同时又受所身处的社会文化语境的深刻影响；“具身性存在的情境性”（the situatedness of embodies existence）则指向了身体的位移，认为不应仅限于认识被研究对象的社会文化构成，而是通过建立彼此之间的“通感”（correspondences）来生产持续的反身性（reflexive）体验，这与文化地理学将地方视作事件是不谋而合的。至此，身体的“意向性”（intentionality）及其“实践介入”（practical engagement）可理解为将身体的“多感官同一性”（multisensoriality）作为分析框架，用于解释文化的感官性构成。

[21]以笔者于2014年6月在瑞士参加的一场名为“视觉研究方法论：一次后学科的融合？”的国际学术会议为例，与会者围绕着“视觉”作为考察对象或研究方法展开了相当广泛的议题讨论。这其中，既有法国文学训练背景出身的学者主张将视觉符号学应用到商业传播之上，也有学者强调应用视听媒介到焦点小组增强集体传播效果，甚至在儿童心理干预、草根社会运动、艺术治疗中广泛使用视觉技术，例如使用民族志纪录片或自我反身型录像等等。会议的组织者William Feighery透露，视觉研究在欧洲目前已经呈现出“爆炸”态势，除了艺术史、传播学、电影研究、教育学、人类学、旅游管理等人文社科领域，一些自然科学的科系，如公共卫生与健康也开始讨论视觉技术和相关研究方法的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