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艺术人类学研究：基于知觉经验的身体研究

受笛卡尔身心二分思想的影响，“我思故我在”（cogito）主张的是心智对人作为社会存在的先决条件，而身体感觉往往遭到拒斥。以人类学学科百余年来针对知觉经验的挪用、拒斥和重新概念化的过程为例，19世纪末期，感觉主要作为西方殖民者进行种族划分的测量指标，尤其以哈登（Alfred Haddon）等为代表的人类学家于1898年进行的托雷斯海峡群岛探险为典型案例。彼时田野工作中采集的关于土著居民图像素材和影像画面被用来分析西方人/原始人的感觉等级，以此来验证文明/野蛮分野之下的文化优越性。自20世纪50年代，知觉研究经历了从感官指标的种族区分转向感觉模式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分析，主张通过具体感官类型（如饥、渴、痛、痒、冷、热、舒适等^[13]）分析框架来阐释其背后的社会结构、权力关系、阶层次序和象征意义等。感觉诉求让位于文字书写的抽象化表述——这与强调结构-功能主义的科学人类学所追求的“长时期田野工作、文化相对主义和比较视野”（Pink，2006）息息相关。^[14]而受20世纪80年代西方认识论所出现的“表征危机”（Hine，2000）影响，以及20世纪90年代后数码媒介和多媒体技术的广泛应用，强调自我反身性、具身化经验的现象学取径逐步影响到民族志写作的表征形式。总的来看，视觉人类学^[15]的“感官转向”与感觉人类学的兴起相关，体现出对文本中心主义和视觉中心主义的深刻反思（张连海2015，57）。较之文字/图像二分法对图像的矮化和轻视，视觉媒介具有文字书写所不具备的表征效果和哲学意图，例如通过“体认”而非“描述”来进行知识生产、细致入微地勾勒细节来呈现事物的“质地”，以及唤起其他感官体验而整合身体的场域体系（张晖2016，13-14）。

与知觉经验的理论发端相似，出于重心智而轻身体的哲学传统，身体研究在社会学领域作为“缺席在场”而存在（Shilling 2003，8）。第一，“在场”指的是自古典时期以来，身体在西方社会思潮的变迁进程中始终是关注重点，但“自然主义”的身体观认为身体的生物属性将社会结构进行自然化，尤其是合法化各种不平等的社会关系。以女性主义的缘起为例，中世纪的法国对女性的界定存在着两极分化，一方面视女人为恶魔（阙如唠叨不安、没有信心的妻子，致命的女巫，诡计多端的通奸少妇等），通过教堂和贵族阶层来贬低女性；而另一方面则膜拜那些拥有贵族气质和无与伦比的内在魅力的女性，将其理想化为男性的情人。“谦和的爱”（法语：l’amour courtois）意味着女性通过身体特质的调和来获得男性的认可，最终承认男性在性别关系中的优越位置。这之后，尽管女性的身体逐渐从私领域拓展到公领域——文艺复兴时期女性在家庭中发挥的母职功能（作为哺乳的母亲和丈夫的伴侣）、1789年大革命作为女性充分参与政治生活的转折点、1840年法国大革命期间妇女工人阶级运动的出现直至1944年4月女性公民获得投票权，但生理层面的差异仍然决定了男女在社会关系层面的差异。第二，“在场”也指称身体的社会建构论，认为社会对人的身体进行塑造和分类，并对身体的意义起到决定性作用。一方面，“秩序化身体”的观点强调身体受到权力关系和话语实践的规训，故而是社会建构的客观对象。以波伏娃关于性别的社会建构论述为例^[16]，根于萨特所主张的人通过行动来表述现实而非人性本质论的存在主义学说，《第二性》质疑了女性本能的自然性，认为此种将女性物化和受害者化的做法实际上是受到父权意识形态左右。1968年5月兴起的女权主义运动（法语：Mouvement de Libération des Femmes，简称MLF）更是注意到男性主导、女性次之的差异化机构已经成为社会关系不平等的关键。另一方面，“身体的结构化理论”则主张身体不仅是制度结构和社会语境的被动接受者，同时也是积极实践者，一定程度上指出身体面对支配规范时的自我反身性。女性身体与社会结构之间的相互构成关系^[17]进一步被20世纪80年代初期兴起的美国“第三波女性主义”^[18]所吸纳，其著名口号“个人的就是政治的”反对二元对立的结构，转而主张文化的混杂性，尤其是包括移民、阶级、多元文化主义、全球化、环境和社会行动主义等多项议题在内的差异化结盟。(www.xing528.com)

第三，较之自然主义和社会建构所采纳的“身体在场而身体本身却不在场”视角，“缺席”特指西方学界长期缺乏针对身体的特点、状态、过程等“具身体现”（embodiment）的探讨，而针对“身体”（Körper）的生命、感觉、知觉等特点的考察恰恰是过往较多强调“身体”（Lieb）的客观性与结构性的视角所忽视的重要领域（Shilling 2003，viii，204）。^[19]此一理论视域主要源自法国哲学家梅洛·庞蒂（Merleau Ponty）知觉现象学对具身经验的倡导^[20]，20世纪90年代之后逐步被人类学、性别研究、文化地理学等方向吸纳。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电脑技术和人工智能的甚嚣尘上，诸如“后人本主义”（posthumanism）、“超人本主义”（transhumanism）等概念的出现非但昭示着具身经验的瓦解，反而试图重建技术化的“新肉身”，这也为视觉研究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