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图像学所强调的技术化的身体观，是对长年占据视觉研究主流阵地的社会建构论与主客二分法的抵抗，转而从身体的开放性中寻觅知觉、情感等经验领域的内在潜力，以此来探索社会之开放性的未来路径。作为批判理论对“表征”概念的反思与重构，已有论者从形而上的层面论及文化研究的“肉身”（corporeality）转向实乃福柯、德勒兹和瓜特瑞之后对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的彻底经验主义和亨利·伯格森（Henri Bergson）的知觉哲学进行重新把握（Massumi，2002），但具体实践则与物质文化研究转向科技文化和后殖民批评息息相关。[11]其一，基于技术所发挥的中介角色，布鲁诺·拉图尔（Latour）对自然和社会之间的关系进行重构。出于对现代性的深刻质疑，自然与社会交汇产生的“杂合体”（拉图尔2010，59）及其实践构建了一种有别于现代性的“非现代”。柏林钥匙串、巴斯德发现的细菌、空气泵的发明，不仅说明一种新的实体的诞生，更意味着这些“物”以行动者的姿态串联起一系列事件，用来勾连不同人群，重塑社会关系。因此，技术既是自然真实的、话语建构的，又是社会集体的、经验存在的——技术装置所串联的“观看”指涉的恰恰是眼球成像方式、主体观看行为、大众文化建构等事件聚合。其次，由部分文化人类学家提出的“具体的历史的流通中的物”（Appadurai 1986，5）则注意到物本身的运动轨迹及其在跨文化传播和接受过程中所生成的价值。这就为视觉所指向的人类的经验性存在提供了分析框架，进一步考察身体本身的知觉和感觉是如何遵循社会规范而进行生产和流通，进而形构为一个浸润文化的、非自然的身体。(www.xing528.com)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