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艺术人类学：身体作为活生生的媒介

“跨学科”（transdisciplinarity）意味着介于、跨越甚至超过学科边界的诸种可能，而非限定在某一个学科范围之内，最理想的状态乃是出现一个不是学科的学科，目的在于理解持续变化的世界。有学者建议对“做”与“学”进行区分，如果“学”视觉研究指向的是学习视觉制品或视觉经验，那么“做”视觉研究则意味着在当今“后认识论”的时代对视觉研究的语义学和研究方法进行持续的发问和重构，目的在于沟通和想象视觉研究本体论的无尽可能性（Marquard 2005，244）。如马尔奎德所言，“任何新的领域的涌现如它发生时那样，并不必然能够被理解或关联得很清晰”（Marquard 2005，246），但这一“乌托邦的时刻”却往往昭示着“一种混杂的汇聚”（Elkins et al.2013，11）。

与英语文献中强调的以种族、阶级和性别政治为标杆来研究视觉物品和视觉经验的社会建构有所不同，德语的视觉研究多涉及视觉技术的散播、机械复制和接受、图像的处理和传播、视觉与人的身体之间的关联等。作为“德国图像研究”（德语：Bildwissenschaft，德语的视觉研究源自瓦尔堡的艺术史研究）所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图标转向”（德语：ikonische wendung）的概念由戈特弗里德·玻姆（Gottfried Boehm）在一篇发表于1994年的论文中提出，并由霍斯特·布雷德坎普（Horst Bredekamp）发展为“机械图像”的概念。汉斯·贝尔廷（Hans Belting）在极具开创性的《图像的人类学》一书中，进一步将图像的符号学意义解释为精神的架构，而非有着纯粹可视性的物质化身或机械制品。图像也不全然是纯粹感知的呈现，而是由文化模式和图像技术所主导的一种象征行为，其制作过程深深地嵌入社会文化实践之中，具体过程表现为：首先，人类身体的内在图像是从图像渗透的世界中汲取集体知识或社会规范而形成的；其次，通过接受、过滤和处理，从大众媒介中吸取的图像被人体的感觉器官所内化；最后，人的身体“被处理为一个活生生的媒介，用于处理、吸收和散播图像”（Belting 2011，5）——它们接受视觉数据，存储在由记忆、梦和精神图像所构成的身体内在的数据库，并进一步在社会-文化的基础之上，通过想象力的自由运转而生产图像。总的来看，人的身体被界定为图像的存储仓库，接近于“一个将视觉数据存储于身体内在的数据库和记忆银行的‘技术化肉身’”（Belting 2011，45）。因此，图像不再是只能被仰赖于其所栖居的媒介载体而进行简单呈现的“死亡之物”，而是与身体关联的技术化显现。(www.xing528.com)

事实上，这一系列关于身体与视觉研究之间关系的讨论，有效地指出传统图像学研究的盲区——对于图像的研究并非限于美学产物或社会建构（诸如艺术史和视觉文化框架下的视觉性讨论），而是更为贴近欧洲人类学的根基或现象学模式来分析图像与身体之间的关系。早期图像学家潘诺夫斯基提出一整套对图像进行阐释的概念框架，包括前图像学的描述（类形式主义分析）、相对狭窄的词语的图像学分析以及图像的阐释（图像综合法）（Panofsky 1972，14-15）。米歇尔发展了潘诺夫斯基的图像学的阐释框架，尝试着“建立一套图像的真正理论”（Mitchell 1986，3），其图像学涵盖了形象的（绘画、雕塑和设计）、光学的（镜子、投影仪）、感知的（感性数据、种类和外貌）、精神的（梦、记忆、概念、幻觉）、词语的（隐喻、描述）的图像。之所以对“图像性”与“文本性”进行区分，是因为文化的概念恰恰建立于图像符号与文字符号的长期冲突之间（Mitchell 1986，43）。贝尔廷批评了以上两种图像学批评范式，因为潘诺夫斯基的研究框架过分地依赖于文字的辅助来解释图像的意义，而米歇尔所界定的图像学又过度涉入图像所依存的视觉媒介的物理载体。与其将视觉研究窄化为特定视觉媒介的产物，德国图像研究的启示在于强调图像的生产依赖于人类身体所诱发的梦、想象力和个体感知。与传统艺术史研究中的美学自律性、文化研究思潮之下艺术的社会决定论有所不同，这一研究倾向拆解了自然/社会-文化、主观/客观的二分法，尝试将人的身体经验实现外在延伸，而沟通审美经验与社会实践之间的核心恰恰在于“无处不在”的视觉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