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艺术人类学：艺人身份与手工艺品的多元样态

非遗语境中，作为文化体系的民间手工艺——木版年画，无论是产销系统还是文化系统都发生了急剧变迁。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说，这是因社会转型带来的手工艺品生命历程的变迁。农业社会，木版年画是农民赚取生活费的一项营生，其价值是使用功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民间年画进入一个重要的历史境遇——成为国家用来宣传政治思想的文艺品，国家政治与民间艺术第一次发生了内在联系。年画的文化价值带着特定的“象征意义”改变了它的生命历程——生产方式、销售方式、题材内容。改革开放以后，手工艺回归市场，一度繁荣，再次成为老百姓用来养家糊口的“家庭财产”，这时的年画更多的是作为一种商品而非艺术品的功能而存在的。年画生产模式为半农半艺型，题材与张贴体裁皆为传统的经典形式，创新型的年画并未找到广阔的市场。但是，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居住环境的改善，20世纪90年代年画的“依附体”发生了改变，就像它的出现一样，顺其自然地就被老百姓淘汰，老百姓不再喜欢这些大红大绿的“草画子”，认为这是土的、俗的、丑的，更喜欢胶版印制的符合老百姓审美标准的美人挂历和风景胶印图像等。这说明民间的视觉图像往往通过老百姓的“时代眼界”来创作与欣赏。20世纪末，受到消费社会与信息社会的冲击，民间传统木版年画的生存境况濒临危机。原因有三：一是城市化进程，导致农村手工艺人转向其他行业。二是原生消费市场的消亡，原生消费者（农村老百姓）使用的手工印制的年画被机器复印年画所取代，因为机制年画生产成本低，色彩更加灵活、鲜艳，纸质耐用。因此，农村集市上很难买到手工印制的年画。同样一幅大灶王，手工印制与机制的价位分别是10元和1元。三是居住环境、审美观念、民俗事项的改变，导致传统年画的文化价值、艺术价值、实用价值日渐式微。非遗语境之中的木版年画，作为一种物品，在当代社会具备了符号学概念的文化意指，其存在形式隐含着时代变迁的象征意义，这种意义建构了它的生产者的社会身份，同时，生产者身份的认同与建构，也影响着民间传统手工艺的未来发展趋向性。

非物质文化遗产运动的实施，使得濒临失传的传统手工艺获得新生，这种新生不是改革开放时期的单纯市场调控下的自然复苏，而是非遗语境中国家在场的民间艺人嵌入社会结构的“理性选择”。它既要遵循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则的要求，又要符合手工艺品市场的运作规律，因此，当代社会多元的传统手工艺生产机制造就了不同类型的手工艺品，同时也建构了民间艺人的多重身份。中国艺术研究院方李莉教授针对这种情况，提出了“非遗保护的3.0层级”^[25]理念，这也是目前国内非遗语境中的传统手工艺的存在状态。

以杨家埠村年画生产为例，其目前的状态主要分为四种形态：

一是保持原汁原味的传统手工刻印的年画老店，这些店主不是一味地模仿老祖宗留下的老样子，如：门神、灶王、戏曲故事。这部分传承人在坚守传统技艺的基础上，对年画内容上进行创新。从年画的发展史来看，其题材与体裁从来都没有间断过创新，如：清早期出现的反映清末反帝斗争的年画《慈禧太后逃长安》《打日本鬼子》《火轮船》；反映社会新风貌的年画《潍阳火车站》《女学堂》《天下十八省地图》等。非遗语境中，作为国家级传承人的杨洛书，年画的传承与创新成为他对自己的社会身份所背负的责任，他的作品主要为表现文学历史题材的《红楼梦》《三国故事》《水浒人物》《二十四孝》《西游记》等，为了创作《水浒人物》，他三上山东梁山实地考察、取景、写生、创作。这部分年画画店生产的产品由最初的被用来装饰房屋的单张年画，转变成适合旅游消费市场的大众文化旅游工艺品，一般根据不同价位进行册页装订，在传承人的画店以及当地的年画经销店均有销售，非遗语境中的年画消费者由全国广大农村老百姓变为城市大众传统艺术爱好者。

二是村内、景区内展演式生产的年画传承人，这部分传承人根据制作工艺通常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为雕版人员，均为男性，他们基本在20世纪70、80年代出生，他们不仅拥有传统的手工技艺，还有现代社会的知识经验，紧跟时代审美需求与市场需求，接触的客户大多是来自城市的文化精英。如市级杨家埠年画传承人杨颖伟的作品：《孔门弟子七十二贤》《送子天王图》《夜巡图》；杨家埠年画市级传承人丁占军的作品：《指日高升》《钟馗神威》《灵山法绘图》；杨家埠市级年画传承人杨胜军的作品：《女娲补天》《和谐美满》《开市大吉》等。这部分传承人作品的销售渠道多为通过展演，将装饰型年画木版（非印刷套版，只有线版，且雕刻线条比印刷版浅）卖给前来参观的游客。第二部分为印刷工艺展演传承人，他们多为村内的中老年人，男女均有，女性多，这部分传承人都是本村改革开放后，独立经营家庭式作坊的作坊主，他们熟练掌握雕版与印刷工艺。印制的作品在年画展馆内进行单页销售，供游客灵活选择，年画样式均为杨家埠本村的经典画样。(www.xing528.com)

三是非传承人身份但被年画界承认的本地年画爱好者，他们有着广泛的社交人脉，经常与政府打交道、浸染艺术圈、精通传统绘画知识等，针对年画的发展与创新，主要从事私人收藏年画古版以及绝版老年画；从美术学的角度对传统年画进行挖掘、保护以及资料整理并出版年画系列丛书；组织专业刻版人员重刻代表中国传统精英文化的经典作品，如潍坊杨家埠木版年画院院长马志强，其作品有与北京三希堂合作的《宋淳化阁帖》10卷，共531块版，重刻《唐诗画谱》（300套版）、《五百罗汉图》（500套版）、《中国门神雕版全图》（400块版）等，这些作品面向的受众均为热爱传统文化的高端知识分子。还有一部分年画爱好者大多本身就是书画家或者书画爱好者，他们按照自己对年画的理解进行再创作，如潍坊市书画家联谊会主席李宪忠本着对年画的未来发展“守正求新”的理念，针对传统年画的新受众进行了年画书法题跋的创作。他们将通俗的年画与高雅的书法两项国家级非遗项目相融合，为古老年画赋予新的诠释，打造了一个全新的艺术形态。

四是当代艺术设计师，他们谙熟中国的传统文化，对民间传统手工艺具有“思乡情怀”，具备高校设计专业知识结构及国际文化视野。传统文化所蕴含的内在精神及呈现在手工艺中的精美纹样通常为他们的设计元素，并以此为主体进行再设计以适应国内及国际消费市场，如年画元素的服装设计、日常家居用品、现代居室装饰品等等。

由此可见，非遗语境中传承人的身份多元建构，造成了传统手工艺品的多样形态。与其说这些形态是反映世界的“物品”，不如说是通过这些“物品”来打通过去与未来世界的各种“表征”，即关于传统手工艺是什么或者应该是什么的观念及看法。正如亨利埃塔·利奇所言，“他人”的制品也属于我们可以指望的最“客观”的材料之列^[26]，手工艺品在不同语境中的“物性”重释，正如人种学博物馆收藏品的“意义”^[27]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