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艺术人类学探究社会转型与民间艺人身份

后工业时代，人们在创造新文化的同时，也消解了许多传统文化。尤其是那些依附于传统文化的民间手工艺，因不能很好地融入时代语境而面临人绝艺亡的境地。21世纪初，以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3]等政府相关文件为依据，“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民间传统手工艺正式联结在一起，民间手工艺从此纳入一种国家话语叙事体系。因此，传统手工艺借助“非遗”政策，在当代社会中不断重构它的文化、艺术、历史以及经济价值等，以适应现代社会秩序。有的学者认为，“非遗”给予垂死的经济体以及了无生机的传统文化第二次生命，同时，也将非遗传承人卷进了由政府、学者、媒介共同搭建的“非遗生产场域”中，这个“场域”充满了互惠与博弈。其中，民间艺人对社会身份的自觉追求与主体建构，便是这个“场域”的新现象。

如果从艺术学、美术学的传统视角来分析艺术家身份建构的逻辑性，艺术本体的社会接受、艺术家的身份认知、艺术的文化地位，“在一定程度上是自律性的”^[4]。从而，艺人“身份”成为“大传统”与“小传统”、“高雅艺术”与“低俗艺术”、“传统”与“现代”划分的显性依据。但在当代社会转型期，这个边界已经被打破，凸显了后现代社会文化本质的“不可定义性”。国家在场与市场主导双重外力机制，对民间艺术的重新定位以及民间艺人社会身份的重新定义，起到了主导作用。由社会转型带来的艺术概念的“再定义”，艺术学、美学的研究范式已不能很好解决当下艺术界出现的新现象，作为日常生活的艺术成为学者们不得不关注的“社会事实”，如方李莉教授所说的，艺术研究需要在“具体的生活空间中重新审视艺术与社会、艺术与文化、艺术与当下生活等方面的关系”^[5]。由此，运用艺术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法也许能更好地看清当下艺术界的种种现象，并给出满意的解释。

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现代化而来的社会文化与社会环境的变迁，杨家埠木版年画作为艺术品、收藏品和旅游纪念品进入市场，并被社会各界逐渐认可，这是民间“艺人”到“艺术家”身份转变成为可能的基础与起始点，这也使乡村共同体中“艺人身份”的重新划分成为可能。民间艺人在个体身份认同的过程中，文化机构的权力运作促使个体积极地参与政府主导的文化实践活动，从而为民间艺人的身份建构提供了法律保障及某种社会语境。(www.xing528.com)

2010年，当杨家埠村的耕地被当地政府全部出售完毕后，可以说杨家埠人以前是有地的农民，现在是领取村委福利的“农民打工者”。而当下继续从事年画生产的劳动者由“法律上的农民”变成了“社会文化中”的民间工艺美术师、非遗传承人、艺术家、本土文化代言人等。从此，杨家埠的民间艺人处在了政府、媒体、收藏家、学者、艺术批评家等构成的具有“现代性的本土化”^[6]的“艺术界”^[7]当中，身份、技艺、资本、财富成为民间艺人绕不开的生活关键词。为了适应新语境中年画业的发展，民间艺人对自身的行为模式、社会形象、社会身份、艺术创作等必须进行“有意识”或“无意识”的积极重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