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此，文章介绍了有关敦煌石窟艺术的这两项技艺的历史，以及定位问题。而在上述讨论中，频繁地提到了民俗。这是因为民俗学与非遗保护本身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同时笔者也认为民俗学近些年的崛起在一定程度上对非民俗类文化事项的研究有所遮蔽。
众所周知，民俗学主要是研究人们风俗传统的一门学科。中国的民俗学从“五四运动”的浪潮中开始发展，随后又因为种种原因被忽视。如乌丙安先生所讲：无论如何民俗文化联通研究它的民俗学，在中国内地经历了一段漫长的极其严酷的濒临绝境的冰冻期。[23]即便在进入20世纪末，民俗学依然可谓一直处于“低温期”，学术地位与影响力无法与其他传统人文学科相提并论，与之紧密相关的许多传统民俗文化也一直被学界和社会忽视。但是，这种情况因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而得到了改观。从198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保护民间创作建议案》到1998年该组织公布的《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条例》，民俗学在国际范围内掀起了热潮。以我国在2003年启动“中国民族民间文化遗产保护工程”为标志，民俗学和与其紧密关联的民俗文化再一次进入人们的视野。随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就以绝对压倒的态势在我国开展，一时间可谓炙手可热。
因为《非遗公约》中所规定的内容与民俗学紧密联系，不少民俗学家自然而然地将两者联系起来，高丙中曾提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新瓶装的是旧酒。这些类别的民间文化在原有的学科分工里由民俗学（包括民间文学）、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以及戏剧学、音乐学等艺术类学科分别进行研究，积累了丰硕的成果。[24]但在其他民俗学者看来，新出现的非遗概念似乎将民俗学放在了一个突出的位置，如吕微就认为非遗是民俗学的实践判断力形式，且非遗概念的前身其实就是民俗的概念。[25]施爱东也曾讲道：“考量以上诸相，几乎全在民俗学的研究范畴之内，（a）、（c）两项更是民俗学研究的专门项目。”[26](www.xing528.com)
不过，也有学者明确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民俗文化并不是同一个概念，也不属于同一个范畴。[27]日本民俗学者岩本通弥曾讲道：1990年，国际上对于非遗所制定的政策方面有了较大的转换，即以前是“民俗学派”与“人类学派”两派并存，而冷战时期结束以后，“人类学派”获得了胜利。因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后来所提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以往民俗学所研究的内容在理念与概念上都是有所不同的。（笔者译）[28]其中所提到的人类学，无疑是指文化人类学。按照高丙中的说法，各个学科之间应该是并列关系，在非遗保护中应该发挥各自的特长。然而问题在于，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也并非一帆风顺，它的命运几乎和民俗学一样。并且，很多学者认为人类学与民俗学因为研究范围和方法相似，到了难分你我，谁也说不清二者区别的程度。[29]但是，综合以上所论述的观点，笔者认为用民俗学的研究范式去讨论敦煌的这两项技艺显然是不适合的。
那么，具体在非遗保护中，民俗与非民俗的事项到底应不应该做以区分？如果不同，究竟会有什么影响？以目前非遗保护体系作为语境，民俗学似乎更多还是限于对民间文学、民间传统、节庆或者是基于日常生活的习俗等方面的研究。类似像敦煌的两项技艺并非是基于日常的民俗行为，而是专业的美术事项。如果对民俗与非民俗的文化事项不做区别的话，就无法对二者有清晰的辨别，甚至会影响到不同非遗事项的保护措施及其实施等各方面。例如对于敦煌这两项技艺，用民俗学的研究范式去讨论，便无从下手。而用非民俗的视角，就可以更加偏重于其技法、所用的材料，以及制作过程的规范性等。到目前为止，我国非遗研究的过半成果都可以归为“民俗学”的研究，近些年来在非遗保护变得兴盛的同时，一大批的民俗学家在此过程中强势回归。这种局面至今似乎依然在持续。但是这些研究对于类似敦煌石窟壁画临摹的事项来说却无法提供一种通用的范式。因此，民俗研究在非遗研究中占据了半壁江山的同时，有关非民俗类非遗项目的研究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却被遮蔽了。另外，由于民族学在我国的蓬勃发展，很多基层地方的少数民族非遗事项的讨论其实并不少见；另外像昆曲这种世界级或者个别国家级的非遗项目，自然受到更多的政策优惠与关注。与之相对，一些基层地方的非少数民族的文化事项似乎进入了一个理论与实践的“真空状态”，因此类似敦煌壁画临摹以及彩塑制作技艺才会出现上述状况。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