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日常生活”纳入学术研究视野，这是玛奎特审美人类学的一个独特贡献。在《审美经验》一书中，玛奎特指出：“我认为一个好的研究程序，应首先根据日常生活现实来考虑艺术，而不是哲学家、评论家，甚至是艺术家所建构的较特殊的现实。”[71]审美人类学坚信“美”并不是独立于生活之外的一个价值体系，日常生活才是艺术的真正发源地和各种美的观念的栖息地。因此，审美人类学放弃对各种审美现象做本体论追索，主张对当代人的日常生活予以关注。审美人类学通过对“日常生活”中的各种审美现象、美学话语、审美事件、审美经验的研究，试图发现其背后隐藏的经济体制、政治权力、意识形态、文化压迫、宗教信仰、亲属关系、宇宙观和价值取向等复杂机制，并对此做出深刻剖析。
“日常生活”之所以能进入审美人类学研究的视野，其原因有三个：第一是后现代主义文化的影响。柏拉图所开创的本体论美学研究范式，不仅导致了美与现实生活的二元对立，而且还使美学成为抽象玄思的学科。然而，随着西方社会进入后工业社会，后现代主义文化兴起，长期以来人们对审美本体的崇拜轰然崩塌，“商品拜物教”成为日常生活中的一种基本原则，审美幻象被大量复制、流通成为文化商品。这使得审美与日常生活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科技和商品作为新的意识形态以一种更为隐蔽的方式对日常生活进行全面渗透，造成了触目惊心的‘全面美学化’想象奇观”[72]。“在后现代主义中，由于广告，由于形象文化，无意识以及美学领域完全渗透了资本和资本的逻辑，商品化的形式在文化、艺术、无意识等等领域无处不在。”[73]因此，后现代主义文化背景下产生的审美人类学必须将“日常生活”纳入自己的研究视野。
第二是研究者对“日常生活”的重新发现。特里·伊格尔顿认为，传统学术界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对芸芸众生的日常生活视而不见。然而，“今天，大家普遍公认，日常生活就像瓦格纳的歌剧，错综复杂，深不可测，晦涩难懂，偶尔也会单调乏味，因此显而易见值得探索”[74]。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话同样富有启发性，他说：“德国哲学从天国降到人间；和它完全相反，这里我们是从人间升到天国。……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还可以描绘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反响的发展。”[75]他还提出：“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76]在他看来，感性的、具体的现实生活是哲学的基本出发点，人类的一切意识、思维、观念、精神等都只能从生活中去寻找。马克思有关“现实生活”“生活世界”的研究，不仅为西方文化研究开辟了全新的路径和领域，而且也开启了西方学术界对“日常生活”探讨的大幕。马克思之后，很多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和文化研究者，如乔治·卢卡奇、安东尼奥·葛兰西、亨利·列斐伏尔、阿格妮丝·赫勒、柯西克、雷蒙德·威廉斯、理查德·霍加特、戴维·英格利斯、约翰·费斯克等都对“日常生活”从不同角度做了探讨。尽管他们的观点形形色色，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即他们都承认“日常生活”是各种隐秘的社会秩序、权力关系或意识形态的交集。这些思考和论述对审美人类学研究有着重要的启示。(www.xing528.com)
第三是日常生活的历史性发展。在以采集和狩猎为主要特征的原始社会，“原始人的全部生活和活动都是日常生活，或者反过来说，衣食住行，饮食男女等日常活动涵盖了原始人的全部生存领域，原始人的世界就是一个典型的日常生活的世界”[77]。到了以农业文明为主的传统社会，“原始日常生活在人的全部存在领域中的一统天下已被打破，从日常生活这个人类社会或人的世界的母体或原生态中已经分化出非日常的社会活动领域和自觉的精神生产领域。人类社会或人的世界的次生态的出现形成了日常生活世界与非日常生活世界共存的格局。但是，在农业文明条件下，非日常生活世界相对不发达，而日常生活结构依旧强有力地统治着人的世界，左右着人的存在方式，只有少数人才有机会进入非日常生活世界，而绝大多数人则终生停留为自在的日常生活主体”[78]。在现代工业社会，“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走出日常生活世界，非日常生活世界的领域急剧地扩大，结构更加复杂化，而日常生活世界的领地则在急剧缩小，它被现代工业文明所切割与重建，被挤到后台，作为私人消费领域而退隐到背景世界中，成为人类社会的潜基础结构”[79]。到了后现代社会（或后工业社会），商品经济、科学技术、政治、文化、审美等非日常生活全面渗透各个社会领域和精神领域，日常生活和非日常生活两者合二为一。这种情况体现在美学中，即日常生活成为“美”生成的唯一场域，审美和日常生活相互渗透，审美不再是高高在上的精英的特权，而是借助日常生活的经验被生产和呈现出来。因此，日常生活就自然而然地成为审美人类学研究的一个主要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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