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家弗思在其1938年出版的《人文类型》一书中指出：“人类学是一门年轻的科学，只有不到一百年的历史，而且，在一个时期内，人类学家们又从好古的兴趣出发，满足于研究‘原始’的习俗，忽视甚至有意排除对非西方人民和西方文明接触后所发生的变化的研究。但是近来，尤其是最近这二十多年来，他们在研究文化接触的后果，特别是研究现代文明在文化上强加于人所引起的变化方面，尽了很大的努力。”[50]玛奎特对此也有着清晰的认识，他说：“人类学在‘原始艺术’之外研究得很少，但人类学不能再被限制在我们称之为民族学的阶段，以及对无文字社会的观察研究上了。”[51]因为一方面，“随着通讯和科学技术的进步，这个世界正在变成一个越来越同质化、一体化并相互依赖的地方，而且随着这一过程的发展，真正的奇风异俗以及它所代表的文化差异，正在逐渐消失”[52]，因此，“今天的人类学已不只是研究过去，或只研究文明世界以外的原始民族了。它的一个重要使命是探讨在文明影响下的生活领域，甚至研究我们西方文明的制度”[53]。另一方面，现代艺术和审美现象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发展层出不穷。德国美学家沃尔夫冈·韦尔施在《重构美学》一书中认为：“美学必须超越艺术问题，涵盖日常生活、感知态度、传媒文化，以及审美和反审美体验的矛盾。”[54]美国人类学研究者萨拉·迪基（Sara Dickey）在《人类学及其对大众传媒研究的贡献》一文中认为，人类学者可进入大众传媒领域进行研究，因为“媒体不仅以其内容，而且以其可能的形式，比如审美和叙事习惯（熟悉好莱坞电影的人一眼就能从南亚电影中看出好莱坞味），为我们提供着想象的余地。新闻、小说、广播剧和电影使我们接触到别样的经历、现实和审美准则。它们让我们意识到真正的不同，也给我们些‘东西’，让我们想象另一些存在”[55]。
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如果还故步自封于原始艺术、土著艺术等等的审美遗存的分析，而对新出现的各种艺术和美学现象，如都市大众艺术、前卫艺术、流行艺术、影视传媒艺术、大地艺术、装置艺术、行为艺术等现代、后现代艺术和审美现象等置之不理，这肯定不利于当代审美人类学学科的发展。然而，在研究玛奎特审美人类学著作中，我们欣喜地看到，玛奎特在这方面开了一个好头。在《审美人类学导论》和《审美经验》两本书中，他淡化了对作为“文化残留物”的原始艺术的分析，而对中国的禅宗山水、日本的茶道和枯山水园林艺术以及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等非西方的“艺术”和“审美形式”做了分析，甚至还对欧洲工业化国家的现代以来新出现的环境设计以及达达主义、波普艺术、抗议的艺术等现代艺术做了审美人类学的分析。玛奎特的审美人类学探索对中国当前的审美人类学研究有着重要的启示。以王杰、覃德清、海力波、范秀娟等人为代表的中国审美人类学研究者，他们秉承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基本理论，认为审美人类学研究的学术目标应该为：“不仅要认识世界，还要求改造世界，在认识审美现象的同时，还要改造旧的审美关系，创造新的审美关系，以审美的眼光来建设新世界。”[56]其具体的做法是，积极地用审美人类学的理念和方法介入区域精神文明建设、文化建设和旅游开发，主要对广西黑衣壮民歌、国际民歌艺术节以及广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等做了研究。方李莉则认为：“作为审美人类学的人文关怀，不仅限于乡村和边区民族，也应该关注都市，关注都市的大众艺术、现代艺术。”[57]在最近的一次访谈中，王杰教授坦言：“我认为未来审美人类学的研究重点是都市文化，特别是上海这样的国际性大都市。从少数民族地域转到现代城市，从民间艺术转向现代艺术，从民歌转向电影等现代综合艺术等，研究重心从静态的熟悉的原住民转向流动的迁徙的漂泊的‘外省人’，等等，这必将是审美人类学研究的新趋势。”[58](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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