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会员的学科背景情况对于分析会员的学术倾向及特点有着极大的参考作用。在综合分析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会员的学科背景数据之后,我们发现,学会成员的学科背景主要由三个部分构成。综合性大学的艺术院系以及人文院系的会员占总数的70%,这些院系如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苏州大学纺织与服装工程学院、东南大学艺术学院、华中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江南大学设计学院、南昌大学戏剧影视学院、青海民族大学艺术系等,属于人数上占绝对优势的群体;排第二名的是综合性大学中的社会学、民族学、民俗学专业,这类专业背景的占总数的11%,如来自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学与社会发展研究所、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厦门大学人类学系、中山大学人类学系、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等。学科背景为艺术专业学院及研究机构的会员占总数的9%,如中央音乐学院、中国戏曲学院、北京舞蹈学院、南京艺术学院、四川美术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等。除此之外,还有10%的会员没有注明自己的学科背景。如果我们对于会员的学科背景进行二元划分的话,即将其分为“艺术”相关专业以及“非艺术”相关专业的话,艺术类别的至少占到总数的79%。
艺术人类学本身是交叉学科,而学科背景、研究立足点的多元性导致学者们在研究中对“艺术人类学”中的“艺术”与“人类学”两元素的不同侧重。体现在历年的学会论文中,在研究对象上,主要也体现出这两个向度。一个是通过艺术具体的表征去分析人类行为、思维乃至人类学会结构,主要属于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范畴。另一个角度则是用人类学的方法来研究艺术发生与发展以及各种形态与规律,乃至含义,研究对象落脚于艺术学,主要归属于艺术学学科的研究范畴。我们权且从研究的终极对象来判断大家对艺术人类学学科概念的认知。
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会长方李莉认为,艺术人类学是一门将艺术学研究和人类学研究相结合的学科,同时也是一种学术视野和研究方法,它是艺术学研究的深化和拓展,因此应该视为艺术学研究的分支学科。[2]在研究对象上,强调艺术人类学不仅关注艺术的发生学研究和民族、民间艺术研究,而且还要关注都市的现代艺术研究,它关注的是艺术的全球性和全人类性。[3]郑元者在对艺术人类学学科定位上认为,艺术人类学是“一门立足于人类学的立场和方法、从艺术的角度研究人的学科”[4]。王建民也持同样观点,他认为,“艺术人类学是运用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对人类社会的艺术现象、艺术活动、艺术作品进行分析和阐释的学科,是文化人类学的分支学科之一”[5]。此形成了“艺术的人类学研究”或“人类学的艺术研究”等不同的视角。从数据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会员中,艺术学类别学科背景的研究者远远高于其他非艺术学科背景的会员。由于艺术类的占绝对多数,我们将其直接分为艺术类别与非艺术类别。
为什么在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中,艺术门类学科背景的占了多数?笔者认为这应该是由艺术人类学研究在艺术学与人类学或者社会学、民俗学等专业中的不同地位所决定的。以人类学为例,人类学目前分支众多,并日趋细化,如经济人类学、心理人类学、生态人类学、语言人类学、城市人类学、认知人类学等,加上文化人类学与社会人类学,有23种之多。[6]在人类学领域中,从事艺术人类学研究的属于少部分,他们是对艺术感兴趣的老师并且学校中有艺术专业基础和生源的院系。社会学与民俗学同样如此。而艺术学以及各个门类艺术的研究者将人类学方法引进从而解决对民间艺术的研究。首先,由于我国民间艺术资源丰富,各个门类艺术本身具有对民间艺术关注,并有着田野的习惯。尤其是传统三大样,民间戏曲,民间音乐,民间美术。具有反思性的更规范的人类学田野方法为各个门类民间艺术的研究注入了新鲜血液,在艺术研究领域,用人类学的方法来研究民间艺术逐渐形成一股潮流。其次,2006年,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启动,这是一场自上而下的行动,由文化部提出,各地的文化管理部门开始成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相关部门。各种非遗项目的申报也开始落实到具体的艺术研究相关机构或者大学里面的艺术学院系,包括各地的文化馆、群艺馆等。尽管这是一场自上而下的活动,推动了关于研究对象是民间艺术,运用人类学方法进行调查这样的方式,整个时代环境,促成了政府力量,而政府力量又极大地推动了艺术人类学的发展。理论上也是非常重要的推动力量。最后,文化部自上而下更早期一些进行的十大集成工作,已经在整个系统内部,从研究机构到自县级到省级相关部门培养了一批相关工作者,都是对于民间艺术关注的研究者。很多十大集成的成员继续进行了艺术类研究工作。这在客观上为艺术领域中的艺术人类学研究提供了人员因素。这几个方面也决定了当前我国时代背景下,艺术学以及各个门类艺术研究的学者从事艺术人类学的占多数。(www.xing528.com)
我们再来分析中国艺术人类学历年会议中的艺术民族志的比例与数量。自2006年起到2016年共9次艺术人类学学术会议所收到的年度艺术民族志占论文总数的比例分别是:35%,58%,63%,65%,74%,66%,50%,56%,55%。
2006—2016年艺术人类学学会提交论文结构图
我们发现,在2006年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成立大会上,收到的论文以理论类别的居多数,而民族志的文章处于少数,究其原因,是当时中国艺术人类学成立之初,急需探讨艺术人类学的理论与研究的方法,所以形成了第一次会议中的这种现象。然而在成立大会上,学者们一致认同艺术民族志是艺术人类学研究的最主要的方法。每次会议的总论文集里都包含有一定的其他类的,既不算理论研究也不算民族志的文章,排除这些因素就可以看到,在2008年以及之后的会议论文中,民族志一直占提交论文总篇数的绝对多数。张荣华先生回忆费孝通先生曾说过的一段话:“为什么中国的人类学没有自己的理论?是因为个案积累不够,所以无从获得一般性理论。而西方人类学已有上百年,他们积累了大量的田野材料。”[7]这些来自田野的第一手艺术民族志,为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以及中国艺术人类学理论的诞生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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