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民族志：中国艺术人类学之基础

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1884—1942）所著《西太平洋的航海者》一书是现代人类学的奠基性作品。该书的主要贡献是创用了田野民族志方法，为其设立了若干准则，并进行了让人信服的示范。此后民族志方法成为人类学学科区别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不断推进人类学理论创新的基本方法。人类学史上的经典理论，如功能论、结构人类学、解释人类学等均是通过深入的田野调查，在撰写高质量的民族志报告的基础上建构的。与此同时，人类学理论也时时对民族志方法做出引导，激发民族志方法的创新。正是在人类学学科的这种学科自觉和不断反思下，人类学才能不断创新理论和方法，并在吸收其他学科理论和方法的基础上产生出经济人类学、政治人类学、法律人类学、艺术人类学等分支学科或研究方向，缔造今日的繁荣局面。

在人类学的众多分支学科中艺术人类学是较为后起的一支。从世界范围来看，虽然在人类学发轫之初便有学者关注艺术，但往往将其作为其他研究的一部分，数量少且琐碎。据罗伯特·莱顿的观察，人类学对艺术的大量关注始自20世纪50年代，之后慢慢发展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在中国，艺术人类学式的研究出现得并不晚，早在20世纪30年代留日学者岑家梧便写出了《图腾艺术史》（1937年）、《史前艺术史》（1938年）等著作。但之后发展较缓慢，直到2000年，少有论著出现。^[2]之后受中国政府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和继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推动，实地调查深入人心，为艺术人类学的发展创造了较好的学术氛围，各类调查报告、论著开始涌现。2006年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的成立为中国艺术人类学的长期发展提供了组织保证、精神导向和国际平台，中国艺术人类学进入快速发展阶段。经过十年的发展，不仅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会员达到了千人，社会影响也与日俱增。更重要的是，大量使用人类学方法撰写的有关艺术的论著，为中国艺术人类学的本土理论建设提供了基础。但正如很多学者指出的，由于对人类学理论或艺术学理论的隔膜，目前学界的艺术人类学论著质量仍有待提高。这当然是由多种原因导致的，但学界对艺术民族志作为艺术人类学理论建构基础的地位认识不足恐怕是主要的原因之一。(www.xing528.com)

目前，以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成员为主体的艺术人类学学者大致来源于三个主要的学科群体，其中人数最多的是艺术学理论和各门类艺术学科的学者，其二是人类学、民族学和民俗学等学科的学者，其三是美学、文艺学、文学等学科的学者。因为自身学科理论传统的影响使然，以上三大学科来源中，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学科因为都将田野民族志（民俗学称为民俗志）作为本学科的基础，在从事艺术人类学研究的过程中，自然重视艺术民族志的基础地位。艺术学学者和美学、文艺学等学科的学者因其受训练的学科很少采用田野民族志方法做研究，因此在转向艺术人类学研究的时候，对艺术民族志的认识可能就不那么到位。从国内近些年出版的一些论著来看，虽然早期通过罗列勾陈史前艺术或民族民间艺术资料探求、解析艺术发生、艺术传播等理论的做法较少了，不少学者已转向田野调查，这当然是一个可喜的进步；但其中认为对艺术田野事项的罗列和记录就是艺术人类学的并不少，这既误解了艺术民族志，也委屈了艺术人类学，更没有弄清艺术民族志和艺术人类学之间的关系。艺术民族志是学者在艺术人类学理论的指导下通过田野调查的方法亲历田野搜集经验材料，描述分析艺术事实，验证理论假设撰写的文本，其自始至终带有艺术人类学的理论关怀和设计，而不仅仅是对艺术田野事项的照相式记录。因此艺术民族志是艺术人类学的学科基础。也有的学者比如美学和哲学出身的部分学者可能更重视理论建构，基本不从事田野调查，更不可能撰写民族志了。这个问题在人类学学科里比较好分辨和解决，因为人类学的研究生不从事田野调查，不撰写民族志很难拿到学位。但在艺术人类学这个交叉的研究领域里，因为学者们出身差别较大的学科，就很难形成这样的认识。但笔者认为，即便是偏向理论建构的艺术人类学学者，虽然难以像出身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等学科的学者那般从事长期的田野调查并撰写民族志，但至少对艺术民族志作为艺术人类学学科基础的地位要有较清晰的认知，重视田野调查和艺术民族志。当然最好能从事一定的田野调查，不然在没有相似田野体验的情况下，可能对艺术民族志文本难以产生足够的田野想象，也就难以体会文本背后的田野语境，对文本的理解易流于纸面。此外，学者们对艺术民族志认识的分歧在很大程度上也与对艺术和艺术思维的理解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