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艺术人类学发展与西方合作

方李莉

两天的学术讨论会很快就结束了，会议开得非常成功，取得了非常丰硕的学术成果，在这里我代表所有的会员感谢主办单位大连大学的热情招待和精心周到的服务。尤其是大连大学的东北文化遗产与文化产业研究院团队，为这次会议的顺利召开付出了大量的辛勤劳动，再次谢谢你们！

在这次会议上我们一共收到了150多篇论文，结成了厚厚的一本论文集，同时还有100多位学者参与发言和小组讨论。通过会议和阅读论文，我自己也觉得收获满满，学到了不少的东西。应邀做一个总结发言，这一方面是给了我一个任务，同时也是给了我一个学习和思考的机会。

我们学会成立于2006年，至今已有十一年的时间了，如果说学会刚成立的时候，大家对这门学科还充满疑虑和陌生，但通过十几年的持续研讨，大家不仅彼此熟悉，形成了一个学术的共同体，在学术上也有了越来越清晰的追求，越来越清晰的理论建构。我们这次会议的主题是：艺术人类学理论的中国建构。

之所以选择这样的题目就说明，艺术人类学在中国虽然发展了近百年，尤其是近三十年得到快速发展，但其毕竟是一门外来学科，我们的研究对象虽然都是中国不同地方的艺术和文化现象，但理论几乎都是来自西方。所以从学会建立以来或以前，学者们都很注意翻译和介绍西方的艺术人类学理论，尤其是学会成立以后，更是如此。记得2009年笔者从美国访学回来，带回的最多的书就是西方的艺术人类学专著和论文。当时笔者将这些专著和论文带回所里，希望大家都参与翻译，并委托李修建研究员通过学会组织更多人翻译。十年过去了，通过学会会员们的共同努力，有关西方艺术人类学著作的翻译越来越丰富，几乎每年都有有关西方艺术人类学理论研究的文章发表。在这次的研讨会上，我就看到了有关尹庆红教授发表的《艺术人类学：从符号交流到物质文化研究》、李世武博士发表的《论西方艺术哲学与艺术人类学间的分歧及成因》、孙文刚博士发表的《雅克·玛奎特对审美人类学的总体建构》等论文，说明了中国艺术人类学界对西方理论和前沿研究的关注。

我们学会不仅通过文献和专著关注西方艺术人类学动态，还注重和西方学者面对面地进行学术讨论与交流，有的还建立了长期的合作关系。如范·丹姆教授，在他生病之前几乎每年都到中国参加我们的年会。他告诉我说，他一生最精彩的经历就是每年来中国参加艺术人类学会议，认识了许多的中国同行。他现在因生病无法再来中国参加会议，但他在重病中仍然关心中国的艺术人类学发展，通过邮件向我提了许多有关中国艺术人类学的问题。同样我也通过邮件对他做了访谈，现在已形成了几万字的文稿。还有莱顿教授，学会成立不久，他就开始参加我们的会议，几乎每年都来，他不仅参加我们的会议，他还编著了第一部由西方学者主编的《当代中国艺术人类学》的论文集，2018年将由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除此之外，我们与著名的艺术人类学家墨菲教授、摩尔根教授、托马斯教授、施耐德教授等都有联系，并翻译过他们的许多论文。通过会员们的共同努力，我们学会一直都与西方艺术人类学的前沿研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如果说，中国的艺术人类学早期一直在关注西方理论，但通过十几年的努力，通过大量的田野实践，中国的本土理论正在逐步形成。在会议的主题发言中，有一些观点值得关注，如王建民教授提出，在我们艺术学者的描述当中，不要忘记有关情感的描述、肢体语言的描述等，因为我们是艺术人类学，在做艺术民族志的时候，要注意这些方面的观察和描述。还有刑莉教授有关观音的研究也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有关观音的文献资料很多，完全可以做文本的研究。但是邢莉老师提出，如果以艺术人类学的角度来做，我们可以利用的资料就不光是有文字的叙事资料，还有图像的叙事资料、口头的叙事资料值得我们去关注。通过口头叙事的田野，我们了解到，观音在民间竟然是一个神话传说故事，而且在不同的地域，传说的情况都会不一样，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建构。在这个建构的过程中，会形成一种意识的积累，这种积累就是人们要在心中不断地过滤并表达出来。在这表达的过程中，人们要不断地下跪，还有不断地祈祷，念念有词，所以这种叙事的过程是非常丰富的。如果我们不做田野，我们就不知道这些内容，只有通过田野我们才知道，在不同的语境下，不同的地域中，不同的时间里，大家对观音的感受是不一样的，而且每个人的情感投入也是不一样的。我觉得邢莉老师的研究非常有意思，让我们看到通过田野将观音这样的形象从不同的层面给凸显出来，这样的研究是非常有新意的。

另外，在这次会议上，王杰教授给大家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那就是电影院是否也可以成为田野之地，通过电影来做田野，来了解和分析电影中的人的情感结构。这是一个新的挑战，但是也给予我们一个新的思考：未来人类学的田野在什么地方？不仅是可以不在乡间，甚至可以不在实际的空间而进入到虚拟的空间，不仅是电影，也可以是网络，也就是人类学的田野可以无处不在，未来的研究可以将它的可能性无限地放大。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对于田野的研究总是我们每次会议的焦点，而且大家总能从田野中带来许多新的思考，几位学者都通过自己的田野考察，谈到在非遗保护的背景中艺人身份的认同问题。传统的乡村艺人都是亦农亦艺，农闲的时候做一点手艺或参加一些仪式表演，农忙的时候就是农民。但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的出现，一些传统艺人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在文化产业发展的过程中，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手艺和表演开始商业化了，他们的手艺和表演不再是为他们本村的人或者周围的人服务，而是拿到市场上去为不同的人服务的时候，他们的手艺和表演发生了变化，他们的身份也在发生变化，他们的自我意识和自我价值也在发生变化。这样的变化就是现在许多传统的手艺人开始向精英靠拢，开始不满足自己手艺人的身份，也不仅仅满足于自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身份，他们开始追求一个艺术家的地位，因为只有成为艺术家，只有成为精英，他们的作品才会被收藏者收藏。那么怎么才能够取得艺术家的合法身份？艺人们开始到大学读书或进修，接受再教育，这样一来，这些非遗传承人的技艺和制作的目的、服务的对象都开始发生变化。我们将如何认识这样的问题，又如何做这样的一些研究，这的确给我们提出了新的思考。

当非遗传承人追求成为艺术家以后，他们的作品就开始改变，以前的刺绣，本来是服务于身上的纺织品的，具有一定的实用性，而现在的刺绣，变成了仿制油画、中国画的作品，并将其镜框化参加拍卖。另外，本来砚台就是一个磨墨的工具，现在也把它雕塑化，变成艺术品来出售。这样会给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给中国的当代艺术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后果，这是值得讨论的。另外，我们如何去解决这样的问题，让手艺重新回归生活？能不能通过新的设计与传统手艺的合作，推出中国时尚、中国品牌、中国新的生活形式等，这都是可以并值得讨论的。(www.xing528.com)

面对非遗保护工作中出现的这些现象，不少年轻的学者都提出了自己新的观点和理论。如荣树云博士提出了一个非遗生态圈的概念，其中包括了非遗的场景、非遗的语境，我们可以将其概括为后非遗时代。经历了十几年全国上下的非遗保护工程的洗礼，中国乡村的文化和艺术结构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如何面对这些变化去做研究，并采用什么样的新的概念和理论去解释这些现象，这可能是我们这些做艺术人类学研究的学者今后要做的工作。

安丽哲副研究员在这次会议上提供了一篇题目为“2006至2016中国艺术人类学研究范式与特征”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她指出，学会自成立以来每年都有年会，每次会议都能收到一百余篇论文，至今已达到千余篇。除第一届会议是以讨论理论为主，以后每年的会议论文大都是田野民族志，这也正常。第一次开会为了明确目标展开理论探讨是对的。但后来做大量的田野考察撰写民族志也是对的，因为没有民族志的撰写就不可能会出现中国的本土理论。当然由于我们的会员们大都来自不同的艺术门类，最初对人类学的方法和理论并不够熟悉，所以撰写的民族志缺少理论的思考和总结。但经过十几年的打磨，我已经看到了大家的进步，这次许多年轻的学者写的论文，不仅有田野的实证还有理论的思考。有的虽然没有很多的理论思考，但能在田野中把自己所看到的文化现象和艺术现象非常系统和有逻辑地记录下来，也是非常好的，这样的记录和研究可以给后人以及其他的学者很多的启发。比如杨柳博士的有关云南白族新华村银器的研究也非常好。她在论文中对新华村银器手工艺的发展过程描述得非常清晰，通过她的描述，我们看到，面对生活的挑战，新华村的工匠们如何离开家乡到西藏去学习技艺，然后又如何将这些技艺用于为日常生活服务，在这一过程中又如何为外来的大学生们提供实习的场所，然后将从西藏学习来的精湛金银器工艺与这些外来师生们的新的设计融合，使新华村的银器在市场上得到关注，又几经周折，最后变成了在全国具有知名度的一个做金银器的平台。这既是一种传统文化的传承，又是一个传统文化的重新建构的过程，在这个建构的过程中，杨柳为我们描述了传统与创新之间、挑战与机遇之间、个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是如何博弈与互动，最后形成了新华村银器工艺誉满天下的场景的。整个描述朴素无华，看似没有理论，但其整体的系统的知识构成，让我们看到了其富有逻辑的推理过程。这样白描式的民族志写作也非常好，若干年以后这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记录，和供后人研究的重要文献。

如何撰写民族志确实值得讨论，在这次会议上，孟凡行博士发言说，陈忠实在其小说《白鹿原》中，向读者们描述了关中人的生活，写得有血有肉，那些人的音容笑貌，当地西北汉子的性格都在里面，有很强的地方性和地方感，让读者们沉浸在里面很受感动。但是这样的场景让我们人类学家来写，就变得没有血肉了，我们会用一堆图表，一堆看上去好像很学术的语言去描述它，但这样的写作方式反而消退了原本的地方性呈现。我们可以在任何地方都这样做，把任何有血有肉的群体，任何有特点的地方都变得毫无生机。当然，我们把民族志写成小说是不对的，那就不是学术了。但是完全只有图片、图表的，还有这个阐释，那个阐释，全是学术语言的建构，没有了地方性，面对这样的现象我们应该怎么办？这里面最重要的还有学术杂志的导向，杂志会选择登载什么样的民族志作品也很重要。

我觉得以上的这些讨论非常重要。第一，一方面我们要认真学习西方的艺术人类学理论，但另一方面我们毕竟面对的是全新的中国的社会实践，仅仅依靠西方的理论是不够的，我们必须要建构中国自己的本土理论。第二，要有自己本土的艺术人类学的理论，就必须先要有大量的民族志的记录和写作，人类不可能创造任何理论，所有的理论都是来自于发现，只有通过大量的对于社会实践的记录和研究，我们才能从中找到规律，并总结出真正对社会有用的理论。有不少人抱怨说，我们的每次会议都是民族志研究太多，纯理论太少，这是正常的，当我们的民族志研究没有达到一定量的时候，很难有真正的理论出现。我认为这几年有关本土理论的研究明显多了起来，这说明大家已经开始在大量民族志写作的基础上探讨理论问题了。第三，会议的发言和讨论又为大家提出了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大家都意识到了民族志写作的重要性，但如何写，如何处理理论与描述之间的关系问题？又如何选择田野的所在地，也就是说田野在何方？传统的田野仍然存在，但已经是一个急剧变化的田野，传统的理论和方法是否要有所改变？另外，城市与乡村的互动，传统与当代的互动，让我们的田野对象变得复杂起来，民间传统的艺术存在于乡村也流向了城市，我们如何从新的角度去观察这些现象？虚拟空间的出现，影像世界越来越强大的今天，虚拟的网络空间和影像世界能否成为我们进行田野的另一类空间？等等。

每次的艺术人类学年会都能给予我们许多新的思考，都可以让我们从中学习到许多的东西，而对于我来说，做这样的会议总结，就是在向大家学习。但由于参会的学者很多，我不能到每个会场听会，所以还有许多精彩的发言没有听到，所以我这个总结是不完整的。好在还有四个小组的总结，我相信他们会总结得更精彩，更全面。

谢谢大家！我们明年东南大学再见！

2017年10月

【注释】

[1]本文为2017年艺术人类学年会大会总结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