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魏书第二十七卷：文白对照

徐邈字景山，燕国蓟人也。太祖平河朔，召为丞相军谋掾，试守奉高令，入为东曹议令史。魏国初建，为尚书郎。时科禁酒，而邈私饮至于沈醉。校事赵达问以曹事，邈曰：“中圣人。”达白之太祖，太祖甚怒。度辽将军鲜于辅进曰：“平日醉客谓酒清者为圣人，浊者为贤人，邈性修慎，偶醉言耳。”竟坐得免刑。后领陇西太守，转为南安。文帝践阼，历谯相，平阳、安平太守，颍川典农中郎将，所在著称，赐爵关内侯。车驾幸许昌，问邈曰：“颇复中圣人不？”邈对曰昔子反毙于榖阳，御叔罚于饮酒，臣嗜同二子，不能自惩，时复中之。然宿瘤以丑见传，而臣以醉见识。”帝大笑，顾左右曰：“名不虚立。”迁抚军大将军军师。

徐邈字景山，是燕国蓟县人。魏太祖平定黄河以北地区后，征召他担任丞相军谋掾，试任奉高县令，又调入朝廷担任东曹议令史。魏王国建立之初，他担任尚书郎。那时法规禁止饮酒，但徐邈却私下喝得大醉。校事赵达向他询问所在部门的事务，徐邈却回答说中圣人。”赵达向太祖报告了这件事，太祖非常愤怒。度辽将军鲜于辅上前说：“平时醉酒之徒把清亮的酒称为圣人，把浑浊的酒称为贤人，徐邈一向品行端恭谨慎，这次是偶然喝醉胡说罢了。”徐邈最终因而免于刑罚。后来，他兼任陇西太守，又调任南安太守。文帝当了皇帝后，徐邈历任谯国相，平阳、安平太守，颍川典农中郎将，每到一处任职，都名声显赫，被赐以关内侯的爵位。文帝巡视许昌，问徐邈说：“你还经常中圣人吗？”徐邈回答说：“从前子反因喝了縠阳献的酒误事而死，御叔也因饮酒而受处罚，我爱喝酒与他们二人相同，不能引为教训而警戒自己，还时常要喝一点。然而宿瘤因为长得丑陋而被载入书传，我则因为醉酒而被皇上记得。”文帝听了大笑，看看左右侍臣，对他们说：“真是名不虚立。”调任徐邈为抚军大将军军师。

明帝以凉州绝远，南接蜀寇，以邈为凉州刺史，使持节领护羌校尉。至，值诸葛亮出祁山，陇右三郡反，邈辄遣参军及金城太守等击南安贼，破之。河右少雨，常苦乏谷，邈上修武威、酒泉盐池以收虏谷，又广开水田，募贫民佃之，家家丰足，仓库盈溢。乃支度州界军用之余，以市金帛犬马，通供中国之费。以渐收敛民间私仗，藏之府库。然后率以仁义，立学明训，禁厚葬，断淫祀，进善黜恶，风化大行，百姓归心焉。西域流通，荒戎入贡，皆邈勋也。讨叛羌柯吾有功，封都亭侯，邑三百户，加建威将车。邈与羌、胡从事，不问小过；若犯大罪，先告部帅，使知，应死者乃斩以徇，是以信服畏威。赏赐皆散与将士，无入家者，妻子衣食不充；天子闻而嘉之，随时供给其家。弹邪绳枉，州界肃清。

明帝考虑到凉州处于边远之地，南与蜀汉接壤，便任命徐邈为凉州刺史，使持节兼任护羌校尉。徐邈到任，正碰上诸葛亮出兵祁山，陇右三郡反叛，徐邈于是派遣参军和金城太守等人进击南安贼众，并打败他们。河右地区很少下雨，人们常因缺乏粮食而困苦，徐邈上奏朝廷请求准许修整武威、酒泉地方的盐池以换敌方的粮食，他又大量开辟水田，招募贫民耕种，于是凉州家家粮食丰足，把仓库堆得满满的还有多余。于是他把一州军用之后所剩余的粮食，用来交换金属布帛犬马，运往中原供应朝廷的消费。又逐渐地收集民间私下所有的兵器，将其收藏于政府库房。然后施行仁义以做表率，建立学校修明教化，禁止厚葬，断绝不合礼制的祭祀，进用善良而黜退丑恶，良好的社会风气大为流行，老百姓的心都归向于他。中原与西域交流往来，远方的少数民族向朝廷进贡，这都是徐邈的功劳。他讨伐叛乱的羌人柯吾立下功劳，被封为都亭侯，给予食邑三百户，加授建威将军称号。徐邈与羌人、胡人共事，不计较追究他们的小过错；假如他们犯了大罪，就先告知其部落首领，让他知道，然后才把应处死的人斩首示众，因此羌人、胡人信服且敬畏他的威严。他所得赏赐都分给部下将士，没有拿回家去的，供妻子儿子穿衣吃饭都不足够。天子听说后嘉奖他，按时令供给他家度用。徐邈镇压邪恶纠正不良，所辖州内社会太平。

正始元年，还为大司农。迁为司隶校尉，百寮敬惮之。公事去官。后为光禄大夫，数岁即拜司空，邈叹曰三公论道之官，无其人则缺，岂可以老病忝之哉？”遂固辞不受。嘉平元年，年七十八，以大夫薨于家，用公礼葬，谥曰穆侯。子武嗣。六年，朝廷追思清节之士，诏曰：“夫显贤表德，圣王所重；举善而教，仲尼所美。故司空徐邈、征东将军胡质、卫尉田豫皆服职前朝，历事四世，出统戎马，入赞庶政，忠清在公，忧国忘私，不营产业，身没之后，家无余财，朕甚嘉之。其赐邈等家谷二千斛，钱三十万，布告天下。”邈同郡韩观曼游，有鉴识器干，与邈齐名，而在孙礼、卢毓先，为豫州刺史，甚有治功，卒官。^[1]卢钦著书，称邈曰：“徐公志高行絜，才博气猛。其施之也，高而不狷，絜而不介，博而守约，猛而能宽。圣人以清为难，而徐公之所易也。”或问钦徐公当武帝之时，人以为通，自在凉州及还京师，人以为介，何也？”钦答曰：“往者毛孝先、崔季珪等用事，贵清素之士，于时皆变易车服以求名高，而徐公不改其常，故人以为通。比来天下奢靡，转相仿效，而徐公雅尚自若，不与俗同，故前日之通，乃今日之介也。是世人之无常，而徐公之有常也。”

正始元年，徐邈回到京师担任大司农。又升为司隶校尉，百官都敬畏他。他因公务上的原因被免官。后又担任光禄大夫，几年时间就被拜为司空，徐邈感叹说：“三公是谋划议论国家大政的官职，没有合适的人选就应空缺，我怎能以年老体病之身愧处于这个位置呢？”于是他坚决推辞不接受这个任命。嘉平元年，他以光禄大夫的身份在家去世，朝廷用三公的丧礼为他举行安葬，给予他穆侯的谥号。儿子徐武继承了他的爵位。嘉平六年，朝廷追思具有清白节操的已故人士，颁布诏令说：“显扬表彰贤能有德之士，这是圣明之君所重视的；选拔善人而教育其他人，这是孔圣人仲尼所赞美的。已故司空徐邈、征东将军胡质、卫尉田豫在前朝任职，经历侍奉我四代君主，他们出外则统率军队，在朝则辅佐处理各种政务，任职忠诚清廉，忧国忘记自我，不经营家产私业，逝世之后，家中没有一点多余的财产，我非常赞赏他们。赐给徐邈等人每家谷二千斛，钱三十万，布告天下。”徐邈同郡人韩观字曼游，有洞察事理的本领才干，和徐邈齐名，并在孙礼、卢毓之先，任豫州刺史，很有些政绩，在任职期间死去。卢钦著书，称赞徐邈说徐公志节高尚品行纯洁，才能广博气质威猛。这些素质具体表现出来时，就是志节高尚却不拘谨，品行纯洁而不固执，才能广博而能提纲挈领，气质威猛却宽厚待人。圣人都认为清纯难以做到，可是对徐公来说则是容易的事情。”有人问卢钦：“徐公在武帝的时候，人们认为他通达，自他在凉州和回到京师以后，人们又认为他固执，这是什么原因？”卢钦回答说：“从前毛孝先、崔季圭等人当权，看重清高廉洁的人，在那时候人们都改变服饰车子来求得高名，可是徐公不改变他惯常的车子服饰，所以人们认为他通达。近来社会上挥霍浪费，大家互相模仿效法，但徐公仍坚持平素的风尚，不与世俗同流，因此他前日的通达，就是今日的固执。这是因为世人没有一贯的操守，而徐公却有啊！”

胡质字文德，楚国寿春人也。少与蒋济、朱绩俱知名于江、淮间，仕州郡。蒋济为别驾，使见太祖。太祖问曰：“胡通达，长者也，宁有子孙不？”济曰：“有子曰质，规模大略不及于父，至于精良综事过之。”^[2]太祖即召质为顿丘令。县民郭政通于从妹，杀其夫程他，郡吏冯谅系狱为证。政与妹皆耐掠隐抵，谅不胜痛，自诬，当反其罪。质至官，察其情色，更详其事，检验具服。

胡质字文德，是楚国寿春县人。他少年时与蒋济、朱绩都在江、淮一带知名，在州郡里任职。蒋济担任别驾，被上司派去见太祖，太祖问他：“胡通达，是应当敬重的长辈，他难道没有子孙吗？”蒋济回答说：“他有儿子名胡质，整体谋划比不上他父亲，至于精心细致地处理各种事务则比他父亲强。”太祖立即征召胡质担任顿丘县令。县民郭政与堂妹私通，杀了堂妹夫程他，郡吏冯谅被作为证人关进监狱。郭政与其堂妹都忍着拷问的痛楚而隐瞒抵赖不肯承认，冯谅不能忍受痛苦只好承认是做了伪证，按刑律应当以诬告治罪。胡质到任重新处理此案，他观察犯人的脸色神情，又详细察究事情始末，经检查验证使罪犯终于承认了全部罪行。

入为丞相东曹议令史，州请为治中。将军张辽与其护军武周有隙。辽见刺史温恢求请质，质辞以疾。辽出谓质曰：“仆委意于君，何以相辜如此？”质曰古人之交也，取多知其不贪，奔北知其不怯，闻流言而不信，故可终也。武伯南身为雅士，往者将军称之不容于口，今以睚眦之恨，乃成嫌隙。况质才薄，岂能终好？是以不愿也。”辽感言，复与周平。^[3]

后调进朝廷担任东曹议令史，扬州刺史向朝廷请求让胡质担任他的治中。将军张辽和他的护军武周产生了嫌隙。他面见刺史要求让胡质去代替武周，胡质借口有病加以推辞。张辽出来对胡质说：“我看中了你，你为什么这样地辜负我一片心意呢？”胡质回答说古人交友，对方索取虽多却知道他并非贪婪，打仗临阵逃跑也了解他并非怯懦，听到流言也不相信，因此双方的友谊能够保持长久。武伯南是个才德俱佳的人，过去将军曾对他赞不绝口，如今因为一点小小怨愤，就产生了嫌隙。何况我胡质才能低下，难道能与你长久地相处好？因此我不愿当你的护军。”张辽对胡质所说深有感触，于是与武周重新和好。

太祖辟为丞相属。黄初中，徙吏部郎，为常山太守，迁任东莞。士卢显为人所杀，质曰：“此士无雠而有少妻，所以死乎！”悉见其比居年少，书吏李若见问而色动，遂穷诘情状。若即自首，罪人斯得。每军功赏赐，皆散之于众，无入家者。在郡九年，吏民便安，将士用命。

太祖征召胡质担任丞相佐吏。黄初年间，调任为吏部郎，又外调担任常山太守，转任东莞太守。士人卢显被人杀害，胡质说：“这个士人没有仇人但有年轻的妻子，是因为这才被杀的吧！”他召见了卢显邻居中的所有年轻人，书吏李若被询问时神色不对头，于是胡质追问事情经过。李若立即就自首了，这样就查明了罪犯。胡质每因军功而得到的赏赐，都分给众人，从不把东西带回家。他在东莞郡担任太守九年，官吏百姓都安适满意，军官士兵全都服从命令。

迁荆州刺史，加振威将军，赐爵关内侯。吴大将朱然围樊城，质轻军赴之。议者皆以为贼盛不可迫，质曰： “樊城卑下，兵少，故当进军为之外援；不然，危矣。”遂勒兵临围，城中乃安。迁征东将军，假节都督青、徐诸军事。广农积谷，有兼年之储，置东征台，且佃且守。又通渠诸郡，利舟楫，严设备以待敌。海边无事。

后升任荆州刺史，加授振威将军称号，被赐予关内侯的爵位。东吴大将朱然围攻樊城，胡质带了部队轻装前往援救解围。议论的人都认为东吴兵势正盛，不可逼近与之接战，胡质说：“樊城地势低下，兵力又少，所以应当挥军前进以为外援，不这样的话，樊城就危险了。”于是指挥部队逼近包围圈，城中军队因此得以安定。胡质升任征东将军，被授予假节都督青州、徐州诸军事。他在任时大力发展农业生产积储粮食，得有两年的存粮，并修筑东征台，一边耕种一边防守边境。又在各郡间开凿渠道，以方便舟船往来，严密地整修防御设施来对付敌人。海边地区得以平安无战事。

性沉实内察，不以其节检物，所在见思。嘉平二年薨，家无余财，惟有赐衣书箧而已。军师以闻，追进封阳陵亭侯，邑百户，谥曰贞侯。子威嗣。六年，诏书褒述质清行，赐其家钱谷。语在《徐邈传》。威，咸熙中官至徐州刺史，^[4]有殊绩，历三郡守，所在有名。卒于安定。

胡质性格稳重朴实内省自律，不以自己的处世准则来要求别人，所到之处都被人怀念。嘉平二年去世，家中没有余留的财物，只有朝廷所赐衣物和书籍而已。他的军师把这情形报告了朝廷，朝廷追加他为阳陵亭侯，食邑百户，谥号贞侯。儿子胡威继承了他的爵位。嘉平六年，朝廷颁布诏书褒扬胡质清高的操行，赏赐他家钱财谷物。这在《徐邈传》中已做了记述。胡威，咸熙年间官至徐州刺史，有突出的政绩，历任三郡太守，所到之处都有名望。在安定太守任上死去。

王昶字文舒，太原晋阳人也。^[5]少与同郡王凌俱知名。凌年长，昶兄事之。文帝在东宫，昶为太子文学，迁中庶子。文帝践阼，徙散骑侍郎，为洛阳典农。时都畿树木成林，昶斫开荒莱，勤劝百姓，垦田特多。迁兖州刺史。明帝即位，加扬烈将军，赐爵关内侯。昶虽在外任，心存朝廷，以为魏承秦、汉之弊，法制背碎，不大厘改国典以准先王之风，而望治化复兴，不可得也。乃著《治论》，略依古制而合于时务者二十余篇，又著《兵书》十余篇，言奇正之用，^[6]青龙中奏之。

王昶字文舒，是太原郡晋阳县人。少年时和同郡人王凌都有名声。王凌年纪比王昶大些，王昶像兄长一样对待他。文帝在东宫当太子的时候，王昶担任太子文学，又调任中庶子。文帝即帝位，王昶升任散骑侍郎，调任洛阳典农。当时京城及附近地区树木成林，王昶砍伐林木开垦荒地，勤恳劝勉百姓，开垦田地特别多。调任兖州刺史。明帝即位，加授他扬烈将军，赐予关内侯爵位。王昶当时虽然在外地任职，但他心中想着朝廷，认为魏国沿袭了秦朝、汉朝的弊端，法制苛刻琐碎，不对国家典章制度大大改革一番使之合乎先王的规制典范，要想希望政治局面和社会风气重新好转，是不可能的。于是他写了《治论》一书，书中大体依据古代制度而又合乎现实情况的议论有二十多篇，又著《兵书》十多篇，阐述用兵方策的具体应用，青龙年间他把二书上奏给朝廷。

其为兄子及子作名字，皆依谦实，以见其意，故兄子默字处静，沈字处道，其子浑字玄冲，深字道冲。遂书戒之曰：

他为侄儿和儿子起名字，全本于谦虚充实的意义，来表达他的深意，所以他的一个侄儿名默字处静，另一个名沉字处道，他的儿子一个名浑字玄冲，一个名深字道冲。他又写信告诫他们说：

夫人为子之道，莫大于宝身全行，以显父母。此三者人知其善，而或危身破家，陷于灭亡之祸者，何也？由所祖习非其道也。夫孝敬仁义，百行之首，行之而立，身之本也。孝敬则宗族安之，仁义则乡党重之，此行成于内，名著于外者矣。人若不笃于至行，而背本逐末，以陷浮华焉，以成朋党焉；浮华则有虚伪之累，朋党则有彼此之患。此二者之戒，昭然著明，而循覆车滋众，逐末弥甚，皆由惑当时之誉，昧目前之利故也。夫富贵声名，人情所乐，而君子或得而不处，何也？恶不由其道耳。患人知进而不知退，知欲而不知足，故有困辱之累，悔吝之咎。语曰：“如不知足，则失所欲。”故知足之足常足矣。览往事之成败，察将来之吉凶，未有干名要利，欲而不厌，而能保世持家，永全福禄者也。欲使汝曹立身行己，遵儒者之教，履道家之百，故以玄默冲虚为名，欲使汝曹顾名思义，不敢违越也。古者盘抒有铭，几杖有诫，俯仰察焉，用无过行；况在己名，可不戒之哉！夫物速成则疾亡，晚就则善终。朝华之草，夕而零落；松柏之茂，隆寒不衰。是以大雅君子恶速成，戒阙党也。若范匄对秦客而武子击之，折其委笄，恶其掩人也。^[7]夫人有善鲜不自伐，有能者寡不自矜，伐则掩人，矜则陵人。掩人者人亦掩之，陵人者人亦陵之。故三郤为戮于晋，王叔负罪于周，不惟矜善自伐好争之咎乎？故君子不自称，非以让人，恶其盖人也。夫能屈以为伸，让以为得，弱以为强，鲜不遂矣。夫毁誉，爱恶之原而祸福之机也，是以圣人慎之。孔子曰：“吾之于人，谁毁谁誉；如有所誉，必有所试。”又曰：“子贡方人。赐也贤乎哉，我则不暇。”以圣人之德，犹尚如此，况庸庸之徒而轻毁誉哉？

人们作为儿辈应遵循的原则，没有什么比珍惜生命完善德行，从而显扬父母之名更重要的了。这三点人们都知道是善，但有的人却身遭险恶家被破坏，陷于破灭败亡的灾祸，这是为什么？只是因为他们崇奉仿效的不是正道啊！孝敬仁义，这是各种美好品行中最重要的，实行这些美德从而立身于世，这是自身的根本大事。孝敬长辈就宗族安宁，仁义待人则乡人敬重，这样就可以操行成就于自身，名声显扬于社会。人如果不真诚地培养高尚的操行，舍弃根本去追求枝末，那就会陷于浮华，而结成不守正道的团伙，浮华就将受到虚伪的牵累，团伙之内也常互相猜忌而起祸患。这两种情形的教训，清楚明白，可重蹈覆辙的人越来越多，追逐枝末愈加厉害，这都是被眼前的称誉所迷惑，被暂时的好处弄昏了头的缘故。富贵和名声，是人情所喜欢的，但君子有时得到了富贵名声却并不安然处之，这是为什么？是厌恶它不是从正当途径得来的罢了。担忧的是人只知进取而不知退避，只知需求而不知满足，因此就有了困顿受辱的牵累和悔恨的祸事。俗语说如果不知满足，就将失去所喜欢的东西。”因此知足的人就可以经常得到满足了。看看往事的成功与失败，考察将要发生的吉凶，从来就没有追名逐利，一味贪求而不知满足，却能保持家世不衰，幸福禄位永远完全的人。我希望你们立身社会表现自己，要遵从儒家的教导，实践道家的道理，因此我要用玄默冲虚等字作为你们的名字，是想让你们顾名思义，不敢违规越矩啊。古时候盘盂上刻着铭文，几案手杖上也写着诫语，俯身抬头之间就可以看到它们而自省，从而不会发生错误的行为，何况自己的名字，能不对之时刻警戒吗！事物成就迅速那么消亡得也快，成就迟晚就结局美好。早晨开花的小草，晚上就会凋零败落；松柏的茂盛，即使严寒之时也不会衰败。因此志行高尚的君子厌恶成就迅速，这是听从孔圣人的教导。就如那范匄答解了秦国使者的问题但武子却要打他，把他帽子上的委笄也打断了，这是因为武子恨他突出了自己贬低了旁人。人们有长处很少不自夸，有才能也很少不自傲，自夸那就掩抑了别人，自傲那也压低了别人。掩抑别人的人别人也会掩抑他；压低别人的人别人也会压低他。所以三郤在晋国被杀，王叔对周王室犯下了罪过，不就是自夸自傲好胜争强而带来的祸患吗？因此君子不称美自己，并非是礼让别人，而是嫌恶这样做贬抑了别人。能够把屈当做伸，把让当做得，把弱当做强，那就很少有什么目的不能达到的了。诋毁和称誉，是爱恨的根源和祸福的缘起，因此圣人对之非常谨慎。孔子说：“我对于别人，诋毁了谁又称誉了谁呢？如果我称誉过某人，一定对他进行过考验。”他又说广子贡喜欢褒贬评论人。他也真是高明呀，我是没有这闲工夫的。”以孔圣人的高尚品德，尚且还这样，何况庸碌之辈去轻易地毁誉别人呢？

昔伏波将军马援戒其兄子，言：“闻人之恶，当如闻父母之名；耳可得而闻，口不可得而言也。”斯戒至矣。^[8]人或毁已，当退而求之于身。若己有可毁之行，则彼言当矣；若己无可毁之行，则彼言妄矣。当则无怨于彼，妄则无害于身，又何反报焉？且闻人毁己而忿者，恶丑声之加人也，人报者滋甚，不如默而自修己也。谚曰救寒莫如重裘，止谤莫如自修。”斯言信矣。若与是非之士，凶险之人，近犹不可，况与对校乎？其害深矣。夫虚伪之人，言不根道，行不顾言，其为浮浅较可识别；而世人惑焉，犹不检之以言行也。近济阴魏讽、山阳曹伟皆以倾邪败没，荧惑当世，挟持奸慝，驱动后生。虽刑于铁钺，大为炯戒，然所污染，固以众矣。可不慎与！^[9]

从前伏波将军马援告诫他的侄儿说：“听到别人的丑恶，应该像听到父母的名字一样，耳朵可以去听，嘴巴却不可以去说。”这告诫是完全正确的。别人有时诋毁我们，我们就应当退而反省自己的行为。要是自己确实有应受诋毁的行为，那他所说就是恰当的；要是自己没有可以诋毁的行为，那他所说就是虚妄的。所说恰当就不必怨恨别人，所说虚妄对自己不会有害，又何必去反驳回击呢？并且听到别人诋毁自己就愤愤然的原因，是恨坏名声会背到自己身上，而反驳回击后别人的诋毁只会更加厉害，不如当做没听到而去修养自己的品行。谚语说：“防寒没有什么比得上厚厚的皮衣服，停止别人诽谤没有什么比得上自我修养。”这话确实正确。假如碰上那好弄是非、凶恶危险的人，接近他尚且不可以，何况去和他当面计较抗辩呢？这样做危害就大了。虚伪的人，说话不依据正道，行为与所说又不相符合，他们的浮浅比较能够被人识别；可是世人却仍被他们迷惑，就是不去观察他们的言论来衡量他们的品行。不久前济阴郡人魏讽、山阳郡人曹伟都因图谋不轨心怀邪恶而事败身死，他们迷惑当代世人，怀有奸诈邪恶之心，唆使煽动年轻一辈。虽然他们已被依法处死，成为明戒教训，但是受他们影响而变坏的人，已经是很多了。可以不谨慎小心吗！

若夫山林之士，夷、叔之伦，甘长饥于首阳，安赴火于绵山，虽可以激贪励俗，然圣人不可为，吾亦不愿也。今汝先人世有冠冕，惟仁义为名，守慎为称，孝悌于闺门，务学于师友。吾与时人从事，虽出处不同，然各有所取。颍川郭伯益，好尚通达，敏而有知。其为人弘旷不足，轻贵有余；得其人重之如山，不得其人忽之如草。吾以所知亲之昵之，不愿儿子为之。^[10]北海徐伟长，不治名高，不求苟得，澹然自守，惟道是务。其有所是非，则托古人以见其意，当时无所褒贬。吾敬之重之，愿儿子师之。东平刘公幹，博学有高才，诚节有大意，然性行不均，少所拘忌，得失足以相补。吾爱之重之，不愿儿子慕之。^[11]乐安任昭先，淳粹履道；内敏外恕，推逊恭让，处不避洿，怯而义勇，在朝忘身。吾友之善之，愿儿子遵之。^[12]若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汝其庶几举一隅耳。及其用财先九族，其施舍务周急，其出入存故老，其论议贵无贬，其进仕尚忠节，其取人务实道，其处世戒骄淫，其贫贱慎无戚，其进退念合宜，其行事加九思，如此而已。吾复何忧哉？

至于那山林之间的隐士，伯夷、叔齐一类人物，他们心甘情愿在首阳山长期忍饥挨饿，心安理得地在绵山让火烧死，虽然这种行为可以激励贪鄙庸俗的人们，可是圣人是不可以这样做的，我也不愿你们这样做。现在你们的先辈世代仕宦为官，他们只因仁义而出名，因自持谨慎被人称誉，在家中孝敬长辈友爱兄弟，在师友之间研讨学问。我与同代人们结交往来，他们虽然显达落拓各有不同，然而都有各自的长处。颍川郡人郭伯益，追崇通达，聪明智慧。他为人宽宏大度不足，权衡计较则有余，认为某人有德就看得他像山一样重，认为某人无德就看得他和草一样轻。我因为了解他而亲他近他，但不希望儿辈们仿效他。北海人徐伟长，不追求显赫的名声，不追求不正当所得，心胸恬淡自持其身，所追求的只是正道。他若要肯定什么批评什么，就假借古人的话来表达自己的意见，当场不表露其褒贬之意。我敬重他，希望儿辈们学习他。东平人刘公幹，学问渊博才能又高，正直有节操而又意向远大，可是他的脾性行为不平和，为人不谨慎少顾忌，他的优点缺点正好相抵。我喜欢他看重他，但不希望儿辈们仰慕他。乐安人任昭先，朴实纯洁遵从正道，内心敏慧外表宽和，推让谦逊恭敬礼让，在人群中不怕居下，看似怯懦却见义勇为，在朝任职克己无私。我友爱他赞美他，希望儿辈们学习他。如果引申开来，把我的意思推而广之，那前边所说就只能算给你们举举例子罢了。更有那享用财物让亲族在先，施舍助人必救困济难，出门归来要问候年长乡人，发表议论注重不含贬损，任职朝廷崇尚忠诚气节，结朋交友取其本真实行，处世待人力戒骄纵淫逸，贫穷位卑但不悲戚痛苦，进取退避考虑合乎时宜，办理事情必经深思熟虑，能做到这样就可以了。我还有什么可忧虑的呢？

青龙四年，诏“欲得有才智文章，谋虑渊深，料远若近，视昧而察，筹不虚运，策弗徒发，端一小心，清修密静，乾乾不解，志尚在公者，无限年齿，勿拘贵贱，卿校已上各举一人”。太尉司马宣王以昶应选。正始中，转在徐州，封武观亭侯，迁征南将军，假节都督荆、豫诸军事。昶以为国有常众，战无常胜；地有常险，守无常势。今屯宛，去襄阳三百余里，诸军散屯，船在宣池，有急不足相赴，乃表徙治新野，习水军于二州，广农垦殖，仓谷盈积。

青龙四年，诏书说：“打算选拔具有才干智慧文章学问，谋划思虑深远，预料未来有如眼前，洞见暗昧而能明察，运筹方略从不落空，凡有策划必见成效，正直忠诚细心恭谨，操行洁美缜密沉静，勤勉努力少有松懈，心志追求只为朝廷的人，不限年龄，不管尊贵卑贱，卿校以上官员每人荐举一人。”太尉司马宣王举荐了王昶来朝廷应选。正始年间，王昶调任为徐州刺史，封武观亭侯，升任征南将军，被授予假节都督荆州、豫州诸军事。王昶认为国家虽然经常保持有一定规模的军队，但打起仗来并不能保证常胜不败；地形虽具固有的险要，但防守却无一定的模式。现在征南将军屯驻宛城，离襄阳三百多里，各军又分散驻扎，战船远在宣池，一旦战事紧急就不能火速赴敌，于是他上表请求移驻新野，在二州操练水军，广辟田地发展生产，仓库里粮食堆得满满的。

嘉平初，太傅司马宣王既诛曹爽，乃奏博问大臣得失。昶陈治略五事：其一，欲崇道笃学，抑绝浮华，使国子入太学而修庠序；其二，欲用考试，考试犹准绳也，未有舍准绳而意正曲直，废黜陟而空论能否也；其三，欲令居官者久于其职，有治绩则就增位赐爵；其四，欲约官实禄，励以廉耻，不使与百姓争利；其五，欲绝侈靡，务崇节俭，令衣服有章，上下有叙，储谷畜帛，反民于朴。诏书褒赞。因使撰百官考课事，昶以为唐虞虽有黜陟之文，而考课之法不垂。周制冢宰之职，大计群吏之治而诛赏，又无校比之制。由此言之，圣主明于任贤，略举黜陟之体，以委达官之长，而总其统纪，故能否可得而知也。其大指如此。

嘉平初年，太傅司马宣王杀掉曹爽以后，上奏朝廷多方咨询大臣们关于政事得失的意见。王昶陈述了有关治国方略的五件事情：第一，应该尊崇正道注重学问，抑制消灭浮华的风气，让公卿大夫的子弟进入太学并努力办好学校教育；第二，应该推行考试制度，考试就好比准绳，没有不用准绳而仅凭主观就能断定曲直，废弃进退考核的标准却能凭空衡量官员的胜任与否的；第三，应该让官员担任职务的时间长久一些，有了政绩就升擢官品赐予爵位；第四，应该控制官员的数量丰厚官员的俸禄，用廉洁知耻来激励他们，不让他们和老百姓争利；第五，应该消灭奢侈浪费风气，一定要推崇节约勤俭，并让人们穿着符合他们各自身份的服饰，让上上下下等级分明，要储积谷物布帛，使老百姓恢复朴实的风气。朝廷下诏对王昶的建议加以褒扬称赞。因而又让他编定考核百官的办法，王昶认为虽然尧舜的时候就有了考核升降官员的规定，但其具体考核办法却没有流传下来。周代的制度设有冢宰这一官职，掌管考核百官的政绩以决定处罚奖赏，但却没有考核官员的具体制度。由此说来，圣明的君主对任用贤才是明智的，他们提出升降官员的总体要求，具体实行的办法则让冢宰或宰相负责，自己只掌握总的纲纪，因而他对官员的胜任与否可以得知了解。王昶的主要意思大致就是如此。

二年，昶奏：“孙权流放良臣，適庶分争，可乘衅而制吴、蜀；白帝、夷陵之间，黔、巫、秭归、房陵皆在江北，民夷与新城郡接，可袭取也。”乃遣新城太守州泰袭巫、秭归、房陵，荆州刺史王基诣夷陵，昶诣江陵，两岸引竹为桥，渡水击之。贼奔南岸，凿七道并来攻。于是昶使积弩同时俱发，贼大将施绩夜遁入江陵城，追斩数百级。昶欲引致平地与合战，乃先遣五军案大道发还，使贼望见以喜之，以所获铠马甲首，驰环城以怒之，设伏兵以待之。绩果追军，与战，克之。绩遁走，斩其将钟离茂、许旻，收其甲首旗鼓珍宝器仗，振旅而还。王基、州泰皆有功。于是迁昶征南大将军、仪同三司，进封京陵侯。毌丘俭、文钦作乱，引兵拒俭、钦有功，封二子亭侯、关内侯，进位骠骑将军。诸葛诞反，昶据夹石以逼江陵，持施绩、全熙使不得东。诞既诛，诏曰：“昔孙膑佐赵，直凑大梁。西兵骤进，亦所以成东征之势也。”增邑千户，并前四千七百户，迁司空，持节、都督如故。甘露四年薨，谥曰穆侯。子浑嗣，咸熙中为越骑校尉。^[13]

嘉平二年，王昶上奏朝廷说：“孙权流放忠良之臣，他的嫡子庶子闹得矛盾纷纷，我们可乘其内部不和而制胜吴国和蜀国；从白帝城到夷陵之间，黔、巫、秭归、房陵等地都在长江以北，这里的百姓与我新城郡百姓接触密切，可以袭击攻取。”朝廷于是派遣新城太守州泰进攻巫县、秭归县、房陵县，荆州刺史王基去攻打夷陵，王昶去攻打江陵，王昶在两岸牵引粗大的竹索作为桥梁，部队渡过河去打击吴军。敌人逃奔南岸，开了七条通道一起来进攻魏军。于是王昶让连弩同时发射，敌军大将施绩连夜逃入江陵城，魏兵追击砍下了几百敌人的头。王昶想把敌人引诱到平地和他们作战，于是让部队顺着大路撤回，让敌人望见高兴，并让人披上缴获的铠甲骑上缴获的战马提着斩杀的吴兵头颅，围着江陵城来回奔跑以此来激怒吴军，并设下埋伏准备伏击他们。施绩果然追赶魏军，魏军回头与吴军作战，把施绩打败。施绩逃跑了，魏军斩了他的部将钟离茂、许旻，缴获了吴军的士兵首级、旌旗战鼓、兵器珍宝仪仗，军心大振而回师。王基、州泰都立了战功。于是朝廷升王昶为征南大将军，并给他仪同三司的待遇，进封他为京陵侯。毌丘俭和文钦兴兵作乱，王昶指挥部队进击毌丘俭、文钦二人有功，朝廷封他的两个儿子为亭侯、关内侯，王昶本人升任骠骑将军。诸葛诞反叛，王昶占据夹石以威逼压制江陵的吴军，牵制施绩、全熙的吴军使其不能东进声援诸葛诞。诸葛诞被诛杀后，朝廷下诏书说从前孙膑佐助赵国，率军直扑大梁。王昶挥军西逼江陵，这也壮大了我军东征诸葛诞的威势。”增加王昶食邑千户，加上以前的共有四千七百户，升任司空，持节、都督仍和过去一样。甘露四年去世，谥号穆侯。儿子王浑继承了他的爵位，咸熙年间，王浑担任越骑校尉。

王基字伯舆，东莱曲城人也。少孤，与叔父翁居。翁抚养甚笃，基亦以孝称。年十七，郡召为吏，非其好也，遂去，入琅邪界游学。黄初中，察孝廉，除郎中。是时青土初定，刺史王凌特表请基为别驾，后召为秘书郎，凌复请还。顷之，司徒王朗辟基，凌不遣。朗书劾州曰：“凡家臣之良，则升于公辅，公臣之良，则入于王职，是故古者侯伯有贡士之礼。今州取宿卫之臣，留秘阁之吏，所希闻也。”凌犹不遣。凌流称青土，盖亦由基协和之辅也。大将军司马宣王辟基，未至，擢为中书侍郎。

王基字伯舆，是东莱郡曲城县人。小时候他就失去了父亲，和叔父王翁住在一起。王翁抚养王基非常尽心，王基也以孝敬叔父而被人称赞。十七岁时，郡守征召他当了小官，这不是他的所好，于是离职而去，来到琅邪郡境内游学。黄初年间，被举荐为孝廉，授给郎中的职位。那时青州刚刚平定，刺史王凌特地上表朝廷请求准让王基担任他的别驾，后来朝廷征召王基为秘书郎，王凌又请求朝廷让王基回青州。不久，司徒王朗征召王基，王凌不让王基前去。王朗上书弹劾王凌说凡是家臣中的优秀者，就应进献给公卿宰辅，公卿宰辅臣属中的优秀者，就应进献给皇上而任职朝廷，因而古时候有规定侯伯贡士的礼制。现在王凌取用本应警卫皇宫的人臣，留任可充职尚书台的官吏，这很少听说过。”王凌还是不放王基。王凌被人称扬名声遍于青州，这也是因为王基协助赞和之力。大将军司马宣王征召王基，尚未到任，王基被朝廷提升为中书侍郎。

明帝盛修宫室，百姓劳瘁。基上疏曰：“臣闻古人以水喻民，曰‘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故在民上者，不可以不戒惧。夫民逸则虑易，苦则思难，是以先王居之以约俭，俾不至于生患。昔颜渊云东野子之御，马力尽矣而求进不已，是以知其将败。今事役劳苦，男女离旷，愿陛下深察东野之弊，留意舟水之喻，息奔驷于未尽，节力役于未困。昔汉有天下，至孝文时唯有同姓诸侯，而贾谊忧之曰：‘置火积薪之下而寝其上，因谓之安也。’今寇贼未殄，猛将拥兵，检之则无以应敌，久之则难以遗后，当盛明之世，不务以除患，若子孙不竞，社稷之忧也。使贾谊复起，必深切于曩时矣。”(www.xing528.com)

明帝大修宫室，老百姓因而劳累困顿。王基上书说：“我听说古人用水来比喻老百姓，说‘水可以浮起舟船，也可以使舟船翻沉’。所以统治老百姓的人，不可不防备恐惧。百姓生活安适就心思平和，生活困苦就心怀怨仇，因此先王用节约俭省来治理国家，使祸患不至于发生。从前颜渊议论东野子驾驭马车，说马力已竭而他仍只图前进不止，因而知道就要出乱子。现在老百姓服役劳累困苦，夫妻离别久不相聚，希望陛下深察东野子驭马的弊害，留意舟水的取喻，在奔马力气还未用尽之前让它休息，在老百姓尚未困顿之际就节制劳役。从前汉朝得了天下，到孝文帝时仅有同姓诸侯，而贾谊却为汉朝忧虑说：‘把火放在成堆的柴薪下面而生火人却躺在柴堆上面，这还可称为安宁？’现在敌国尚未消灭，国内大将各拥重兵，若约束限制他们就没有力量对付敌人，这样长久下去就难以交付后代，正当盛明之世，不去全力消除隐患，假若子孙后代不够争气，这将是国家的忧患啊！如果贾谊复生，一定要比往昔发表更深刻痛切的感慨了。”

散骑常侍王肃著诸经传解及论定朝仪，改易郑玄旧说，而基据持玄义，常与抗衡。迁安平太守，公事去官。大将军曹爽请为从事中郎，出为安丰太守。郡接吴寇，为政清严有威惠，明设防备，敌不敢犯。加讨寇将军。吴尝大发众集建业，扬声欲入攻扬州，刺史诸葛诞使基策之。基曰：“昔孙权再至合肥，一至江夏，其后全琮出庐江，朱然寇襄阳，皆无功而还。今陆逊等已死，而权年老，内无贤嗣，中无谋主。权自出则惧内衅卒起，痈疽发溃；遣将则旧将已尽，新将未信。此不过欲补定支党，还自保护耳。”后权竟不能出。时曹爽专柄，风化陵迟，基著《时要论》以切世事。以疾征还，起家为河南尹，未拜，爽伏诛，基尝为爽官属，随例罢。

散骑常侍王肃撰写著作，对儒家各经及传进行解说，以及议论制定朝廷的各种礼仪制度，改变郑玄旧的说法，但王基却坚持郑玄旧说之义，常常与王肃争论。王基调任安平太守，后因政事而被免官。大将军曹爽请准朝廷让王基担任从事中郎，又出任安丰郡太守。安丰郡与吴国接界，王基在此为政清廉严正、威严宽惠，整备修治防务设施，敌人不敢来犯。加授为讨寇将军。吴国曾调动大量军队集中到建业，造声势说准备进攻扬州，扬州刺史诸葛诞让王基对情况进行预测筹划。王基说：“从前孙权两次进攻合肥县，一次攻打江夏郡，后来全琮出兵攻庐江郡，朱然进犯襄阳，他们都毫无功效而撤军。现在陆逊等人已死，孙权年纪又老，儿辈中没有一个是贤明的继承人，朝中也找不到好的谋臣。孙权若亲自率军出征则担忧内部矛盾突然激化，就像痈疽突然溃破不可收拾；派遣将领出征则原有大将已经死尽，而新任将领又不敢信任。吴国这样做不过是想修补内部缺漏，回头保护自身罢了。”后来孙权终究未能出兵。那时曹爽把持朝政，风气教化日益衰坏，王基就撰写了《时要论》来批评世事。因为有病请求回乡，后来从家里出任河南尹，尚未正式就职，曹爽被诛杀，王基曾当过曹爽属官，按惯例也被免职。

其年为尚书，出为荆州刺史，加扬烈将军，随征南王昶击吴。基别袭步协于夷陵，协闭门自守。基示以攻形，而实分兵取雄父邸阁，收米三十余万斛，虏安北将军谭正，纳降数千口。于是移其降民，置夷陵县。赐爵关内侯。基又表城上昶，徙江夏治之，以逼夏口，由是贼不敢轻越江。明制度，整军农，兼修学校，南方称之。时朝廷议欲伐吴，诏基量进趣之宜。基对曰：“夫兵动而无功，则威名折于外，财用穷于内，故必全而后用也。若不资通川聚粮水战之备，则虽积兵江内，无必渡之势矣。今江陵有沮、漳二水，溉灌膏腴之田以千数。安陆左右，陂池沃衍。若水陆并农，以实军资，然后引兵诣江陵、夷陵，分据夏口，顺沮、漳，资水浮谷而下。贼知官兵有经久之势，则拒天诛者意沮，而向王化者益固。然后率合蛮夷以攻其内，精卒劲兵以讨其外，则夏口以上必拔，而江外之郡不守。如此，吴、蜀之交绝，交绝而吴禽矣。不然，兵出之利，未可必矣。”于是遂止。

这一年王基任尚书，又出任荆州刺史，加授扬烈将军，跟随征南将军王昶进攻吴国。王基率领另一路军队前往夷陵县袭击步协，步协紧闭城门自守。王基做出进攻的姿态，而实际上却分兵去攻下了雄父邸阁，缴获大米三十多万斛，俘虏了吴国安北将军谭正，还接纳了吴国投降者数千人。于是他迁移吴国降民安置在夷陵县。被赐予关内侯爵位。他又上表请求在上昶地方筑城，把江夏郡治所迁来这里，从而逼近吴国夏口，因此吴兵不敢渡江。他严明制度，整备军务和农耕，又修建学校，南方人都称赞他。当时朝廷议论准备征伐吴国，下诏让王基策划考虑进攻的适当时机。王基答复说军队行动而不能取得功效，那么在外国家的威名就会受到损害，在内就会导致财用匮乏，因此必须准备周全而后用兵。假如不做好渡江储粮水战的准备，那么即使已集结了军队在江北，也还是没能具备可以渡江的形势。现在江陵有沮、漳二水，灌溉着数千顷肥沃农田。安陆县附近，到处都有池塘，土地肥沃。假如水田旱地都加以耕种，收获粮食充实军用，然后挥军进攻江陵、夷陵，分兵去占据夏口，顺着沮河、漳河，利用河水船运粮食而下。吴军知道我军具备了长期作战的优势，那么抗拒朝廷征伐的人就会丧失斗志，而向往我朝教化的人将愈益坚定。然后我军鼓动联合蛮夷各族在吴国之内发动攻势，用强大的兵力从外征讨，那么夏口以上地区就一定可以攻取，而江南的郡县也将守不住了。这样一来，蜀国与吴国间的联系交往必然断绝，吴人必定要为我所擒月艮。如果不是这样，我军出征作战的胜利，未必能够取得。”于是朝廷进攻吴国的计划就终止了。

司马景王新统政，基书戒之曰：“天下至广，万机至猥，诚不可不矜矜业业，坐而待旦也。夫志正则众邪不生，心静则众事不躁，思虑审定则教令不烦，亲用忠良则远近协服。故知和远在身，定众在心。许允、傅嘏、袁侃、崔赞皆一时正士，有直质而无流心，可与同政事者也。”景王纳其言。

司马景王刚上台执掌朝政，王基写信告诫他说：“国家很广阔，朝廷事务众多繁杂，确实不可不兢兢业业，坐着等待天亮而不敢休息。秉志端正则各种邪恶无从产生，心绪沉静则处理各种事务不会急躁，思虑缜密又有主见则法规政令简而不繁，亲近任用忠诚良善者则远近的人都会和谐顺服。因此可以知道和绥远方在于自己的行动，安定众人在于自己的心意。许允、傅嘏、袁侃、崔赞等都是当今的正直人士，他们有着端正的品质而没有流移放纵的心思，是可以和你一道商处国家政事的人选。”景王采纳了王基的意见。

高贵乡公即尊位，进封常乐亭侯。毌丘俭、文钦作乱，以基为行监军、假节，统许昌军，适与景王会于许昌。景王曰：“君筹俭等何如？”基曰：“淮南之逆，非吏民思乱也，俭等诳胁迫惧，畏目下之戮，是以尚群聚耳。若大兵临逼，必土崩瓦解，俭、钦之首，不终朝而县于军门矣。”景王曰：“善。”乃令基居军前。议者咸以俭、钦懔悍，难与争锋。诏基停驻。基以为：“俭等举军足以深入，而久不进者，是其诈伪已露，众心疑沮也。今不张示威形以副民望，而停军高垒，有似畏懦，非用兵之势也。若或虏略民人，又州郡兵家为贼所得者，更怀离心；俭等所迫胁者，自顾罪重，不敢复还，此为错兵无用之地，而成奸宄之源。吴寇因之，则淮南非国家之有，谯、沛、汝、豫危而不安，此计之大失也。军宜速进据南顿，南顿有大邸阁，计足军人四十日粮。保坚城，因积谷，先人有夺人之心，此平贼之要也。”基屡请，乃听进据漉水。既至，复言曰：“兵闻拙速，未睹工迟之久。方今外有强寇，内有叛臣，若不时决，则事之深浅未可测也。议者多欲将军持重。将军持重是也，停军不进非也。持重非不行之谓也，进而不可犯耳。今据坚城，保壁垒，以积实资虏，县运军粮，甚非计也。”景王欲须诸军集到，犹尚未许。基曰将在军，君令有所不受。彼得则利，我得亦利，是谓争城，南顿是也。”遂辄进据南顿，俭等从项亦争欲往，发十余里，闻基先到，复还保项。时兖州刺史邓艾屯乐嘉，俭使文钦将兵袭艾。基知其势分，进兵逼项，俭众遂败。钦等已平，迁镇南将军，都督豫州诸军事，领豫州刺史，进封安乐乡侯。上疏求分户二百，赐叔父子乔爵关内侯，以报叔父拊育之德。有诏特听。

高贵乡公即皇位，王基晋封为常乐亭侯。毋丘俭、文钦发动叛乱，朝廷让王基担任代理监军、授予符节，统率许昌的军队，正好与景王在许昌会合。景王问他你认为毋丘俭等人将会怎样？”王基说：“淮南郡这次反叛朝廷，并不是那里的官吏百姓想要作乱，而是毌丘俭等人欺骗胁迫使他们恐惧，害怕立即被杀，因此不得不还聚合着罢了。如果大军逼近，他们一定会土崩瓦解，毌丘俭、文钦的脑袋，不到一个早晨就会被挂到军营的门上。”景王说：“讲得好。”于是命令王基率军走在全军前面。议论的人都认为毌丘俭、文钦剽悍，难以和他们对阵而占先，景王就下令让王基停下驻扎。王基认为毌丘俭等人率领军队完全可以深入我境，但却久久不挥军前进，这是他们的奸诈欺伪已经暴露，他们的部众已产生疑惧沮丧情绪的缘故。现在我军不显扬军威来满足百姓希望，却停下军队高壁深垒，表现出似乎畏惧怯懦的样子，这不是用兵打仗的姿态。假如叛敌掳掠百姓，而我士兵家属有被敌虏获的，那些士兵就必怀离去之心；而被毌丘俭等人胁迫参加叛乱的人，想到自己罪过深重，就不敢回到我们这边来，这是把兵置于不能发挥作用的地方，反而造成叛贼奸邪作乱存在下去的根源。吴国敌寇乘机向我进攻，那么淮南就将非我国所有，谯、沛、汝、豫等地也将会发生危险不得安宁，这是策略上的大大失误。我军应该迅速前进占据南顿县，南顿县有大邸阁，存有足够我军吃四十天的粮食。保有坚固的城池，利用屯聚的粮食，抢在敌人前面就可以从心理上压倒敌人，这是扫平敌人的关键所在。”王基多次请求，才被允许进据水。王基进据水之后，又上言说：“用兵打仗只听说宁可笨拙些也要追求速胜，没见过为求巧而久拖不决的。现在正是外有强大的敌国，内有叛乱的臣民的关键时刻，假如不立即解决战事，那么事情发展的好坏就很难预料了。议论的人大都希望将军持重行事，将军持重是正确的，但停军不进就错了。持重并非停滞不前的意思，而是前进但不让敌人有可犯之机。现在占据着坚城，保护着壁垒，把积蓄的物资让给敌人，自己却从老远运来军粮，这是很不正确的打算。”景王想等到各路人马集结完毕，还是不准王基的请求。王基说：“将领在外指挥部队，君令有时可以不接受。敌军占据了有利，我军占据了也有利，这样的地方就叫必争之城，南顿县正是这样的必争之城。”于是就前进占据了南顿，毌丘俭等人从项县也准备前往争夺南顿县，队伍已经出发行进了十多里，听说王基已先到了南顿县，就又退回保据项县。当时兖州刺史邓艾屯驻在乐嘉，毌丘俭派文钦带兵去攻袭邓艾。王基得知毌丘俭兵力分散，就挥兵进逼项县，毌丘俭的部众于是溃败了。毌丘俭等人已被扫平，王基升任镇南将军，都督豫州诸军事，兼任豫州刺史，晋封为安乐乡侯。他上疏请求把自己的食邑分出二百户，转赐关内侯的爵位给叔父的儿子王乔，以此来报答叔父抚育自己的恩德。朝廷下诏特别准许了他的请求。

诸葛诞反，基以本官行镇东将军，都督扬、豫诸军事。时大军在项，以贼兵精，诏基敛军坚垒。基累启求进讨。会吴遣朱异来救诞，军于安城。基又被诏引诸军转据北山，基谓诸将曰：“今围垒转固，兵马向集，但当精修守备以待越逸，而更移兵守险，使得放纵，虽有智者不能善后矣。”遂守便宜上疏曰：“今与贼家对敌，当不动如山。若迁移依险，人心摇荡，于势大损。诸军并据深沟高垒，众心皆定，不可倾动，此御兵之要也。”书奏，报听。大将军司马文王进屯丘头，分部围守，各有所统。基督城东城南二十六军，文王敕军吏入镇南部界，一不得有所遣。城中食尽，昼夜攻垒，基辄拒击，破之。寿春既拔，文王与基书曰：“初议者云云，求移者甚众，时未临履，亦谓宜然。将军深算利害，独秉固志，上违诏命，下拒众议，终至制敌禽贼，虽古人所述，不是过也。”文王欲遣诸将轻兵深入，招迎唐咨等子弟，因衅有荡覆吴之势。基谏曰：“昔诸葛恪乘东关之胜，竭江表之兵，以围新城，城既不拔，而众死者太半。姜维因洮上之利，轻兵深入，粮饷不继，军覆上邽。夫大捷之后，上下轻敌，轻敌则虑难不深。今贼新败于外，又内患未弭，是其修备设虑之时也。且兵出逾年，人有归志，今俘馘十万，罪人斯得，自历代征伐，未有全兵独克如今之盛者也。武皇帝克袁绍于官渡，自以所获已多，不复追奔，惧挫威也。”文王乃止。以淮南初定，转基为征东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进封东武侯。基上疏固让，归功参佐，由是长史司马等七人皆侯。

诸葛诞反叛朝廷，王基以本官镇南将军的身份代理镇东将军，都督扬州、豫州诸军事。当时王基大军屯驻在项县，因逆贼兵马精锐，朝廷命令王基集中军队坚固营垒。王基多次报告请求进攻讨伐叛军。正好吴国派遣朱异来援救诸葛诞，驻扎在安城。王基又被命令带领各军转据北山，王基对诸将说：“现在围困叛军的营垒日益坚固，兵马也已逐渐集中，只应当精心整修防守设施来等待窜逃的敌人，可现在却移动部队去守御险要，使叛军得以去了束缚而行动自由，这样即使智者指挥也不可能得到好的结果。”于是便等待适当机会上书说现在我军与敌人对阵作战，应该像山一样稳扎不动。如果移动部队去傍山依险驻守，这将使部队人心动荡，对我军的形势是很大的损害。现在各军都已驻守在深沟高垒里，大家都心志安定，不可全部移动，这是指挥部队的关键所在。”上面答复，按王基的意思办。大将军司马文王进驻于丘头，分遣各部围困守御，各部都有管辖系统。王基负责统辖城东城南二十六军，文王下令凡军将进入镇南将军王基所辖地界，一概不得有所指令遣使。城中叛军粮食吃光了，就日夜攻打王基营垒。王基则依托营垒抵挡反击，最终攻破了敌城。寿春城被攻克后，文王写信给王基说：“起初议论的人纷纷攘攘，请求移动部队的说法很多，当时我未亲临现场考察，也认为移动部队较为合适。将军深思熟虑地分析了利弊，独自坚持自己的意见，对上违背命令，对下不听众人的意见，最终获得打败敌人擒获叛贼的胜利，即使与古人所称述的名将相比，也不算过分。”文王又打算派遣诸将带领轻装部队深入吴国境内，去招纳迎接唐咨等人的家属子弟，并乘吴国内部矛盾而造成颠覆吴国的局面。王基劝谏说从前诸葛恪趁东关打了胜仗，就竭尽江南兵力去围攻新城，新城没能攻下，而他的部队却战死了一多半。姜维也趁洮上之捷，轻兵深入我境，结果粮饷供应不上，他的部队在上邦遭到覆灭。大捷之后，上上下下都轻视敌人，轻视敌人对急难就估计不足。现在敌人在外刚打了败仗，又加上内患没有消除，这正是他们整修守备深思反省之际。并且我军出征已超过一年了，大家都怀着归家之情，现在俘获斩杀敌人十万，叛逆罪人已尽行捉获，自历代征伐以来，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自身军队未受损失而全胜敌人的盛况。武皇帝在官渡战胜了袁绍，自以为所俘获的已经很多，不再追击逃奔之敌，因为他担心军威受挫。”文王这才打消了派将深入的念头。因为淮南刚平定，朝廷将王基调任为征东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晋封为东武侯。王基上疏坚决推让，把功劳归于他的僚属官佐，因此他手下的长史、司马等七人都被封侯。

是岁，基母卒，诏秘其凶问，迎基父豹丧合葬洛阳，追赠豹北海太守。甘露四年，转为征南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常道乡公即尊位，增邑千户，并前五千七百户。前后封子二人亭侯、关内侯。

这一年，王基的母亲去世，朝廷下诏不公开他母亲的死讯，并迎取王基父亲王豹的灵柩到洛阳与他母亲合葬，追赠王豹为北海郡太守。甘露四年，王基调任征南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常道乡公登上皇位，给王基增加食邑一千户，加上以前的一共有五千七百户。王基先后有两个儿子被封为亭侯、关内侯。

景元二年，襄阳太守表吴贼邓由等欲来归化，基被诏，当因此震荡江表。基疑其诈，驰驿陈状。且曰：“嘉平以来，累有内难，当今之务，在于镇安社稷，绥宁百姓，未宜动众以求外利。”文王报书曰：“凡处事者，多曲相从顺，鲜能确然共尽理实。诚感忠爱，每见规示，辄敬依来指。”后由等竟不降。^[14]

景元二年，襄阳郡太守上表说吴贼邓由等人打算来归顺，王基得到命令，应当乘此机会发动攻势扫荡江南。王基怀疑邓由投降包藏阴谋，就昼夜兼程上书陈述意见，并且说：“嘉平以来，多次发生内难，现在的急务，在于镇服内乱安定国家，安抚百姓使之顺服，而不兴师动众去追求外来之利。”文王回信说：“人们处理事务，大多委曲顺从，很少能坚定地坚持自己的意见并和上司共同讨论以求符合道理和实际。我确实感受到你的忠诚和爱护，每当看到你的规劝教示，就恭敬地依从你的意思。”后来邓由等人到底没来投降。

是岁基薨，追赠司空，谥曰景侯。子徽嗣，早卒。咸熙中，开建五等，以基著勋前朝，改封基孙廩，而以东武余邑赐一子爵关内侯。晋室践阼，下诏曰：“故司空王基既著德立勋，又治身清素，不营产业，久在重任，家无私积，可谓身没行显，足用励俗者也。其以奴婢二人赐其家。”

这一年王基去世，被追赠为司空，谥号景侯。儿子王徽继承了他的爵位，很早就去世了。咸熙年间，朝廷建立五等爵位制，因为王基在前朝功勋卓著，改封王基的孙子王虡，而将他东武侯余下的食邑赐给他的一个儿子并封为关内侯的爵位。晋王室取得天下后，下诏说：“已故司空王基德高功大，又修身清廉，不营置财产家业，长期担任要职，家中没有家私积蓄，可说是身虽死而德行显扬，足以劝励世俗。赐给王基家奴婢二人。”

评曰：徐邈清尚弘通，胡质素业贞粹，王昶开济识度，王基学行坚白，皆掌统方任，垂称著绩。可谓国之良臣，时之彦士矣。

评论说：徐邈清廉高尚广博通达，胡质在职清廉正直纯粹，王昶创业济时有见识谋虑，王基学问操行坚实纯洁，他们都曾总管一方的职任，死后政绩被人称颂。他们都可以称为国家的良臣，一时的才德杰出之士。

[1] 《晋诸公赞》曰：淮弟配，字仲南，有重名，位至城阳太守。裴秀、贾充皆配女婿。子展，字泰舒。有器度干用，历职著绩，终于太仆。次弟豫，字泰宁，相国参军，知名，早卒。女适王衍。配弟镇，字季南，谒者仆射。镇子奕，字泰业。《山涛启事》称奕高简有雅量，历位雍州刺史、尚书。

[2] 《魏名臣奏》载黄门侍郎杜恕表，称：“韩观、王昶，信有兼才，高官重任，不但三州。”

[3] 案《胡氏谱》：通达名敏，以方正征。

[4] 虞预《晋书》曰：周字伯南，沛国竹邑人。位至光禄大夫。子陔，字元夏。陔及二弟韶、茂，皆总角见称，并有器望，虽乡人诸父，未能觉其多少。时同郡刘公荣，名知人，尝造周。周谓曰：“卿有知人之明，欲使三儿见卿，卿为目高下，以效郭、许之听可乎？”公荣乃自诣陔兄弟，与共言语，观其举动。出语周曰：“君三子皆国士也。元夏器量最优，有辅佐之风，展力仕宦，可为亚公。叔夏、季夏，不减常伯、纳言也。”陔少出仕宦，历职内外，泰始初为吏部尚书，迁左仆射、右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卒于官。陔以在魏已为大臣，本非佐命之数，怀逊让，不得已而居位，故在官职，无所荷任，夙夜思恭而已。终始全洁，当世以为美谈。韶历二官吏部郎。《山涛启事》称韶清白有诚，终于散骑常侍。茂至侍中、尚书。颍川荀恺，宣帝外孙，世祖姑子，自负贵戚，要与茂交。茂拒而不答，由是见怒。元康元年，杨骏被诛。恺时为尚书仆射，以茂骏之姨弟，陷为骏党，遂枉见杀，众咸冤痛之。

[5] 《晋阳秋》曰：威字伯虎。少有志尚，厉操清白。质之为荆州也，威自京都省之。家贫，无车马童仆，威自驱驴单行，拜见父。停厩中十余日，告归。临辞，质赐绢一匹，为道路粮，威跪曰：“大人清白，不审于何得此绢？”质曰：“是吾俸禄之余，故以为汝粮耳。”威受之，辞归。每至客舍，自放驴，取樵炊爨，食毕，复随旅进道，往还如是。质帐下都督，素不相识，先其将归，请假还家，阴资装百余里要之，因与为伴，每事佐助经营之，又少进饮食，行数百里。威疑之，密诱问，乃知其都督也，因取向所赐绢答谢而遣之。后因他信，具以白质。质杖其都督一百，除吏名。其父子清慎如此。于是名誉著闻，历位宰牧。晋武帝赐见，论边事，语及平生。帝叹其父清，谓威曰：“卿清孰与父清？”威对曰：“臣不如也。”帝曰：“以何为不如？”对曰：“臣父清恐人知，臣清恐人不知，是臣不如者远也。”官至前将军、青州刺史。太康元年卒，追赠镇东将军。威弟罴，字季象，征南将军；威子奕，字次孙，平东将军；并以洁行垂名。

[6] 案《王氏谱》：昶伯父柔，字叔优；父泽，字季道。
《郭林宗传》曰：叔优、季道幼少之时，闻林宗有知人之鉴，共往候之，请问才行所宜，以自处业。林宗笑曰：“卿二人皆二千石才也，虽然，叔优当以仕宦显，季道宜以经术进，若违才易务，亦不至也。”叔优等从其言。叔优至北中郎将，季道代郡太守。

[7] 《孙子兵法》曰：兵以正合，以奇胜；奇正还相生，若循环之无端。

[8] 《国语》曰：范文子暮退于朝，武子曰：“何暮也？”对曰：“有秦客廋辞于朝，大夫莫之能对也，吾知三焉。”武子怒曰：“大夫非不能也，让父兄也。尔童子而三掩人于朝，吾不在，晋国亡无日也。”击之以杖，折其委笄。臣松之案：对秦客者，范燮也。此云范匄，盖误也。

[9] 臣松之以为援之此诫，可谓切至之言，不刊之训也。凡道人过失，盖谓居室之愆，人未之知，则由己而发者也。若乃行事，得失已暴于世，因其善恶，即以为诫，方之于彼，则有愈焉。然援诫称龙伯高之美，言杜季良之恶，致使事彻时主，季良以败。言之伤人，孰大于此？与其所诫，自相违伐。

[10] 《世语》曰：黄初中，孙权通章表。伟以白衣登江上，与权交书求赂，欲以交结京师，故诛之。

[11] 伯益名奕，郭嘉之子。

[12] 臣松之以为文舒复拟则文渊，显言人之失。魏讽、曹伟，事陷恶逆，著以为诫，差无可尤。至若郭伯益、刘公幹，虽其人皆往，善恶有定；然既友之于昔，不宜复毁之于今，而乃形于翰墨，永传后叶，于旧交则违久要之义，于子孙则扬人前世之恶。于夫鄙怀，深所不取。善乎东方之诫子也，以首阳为拙，柳下为工，寄旨古人，无伤当时。方之马、王，不亦远哉！

[13] 昭先名嘏。《别传》曰：嘏，乐安博昌人。世为著姓，夙智性成，故乡人为之语曰蒋氏翁，任氏童。”父旐，字子，以至行称。汉末，黄巾贼起，天下饥荒，人民相食。寇到博昌，闻施姓字，乃相谓曰：“宿闻任子，天下贤人也。今虽作贼，那可入其乡邪？”遂相帅而去。由是声闻远近，州郡并招举孝廉，历酸枣、祝阿令。嘏八岁丧母，号泣不绝声，自然之哀，同于成人，故幼以至性见称。年十四始学，疑不再问，三年中诵五经，皆究其义，兼包群言，无不综览，于时学者号之神童。遂遇荒乱，家贫卖鱼，会官税鱼，鱼贵数倍，嘏取直如常。又与人共买生口，各雇八匹。后生口家来赎，时价直六十匹。共买者欲随时价取赎，嘏自取本价八匹。共买者惭，亦还取本价。比居者擅耕嘏地数十亩种之，人以语嘏，嘏曰：“我自以借之耳。”耕者闻之，惭谢还地。及邑中争讼，皆诣瑕质之，然后意厌。其子弟有不顺者，父兄窃数之曰：“汝所行，岂可令任君知邪！”其礼教所化，率皆如此。会太祖创业，召海内至德，嘏应其举，为临菑侯庶子、相国东曹属、尚书郎。文帝时，为黄门侍郎。每纳忠言，辄手书怀本，自在禁省，归书不封。帝嘉其淑慎，累迁东郡、赵郡、河东太守，所在化行，有遗风余教。嘏为人淳粹恺悌，虚己若不足，恭敬如有畏。其修身履义，皆沉默潜行，不显其美，故时人少得称之。著书三十八篇，凡四万余言。嘏卒后，故吏东郡程威、赵国刘固、河东上官崇等，录其事行及所著书奏之。诏下秘书，以贯群言。

[14] 案《晋书》：浑自越骑入晋，累居方任，平吴有功，封一子江陵侯，位至司徒。浑子济，字武子，有隽才令望，为河南尹、太仆。早卒，追赠骠骑将军。浑弟深，冀州刺史。深弟湛，字处冲，汝南太守。湛子承，字安期，东海内史。承子述，字怀祖，尚书令、卫将军。述子坦之，字文度，北中郎将，徐、兖二州刺史。昶诸子中，湛最有德誉，而承亦自为名士，述及坦之并显重于世，为时盛门云。自湛已下事，见《晋阳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