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粲字仲宣，山阳高平人也。曾祖父龚，祖父畅，皆为汉三公。[1]父谦，为大将军何进长史。进以谦名公之冑，欲与为婚，见其二子，使择焉。谦弗许。以疾免，卒于家。
王粲字仲宣，山阳郡高平县人。曾祖父王龚，祖父王畅，都是汉代的三公。父亲王谦，是大将军何进的长史。何进因为王谦是名公的后代，想与他联姻，引自己的两个儿子见王谦，要王谦选择一个为女婿。王谦不同意。何进以病为名免了王谦的官职，王谦后来死在家中。
献帝西迁，粲徙长安，左中郎将蔡邕见而奇之。时邕才学显著，贵重朝廷，常车骑填巷，宾客盈坐。闻粲在门，倒屣迎之。粲至，年既幼弱，容状短小，一坐尽惊。邕曰：“此王公孙也，有异才，吾不如也。吾家书籍文章，尽当与之。”年十七，司徒辟，诏除黄门侍郎，以西京扰乱，皆不就。乃之荆州依刘表。表以粲貌寝而体弱通侻，不甚重也。[2]表卒。粲劝表子琮，令归太祖。[3]太祖辟为丞相掾，赐爵关内侯。太祖置酒汉滨，粲奉觞贺曰广方今袁绍起河北，仗大众，志兼天下，然好贤而不能用，故奇士去之。刘表雍容荆楚，坐观肘变，自以为西伯可规。士之避乱荆州者，皆海内之俊杰也；表不知所任，故国危而无辅。明公定冀州之日，下车即缮其甲卒，收其豪杰而用之，以横行天下；及平江、汉，引其贤俊而置之列位，使海内回心，望风而愿治，文武并用，英雄毕力，此三王之举也。”后迁.军谋祭酒。魏国既建，拜侍中。博物多识，问无不对。时旧仪废弛，兴造制度，粲恒典之。[4]
汉献帝向西迁都，王粲迁移到长安，左中郎将蔡邕见到他后，认为他非同一般。当时蔡邕以才学著称，朝廷很器重他。他家的门前常常车马满巷，他家里宾客满座。有一次蔡邕听说王粲在门口求见，匆忙出迎，连鞋子都穿倒了。王粲到后，由于年纪幼小，身材矮小，满座宾客都很吃惊。蔡邕说：“这是王公的孙子，有非常之才，我不如他。我家的书籍文章，当全部送给他。”王粲十七岁时，司徒征召他为官，皇帝下诏任命他为黄门侍郎，由于西京混乱，他都没有就任。于是他到荆州依附刘表。刘表因他相貌丑陋、身体痩弱而又放达不拘小节，不很器重他。刘表去世后，王粲劝刘表的儿子刘琮，要他归附太祖。太祖任命王粲为丞相府属官，赐给他关内侯的爵位。太祖在汉水之滨摆设酒筵，王粲举起酒杯祝贺说：“现在袁绍兴兵河北，依仗人多，想兼并天下，但是他喜欢贤士却不能任用，所以杰出之士都离开了他。刘表从容无事地坐镇荆州，静观时势的变化，自认为可以效法周文王。到荆州避乱的士人，都是国内的俊杰；而刘表不知任用，所以国家危亡而无人辅佐。明公平定冀州的时候，到任就整治军队，收揽豪杰并任用他们，以纵横驰骋于天下；平定长江、汉水一带以后，又招揽这里的贤俊之士并把他们安排在合适的职位上，使国内人心归附，愿意迅速得到您的治理，文才武将都予以任用，英雄豪杰尽献力量，这是夏禹、商汤、周文王的举动啊。”王粲后来升迁为军谋祭酒。魏国建立之后，任命为侍中。他学识广博，问无不答。当时旧的礼仪废弃破坏，要制定新的制度，常由王粲主持。
初，粲与人共行，读道边碑，人问曰：“卿能
诵乎？”曰：“能。”因使背而诵之，不失一字。观人围棋，局坏，粲为覆之。棋者不信，以帊盖局，使更以他局为之。用相比校，不误一道。其强记默识如此。性善算，作算术，略尽其理。善属文，举笔便成，无所改定，时人常以为宿构；然正复精意覃思，亦不能加也。[5]著诗、赋、论、议垂六十篇。建安二十一年，从征吴。二十二年春，道病卒，时年四十一。粲二子，为魏讽所引，诛。后绝。[6]
先前，王粲与别人同行，读路边的碑文，别人问他你能背诵吗？”王粲说：“能。”于是要他背对着碑诵读，结果不错一字。看人下棋，棋局乱了，王粲要按照原来的布局重新摆出来。下棋的人不相信，用头巾盖住棋局，要他在另外的棋盘上摆。之后，将两者相比较，不错一道。他的记忆力强到如此程度。他生性善于计算，做算术时，能大略穷尽计算的原理。善于写文章，下笔便成，不用修改，当时人们常常以为他是事先构思好的；但是要他再专意深思，也不能写得更好了。他著有诗、赋、论、议近六十篇。建安二十一年，跟随太祖征伐吴国。二十二年春天，在路上病逝，当时四十一岁。王粲有两个儿子，为魏讽谋反一事所牵连，被杀。绝了后代。
始文帝为五官将，及平原侯植皆好文学。粲与北海徐幹字伟长、广陵陈琳字孔璋、陈留阮瑀字元瑜、汝南应场字德琏、东平刘桢字公幹并见友善。
起初曹丕任五官中郎将时，与平原侯曹植都爱好文学。王粲与北海徐幹字伟长、广陵陈琳字孔璋、陈留阮瑀字元瑜、汝南应场字德琏、东平刘桢字公幹，都被曹丕、曹植所友善。
乾为司空军谋祭酒掾属，五官将文学。[7]
徐幹任司空军谋祭酒属官，又任五官中郎将文学。
琳前为何进主簿。进欲诛诸宦官，太后不听，进乃召四方猛将，并使引兵向京城，欲以劫恐太后。琳谏进曰：“《易》称‘即鹿无虞’。谚有‘掩目捕雀’。夫微物尚不可欺以得志，况国之大事，其可以诈立乎？今将军总皇威，握兵要，龙骧虎步，高下在心；以此行事，无异于鼓洪炉以燎毛发。但当速发雷霆，行权立断，违经合道，天人顺之；而反释其利器，更征于他。大兵合聚，强者为雄，所谓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功必不成，祗为乱阶。”进不纳其言，竟以取祸。琳避难冀州，袁绍使典文章。袁氏败，琳归太祖。太祖谓曰：“卿昔为本初移书，但可罪状孤而已，恶恶止其身，何乃上及父祖邪？”琳谢罪，太祖爱其才而不咎。
陈琳先前任何进的主簿。何进想杀掉宦官，太后不允许，何进就征召四方猛将，并要他们带领兵马开向京城，想以此来威逼恐吓太后。陈琳规劝何进说：“《周易》上说‘猎鹿而没有虞人的帮助就得不到鹿’，谚语也有‘遮着眼睛捕麻雀’的说法。这些微小之物尚且不能凭欺诈之法而达到目的，何况是国家大事，怎么可以凭欺诈建立呢？现在将军总揽皇权，掌握军队，龙腾虎步，高下随心所欲；凭着这些条件办事，无异于向大炉鼓风焚烧毛发。现在，您只要速发雷霆之威，行使权力当机立断，虽违反常规而合乎道义，天意和民心就都会顺从；您却反而放弃有利条件，另求于他人。大兵聚集后，强者称雄，这就是所谓倒拿着干戈，把手柄交给别人；这样一定不会成功，只能成为祸乱的根源。”何进不采纳他的话，终于招致灾祸。陈琳避难到冀州，袁绍让他负责起草文稿。袁绍失败后，陈琳归附了太祖。太祖对他说：“你过去为袁绍写移书，只该指责我的罪状就罢了，痛恨恶人只限于他本人，为什么却向上涉及我的父亲和祖父呢？”陈琳谢罪，太祖喜欢他的才能而不予追究。
瑀少受学于蔡邕。建安中都护曹洪欲使掌书记，瑀终不为屈。太祖并以琳、瑀为司空军谋祭酒，管记室，[8]军国书檄，多琳、瑀所作也。[9]琳徙门下督，瑀为仓曹掾属。
阮瑀年少时跟随蔡邕学习。建安年间都护将军曹洪想要他主管起草书札、奏记之事，阮瑀终究没有屈从。太祖一同任命陈琳、阮瑀为司空军谋祭酒，负责起草文稿。当时军国书檄，很多是陈琳、阮瑀写的。后来陈琳调任门下督，阮瑀成为仓曹官员。
玚、桢各被太祖辟为丞相掾属。场转为平原侯庶子，后为五官将文学。[10]桢以不敬被刑，刑竟署吏。[11]咸著文赋数十篇。
应场、刘桢分别被太祖征召为丞相府属官。应场转任平原侯侍从官，后来任五官中郎将文学。刘桢因“不敬”判刑，刑满后做过官吏。他们都著有文、赋数十篇。
瑀以十七年卒。幹、琳、场、桢二十二年卒。文帝书与元城令吴质曰：“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观古今文人，类不护细行，鲜能以名节自立。而伟长独怀文抱质，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谓彬彬君子矣。著《中论》二十余篇，辞义典雅，足传于后。德琏常斐然有述作意，其才学足以著书，美志不遂，良可痛惜！孔璋章表殊健，微为繁富。公幹有逸气，但未遒耳。元瑜书记翩翩，致足乐也。仲宣独自善于辞赋，惜其体弱，不起其文；至于所善，古人无以远过也。昔伯牙绝弦于钟期，仲尼覆醢于子路，痛知音之难遇，伤门人之莫逮也。诸子但为未及古人，自一时之俊也。[12]”
阮瑀于建安十七年逝世。徐幹、陈琳、应场、刘桢于建安二十二年逝世。魏文帝曹丕写信给元城令吴质说：“当年瘟疫流行，很多亲戚朋友都遭殃了，徐、陈、应、刘，同时去世。观古今文人，大多不注意小节，很少有人能靠名节自立于世。而唯独徐伟长既有文才、又有德操，心境淡泊、很少私欲，有隐居的志向，可说是文质兼备的君子了。他著有《中论》二十余篇，辞义典雅，足可流传于后世。应德琏文采焕发有著述的念头，他的才学完全可以著书，但美好的志愿未能实现，实在令人痛惜！陈孔璋的章表写得特别好，只是不够精练。刘公幹文气奔放，只是不够紧凑罢了。阮元瑜的书札、奏记文采优美，足可使人感到快乐。唯独王仲宣长于写辞赋，可惜体势弱小，提不起文章的气势；至于他所擅长的地方，古人也无法远远超过他。从前伯牙在钟子期死后弃琴不弹，孔子为子路之死倒掉肉酱，是痛惜知音难遇，哀伤活着的学生没人能赶得上他。以上数人虽然比不上古人，但也是一个时期中的俊杰了。”
自颍川邯郸淳、[13]繁钦、[14]陈留路粹、[15]沛国丁仪、丁廩、弘农杨脩、河内荀纬等，亦有文采，而不在此七人之例。[16]
还有颍川邯郸淳、繁钦、陈留路粹、沛国丁仪、丁虡、弘农杨脩、河内荀纬等人，也有文学才华，但未列在这七人之中。
场弟璩，璩子贞，咸以文章显。璩官至侍中。贞咸熙中参相国军事。[17]
应场的弟弟应璩，应璩的儿子应贞，都以文章著称。应璩官至侍中。应贞在咸熙年间参与相国府的军事谋议。
瑀子籍，才藻艳逸，而倜傥放荡，行己寡欲，以庄周为模则。官至步兵校尉。[18]
阮瑀的儿子阮籍，才思文采华美超迈，而性格洒脱任性，为人恬淡寡欲，以庄周为榜样。官至步兵校尉。
时又有谯郡嵇康，文辞壮丽，好言老、庄，而尚奇任侠。至景元中，坐事诛。[19]
当时又有僬郡嵇康，文辞豪壮华美，喜欢谈论老庄思想，追求新奇而好行侠义。至景元年间，因事获罪而被诛杀。
景初中，下邳桓威出自孤微，年十八而著《浑舆经》，依道以见意。从齐国门下书佐、司徒署吏，后为安成令。
景初年间，下邳桓威出生于寒门，十八岁时写作了《浑舆经》，依据道家思想表达自己的见解。任齐国门下书佐、司徒署吏，后来担任安成县令。
吴质，济阴人，以文才为文帝所善，官至振威将军，假节都督河北诸军事，封列侯。[20]
吴质，济阴人，凭着文才被魏文帝所友善，官至振威将军，假节督察管理河北各路军队，封为列侯。
卫觊字伯儒，河东安邑人也。少夙成，以才学称。太祖辟为司空掾属，除茂陵令、尚书郎。太祖征袁绍，而刘表为绍援，关中诸将又中立。益州牧刘璋与表有隙，觊以治书侍御史使益州，令璋下兵以缀表军。至长安，道路不通，觊不得进，遂留镇关中。时四方大有还民，关中诸将多引为部曲，觊书与荀或曰关中膏腴之地，顷遭荒乱，人民流入荆州者十万余家，闻本土安宁，皆企望思归。而归者无以自业，诸将各竞招怀，以为部曲。郡县贫弱，不能与争，兵家遂强。一旦变动，必有后忧。夫盐，国之大宝也，自乱来散放，宜如旧置使者监卖，以其直益市犁牛。若有归民，以供给之。勤耕积粟，以丰殖关中。远民闻之，必日夜竞还。又使司隶校尉留治关中以为之主，则诸将日削，官民日盛，此强本弱敌之利也。”或以白太祖。太祖从之，始遣谒者仆射监盐官，司隶校尉治弘农。关中服从，乃白召觊还，稍迁尚书。[21]魏国既建，拜侍中，与王粲并典制度。文帝即王位，徙为尚书。顷之，还汉朝为侍郎，劝赞禅代之义，为文诰之诏。文帝践阼，复为尚书，封阳吉亭侯。
卫觊字伯儒，河东郡安邑县人。他年少早成，以才学著称。太祖征召他为司空府属官，任命为茂陵县令、尚书郎。太祖征讨袁绍时，刘表做袁绍的后援，关中各将领又持中立态度。益州牧刘璋与刘表有矛盾，卫觊以治书侍御史的身份出使益州，要刘璋派兵牵制刘表的军队。到达长安时，由于道路不通，卫觊不能前进，于是留镇关中。当时有许多逃难的老百姓从四方返回关中，关中很多将领把这些老百姓招引为自己的部属。卫觊写信给荀或说关中是土地肥沃的地方，近年间出现兵荒马乱，人民流亡到荆州的有十多万家。他们听说故乡已经安宁，都希望返回。但是返回来的人无法自己立业，诸将争相招募，作为自己的部属。郡县政府物质贫乏、力量弱小，不能与他们竞争，诸将的力量于是更加强大。一旦发生变化，必定有后患。食盐，是国家很宝贵的财富，自从大乱以来政府不曾管理，应该像过去一样设置使者监管食盐出售，用卖盐的钱多买犁和牛。如果有返回的百姓，便供给他们使用。让他们勤勉耕种、多积粮食，使关中财物丰富。远方的百姓听到消息，一定日夜兼程地争着赶回。再让司隶校尉留下镇守关中，成为这里的主持者，那么诸将的力量会一天天地削弱，地方政府和老百姓则一天天强大，这是加强根本、削弱敌人的好办法。”荀彧将他的意见禀告太祖。太祖同意，开始派遣谒者仆射监督盐官，司隶校尉将治所移驻弘农。关中归服，就禀告朝廷召卫觊回来，不久升任尚书。魏国建立之后，任命他为侍中，与王粲一起主持制定制度。曹丕继承王位后，调任为尚书。不久，回到汉朝担任侍郎，向汉献帝劝说、称赞禅让的意义，并撰写让位的诏书。魏文帝即帝位后，卫觊又担任尚书，封阳吉亭侯。
明帝即位，进封
乡侯，三百户。觊奏曰：“九章之律，自古所传，断定刑罪，其意微妙。百里长吏，皆宜知律。刑法者，国家之所贵重，而私议之所轻贱；狱吏者，百姓之所县命，而选用者之所卑下。王政之弊，未必不由此也。请置律博士，转相教授。”事遂施行。时百姓凋匮而役务方殷，觊上疏曰：“夫变情厉性，强所不能，人臣言之既不易，人主受之又艰难。且人之所乐者富贵显荣也，所恶者贫贱死亡也，然此四者，君上之所制也，君爱之则富贵显荣，君恶之则贫贱死亡；顺指者爱所由来，逆意者恶所从至也。故人臣皆争顺指而避逆意，非破家为国，杀身成君者，谁能犯颜色，触忌讳，建一言，开一说哉？陛下留意察之，则臣下之情可见矣。今议者多好悦耳，其言政治则比陛下于尧舜，其言征伐则比二虏于狸鼠。臣以为不然。昔汉文之时，诸侯强大，贾谊累息以为至危。况今四海之内，分而为三，群士陈力，各为其主。其来降者，未肯言舍邪就正，咸称迫于困急，是与六国分治，无以为异也。当今千里无烟，遗民困苦，陛下不善留意，将遂凋弊不可复振。礼，天子之器必有金玉之饰，饮食之肴必有八珍之味，至于凶荒，则彻膳降服。然则奢俭之节，必视世之丰约也。武皇帝之时，后宫食不过一肉，衣不用锦绣，菌蓐不缘饰，器物无丹漆，用能平定天下，遗福子孙。此皆陛下之所亲览也。当今之务，宜君臣上下，并用筹策，计校府库，量入为出。罙思句践滋民之术，由恐不及，而尚方所造金银之物，渐更增广，工役不辍，侈靡日崇，帑藏日竭。昔汉武信求神仙之道，谓当得云表之露以餐玉屑，故立仙掌以承高露。陛下通明，每所非笑。汉武有求于露，而由尚见非，陛下无求于露而空设之；不益于好而糜费功夫，诚皆圣虑所宜裁制也。”觊历汉、魏，时献忠言，率如此。
明帝即帝位后，进封为
乡侯，食邑三百户。卫觊上奏章说：“九章之律，是自古传下来的，它对于断案定罪，规定得很明细、得当。凡担任县令的，都应该懂得律。刑法，是国家所贵重的，而一般人议论时却看不起；法官，是掌握老百姓性命的人，而选用官吏的人又轻视他们。国家政治的弊端，未必不是从这里造成的。请设置律博士，一层层地进行法律教育。”这件事于是得到施行。当时，老百姓贫穷困苦而劳役又不断增多，卫觊上奏疏说：“改变人的情性，强迫他人去做不能做的事，做臣子的说出这样的话来很不容易，做国君的接受也很困难。况且，人们所喜欢的是富贵荣耀，所厌恶的是贫贱死亡。但是这四者，是由皇上控制的，皇上喜欢谁谁就富贵荣耀，皇上厌恶谁谁就贫贱死亡。顺从皇上意旨，喜爱就由此产生；违背皇上意旨，厌恶就随之而来。所以臣下都争着顺从皇上的意旨而避免违背意旨，除了破家为国、杀身为君的人外，谁能冒犯皇上脸色，触及皇上忌讳，进一言，说一语呢？陛下留心观察一下，臣下的实情就可以看到了。现在发议论的人大都喜欢说这一些悦耳之言。他们谈到政治就将陛下跟尧舜相比，他们谈到征伐就将蜀、吴二国跟野猫、老鼠相比。我认为这是不对的。从前汉文帝的时候，诸侯国强大，贾谊十分惶恐，认为极其危险。何况现在四海之内，分裂为三个国家，各种人才施展自己的才力，各自效忠于自己的国君。那些来投降的人，不肯说自己是弃邪归正，都说是被困窘、危急情况所逼，这与六国分治时的情势，是没有什么不同的。当今千里无人烟，残存下来的百姓生活困苦，陛下不好好地留心，国家就将更加凋零、衰敝，再也不能振兴起来了。按礼制，天子的器皿必以金、玉为装饰，喝的吃的必有各种珍贵的食品，遇到荒年，就撤去珍贵食品、降低衣服标准。这说明是豪奢，还是节俭，要根据社会财富的多寡来决定。武皇帝时候，后宫每餐饭不超过一盘肉，衣服不用绵绣，坐垫睡席不装饰，器具不用朱红油漆，因此能平定天下，遗留福泽给子孙。这些都是陛下所亲眼见到的。当前最重要的是，应该君臣上下，都精打细算，检查国库，根据收入情况确定开支限度。追慕越王勾践繁衍百姓的办法，尚且还担心来不及，而中尚方署制造的金银器皿，却逐渐增多，工程不断，奢侈之风一天天增长，国库储藏一天天减少。从前汉武帝相信并探求神仙之道，说要得到云端的露水来调服美玉粉末，所以铸成仙掌玉盘来承接高空露水。陛下通达明鉴，常常讥笑他。汉武帝求露水，尚且受到指责，陛下并不希望得到露水而空设此承露盘，毫无益处而耗费工夫，这的确都是圣上应该正确处置的。”卫觊经历汉、魏两朝，经常献忠言，大都如此。
受诏典著作，又为《魏官仪》，凡所撰述数十篇。好古文、鸟篆、隶草，无所不善。建安末，尚书右丞河南潘勖，[22]黄初时，散骑常侍河内王象，亦与觊并以文章显。[23]觊薨，谥瓘敬侯。子瓘嗣。瓘咸熙中为镇西将军。[24]
卫觊接受诏命主管修订国史，又写作了《魏官仪》，所著述的文章共有几十篇。他喜欢古文字、鸟篆、隶草，没有写不好的。建安末年，尚书右丞河南潘勖，黄初年间，散骑常侍河内王象，也与卫觊一起以文章著称。卫觊逝世后，谥为敬侯。他的儿子卫瑶为继承人。卫瑠在咸熙年间任镇西将军。
刘虡字恭嗣，南阳安众人也。年十岁，戏于讲堂上，颍川司马德操拊其头曰：“孺子，孺子，‘黄中通理’，宁自知不？”廩兄望之，有名于世，荆州牧刘表辟为从事。而其友二人，皆以谗毁，为表所诛。望之又以正谏不合，投传告归。廩谓望之曰：“赵杀鸣、犊，仲尼回轮。[25]今兄既不能法柳下惠和光同尘于内，则宜模范蠡迁化于外。坐而自绝于时，殆不可也！”望之不从，寻复见害。廩惧，奔扬州，[26]遂归太祖。太祖辟为丞相掾属，转五官将文学。文帝器之，命廩通草书。廩答书曰初以尊卑有逾，礼之常分也。是以贪守区区之节，不敢修草。必如严命，诚知劳谦之素，不贵殊异若彼之高，而惇白屋如斯之好，苟使郭隗不轻于燕，九九不忽于齐，乐毅自至，霸业以隆。[27]亏匹夫之节，成巍巍之美，虽愚不敏，何敢以辞？”魏国初建，为黄门侍郎。
刘虡字恭嗣，南阳郡安众县人。十岁时，在讲习经书的堂上戏耍，颍川司马德操抚摸着他的脑袋，说：“小孩子，小孩子，《易经》上说‘黄色居中，兼四方之色，奉承臣职，通晓物理’，你知道吗？”刘虡的哥哥刘望之，在社会上有名望，荆州牧刘表征召他为从事。而他的两个朋友，都因为有人向刘表进谗言，被刘表所杀。刘望之又因直言规劝，不被采纳，弃官回家了。刘虡对望之说赵简子杀了晋国贤大夫铎鸣、犊阒，仲尼掉转车头就返回去了。现在兄长既然不能效法柳下惠随波逐流与世无争于内，那么就应该学习范蠡迁徙变易于外。坐守在此自绝于时势，恐怕不行啊！”望之不听，不久便被杀害了。刘虡恐惧，逃奔扬州，于是归附了太祖。太祖征召他为丞相府属官，转任五官中郎将文学。曹丕很器重他，命他精通草书。刘虡回信说我开始认为尊卑有别，是礼的本分。因此我贪守着小节，不敢习草书。您要我通草书的尊严之命，使我确实知道了您谦恭的素养，不看重尊卑之间的极大差异，品德是那样高尚，而重视一个普通读书人，谦恭之德是如此美好。果真如郭隗不被燕王轻视，‘九九’小技不被齐桓公忽视，乐毅自然来到燕国，齐国的霸业就兴隆起来了。我失去小节，成全高大的美，我虽然愚昧无知，又怎敢推辞？”魏国建立之后，任黄门侍郎。
太祖在长安，欲亲征蜀，廩上疏曰：“圣人不以智轻俗，王者不以人废言。故能成功于千载者，必以近察远，智周于独断者，不耻于下问，亦欲博采必尽于众也。且韦弦非能言之物，而圣贤引以自匡。臣才智阁浅，愿自比于韦弦。昔乐毅能以弱燕破大齐，而不能以轻兵定即墨者，夫自为计者虽弱必固，欲自溃者虽强必败也。自殿下起军以来，三十余年，敌无不破，强无不服。今以海内之兵，百胜之威，而孙权负险于吴，刘备不宾于蜀。夫夷狄之臣，不当冀州之卒，权、备之籍，不比袁绍之业，然本初以亡，而二寇未捷，非阇弱于今而智武于昔也。斯自为计者，与欲自溃者异势耳。故文王伐崇，三驾不下，归而修德，然后服之。秦为诸侯，所征必服，及兼天下，东向称帝，匹夫大呼而社稷用隳。是力毙于外，而不恤民于内也。臣恐边寇非六国之敌，而世不乏才，土崩之势，此不可不察也。天下有重得，有重失：势可得而我勤之，此重得也；势不可得而我勤之，此重失也。于今之计，莫若料四方之险，择要害之处而守之，选天下之甲卒，随方面而岁更焉。殿下可高枕于广夏，潜思于治国；广农桑，事从节约，修之旬年，则国富民安矣。”太祖遂进前而报廩曰：“非但君当知臣，臣亦当知君。今欲使吾坐行西伯之德，恐非其人也。”
太祖在长安，准备亲自征讨蜀国，刘虡上疏说：“圣人不凭着自己的智慧而轻视世俗，王者不因人而废言。所以，能够建立千年不朽的功业的人，一定从近处观察远处；智慧周全、能够果断处理问题的人，不耻下问，就是想向尽可能多的人广泛采纳意见。况且皮带、弓弦不是能说话的东西，而圣贤之人用它们来匡正自己的过失。我才智浅薄，愿意将自己比作皮带、弓弦。从前乐毅能凭着弱小的燕国击破强大的齐国，而不能用轻装的精兵攻占即墨的原因，就是自己想有所作为者，即使弱小也一定很坚固；而将要自我溃乱者，即使强大也一定会失败。自从殿下起兵以来，已有三十多年，敌国没有攻不破的，强者没有不服从的。现在凭着全国的军队，百战百胜的威力，可是孙权仍在吴地依靠险要的地理条件进行顽抗，刘备在蜀地不肯归服。夷狄的臣民，比不上冀州的士卒，孙权、刘备所拥有的力量，比不上袁绍的基业。但是袁本初已被您灭亡，而讨伐孙、刘二寇之战尚未告捷，并不是今天糊涂、弱小而当初聪明、强大，而是自己想有所作为者，与将要自我溃乱者的情势不同罢了。所以周文王讨伐崇国，三次兴师没有攻下，返回来进一步修明德政，然后使它归服。秦国处在诸侯国地位时，所征伐的国家都归服了，等到兼并天下，面向东方称皇帝时，平民振臂一呼政权便垮台了。这是因为对外耗尽力量，对内不体恤人民。我担心现在的外寇不是六国那样的敌人，而世上不乏人才，天下有土崩瓦解之势，这是不可不加以考察的。天下之事有重大的获得，也有重大的损失：形势有利可以得到、而我勤奋地去追求，这是重大的获得；形势不利不可能得到、而我也勤奋地去追求，这是重大的损失。现在的策略，不如勘察四方的险阻，选择其中要害地方加以防守。挑选天下的士兵，依据方位每年更换一次。您可以在高大的房子里高枕无忧，专心考虑怎样治理国家；发展农业，事事提倡节约，这样治理十年，那就国家富裕、人民安乐了。”太祖回答刘虡说：“不但君主应当了解臣下，臣下也应当了解君主。现在想让我坐着推行周文王的德政，我恐怕不是那种人。”
魏讽反，廩弟伟为讽所引，当相坐诛。太祖令曰：“叔向不坐弟虎，古之制也。”特原不问，[28]徙署丞相仓曹属。廛上疏谢曰：“臣罪应倾宗，祸应覆族。遭乾坤之灵，值时来之运，扬汤止沸，使不燋烂；起烟于寒灰之上，生华于已枯之木。物不答施于天地，子不谢生于父母，可以死效，难用笔陈。”[29]廙著书数十篇，及与丁仪共论刑礼，皆传于世。文帝即王位，为侍中，赐爵关内侯。黄初二年卒。[30]无子。帝以弟子阜嗣。[31]
魏讽谋反，刘虡的弟弟刘伟被魏讽所牵连，刘廪也该诛连斩首。太祖下令说叔向没有因弟弟羊舌虎犯罪而被杀，这是古代已有的制度。”特别加以原谅而不追问，刘虡改任丞相府仓曹属官。刘虡上疏致谢，说：“我的罪行应该诛灭整个宗族，祸患应该使全族覆灭。我这是得天地之灵，碰上好时运，如同舀动开水停止沸滚，没有被煮得焦烂；又如同在已经冷了的灰土中再腾起烟火，在已经枯槁的树上再开出花来。万物报答不了天地的施舍，子女感谢不完父母的生育，您的大恩大德我可以用死来报效，难于用笔陈述出来。”刘虡著书数十篇，以及与丁仪共同讨论刑法、礼制的文章，都在世间流传。曹丕继承王位后，任用他为侍中，赐给关内侯的爵位。刘虡黄初二年逝世，没有儿子，文帝曹丕以他弟弟的儿子刘阜为他的继承人。
刘劭字孔才，广平邯郸人也。建安中，为计吏，诣许。太史上言：“正旦当日蚀。”劭时在尚书令荀或所，坐者数十人，或云当废朝，或云宜却会。劭曰：“梓慎、裨灶，古之良史，犹占水火，错失天时。《礼记》曰诸侯旅见天子，及门不得终礼者四，日蚀在一。然则圣人垂制，不为变异豫废朝礼者，或灾消异伏，或推术谬误也。”或善其言。敕朝会如旧，日亦不蚀。[32]
刘劭字孔才，广平郡邯郸县人。建安年间，他担任计吏，到许昌。太史报告说：“正月初一，会有日食。”刘劭当时在尚书令荀彧的官府，有几十人在座，有的说这一天应当不上朝，有的说这一天应该停止元会的典礼。刘劭说：“梓慎，裨灶，是古代的良史，还在占卜水灾、火灾时，弄错了时间。《礼记》上说：‘诸侯一起去朝见天子，入了门而不能将礼仪进行完毕的情况有四种，日食是其中的一种。’圣人留下制度，不因可能发生的变异而预先废除朝礼，是因为有时灾祸消除，有时则是推算错误。”荀彧认为他说得对。下令照常举行朝会，这天也没有发生日食。
御史大夫郗虑辟劭，会虑免，拜太子舍人，迁秘书郎。黄初中，为尚书郎、散骑侍郎。受诏集五经群书，以类相从，作《皇览》。明帝即位，出为陈留太守，敦崇教化，百姓称之。征拜骑都尉，与议郎庾嶷、荀诜等定科令，作《新律》十八篇，著《律略论》。迁散骑常侍。时闻公孙渊受孙权燕王之号，议者欲留渊计吏，遣兵讨之。劭以为“昔袁尚兄弟归渊父康，康斩送其首，是渊先世之效忠也。又所闻虚实，未可审知。古者要荒未服，修德而不征，重劳民也。宜加宽贷，使有以自新”。后渊果斩送权使张弥等首。劭尝作《赵都赋》，明帝美之，诏劭作《许都》、《洛都赋》。时外兴军旅，内营宫室，劭作二赋，皆讽谏焉。
御史大夫郗虑征召刘劭，正值郗虑又被免官，刘劭被任命为太子舍人，调任为秘书郎。黄初年间，担任尚书郎、散骑侍郎。他接受诏命收集五经群书，将材料分类编排，写成《皇览》。明帝即位后，出京担任陈留太守，提倡文教德化，老百姓都称颂他。征入朝中任命为骑都尉，与议郎庾嶷、荀诜等人制定法律条文，制订《新律》十八篇，并写作了《律略论》。后升任散骑常侍。这时听说公孙渊接受了孙权所封给他的“燕王”名号，有人建议要扣留公孙渊派到京城来的计吏，派兵去讨伐他。刘劭认为：“从前袁尚兄弟投奔公孙渊的父亲公孙康，公孙康将他们斩首，并送来首级，这是公孙渊的先人对朝廷的效忠。加上听到的情况是真是假，不能确知。古时候边远之地不归顺，提倡德政而不征伐，这是不轻易劳民。应该对他们加以宽恕，使他们自己改过图新。”后来公孙渊果然斩杀并送来了孙权派去的使者张弥等人的首级。刘劭曾经写过《赵都赋》，明帝认为写得好，命他再作《许都赋》、《洛都赋》。当时，对外兴兵征战，对内营建宫室，刘劭写这两篇赋，都含有委婉的规劝之意。
青龙中，吴围合肥，时东方吏士皆分休，征东将军满宠表请中军兵，并召休将士，须集击之。劭议以为“贼众新至，心专气锐。宠以少人自战其地，若便进击，不必能制。宠求待兵，未有所失也。以为可先遣步兵五千，精骑三千，军前发，扬声进道，震曜形势。骑到合肥，疏其行队，多其旌鼓，曜兵城下，引出贼后，拟其归路，要其粮道。贼闻大军来，骑断其后，必震怖遁走，不战自破贼矣。”帝从之。兵比至合肥，贼果退还。
青龙年间，吴国军队围攻合肥，当时魏国东方的军吏士兵都分散休假，征东将军满宠上表请求派遣中军兵马，同时召集休假将士，等汇集以后反击吴军。刘劭发表意见认为贼兵刚到，心志专一、士气旺盛。满宠以少数人马守住那里，如果马上进击，不一定能制服敌军。满宠请求等待援兵，这没有失算。我认为可以先派遣步兵五千，精锐骑兵三千，在大军行动之前出发，张扬着声势前进，显现出浩荡的气势。骑兵到了合肥，疏散队列，多设军旗战鼓，显露军队的威力于城下，引兵至贼兵之后，预先断其归路，拦截他们的粮道。贼兵听说大军到来，骑兵截断他们的归路，一定震惊、恐慌地逃跑，不需交战，贼兵自破。”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等到军队到合肥，贼兵果然退回去了。
时诏书博求众贤。散骑侍郎夏侯惠荐劭曰伏见常侍刘劭，深忠笃思，体周于数，凡所错综，源流弘远，是以群才大小，咸取所同而斟酌焉。故性实之士服其平和良正，清静之人慕其玄虚退让，文学之士嘉其推步详密，法理之士明其分数精比，意思之士知其沈深笃固，文章之士爱其著论属辞，制度之士贵其化略较要，策谋之士赞其明思通微，凡此诸论，皆取适己所长而举其支流者也。臣数听其清谈，览其笃论，渐溃历年，服膺弥久，实为朝廷奇其器量。以为若此人者，宜辅翼机事，纳谋帏幄，当与国道俱隆，非世俗所常有也。惟陛下垂优游之听，使劭承清闲之欢，得自尽于前，则德音上通，辉耀日新矣。”[33]
这时皇帝下诏书广求贤才。散骑侍郎夏侯惠推荐刘劭，说：“我看到散骑常侍刘劭，非常忠诚，思虑深沉，对于各种事理体察周全，他所综合融汇的学问、思想，源流既大且远，因此大大小小的才士，都从他那里汲取与自己相同之点并加以斟酌。所以生性求实的人佩服他的平和、纯正，清虚守静的人仰慕他的谦虚退让，研求经学的人推许他推算历法的详细、周密，讲究法度条理的人明白他辨析道理的精密，锐意深思的人知道他深沉专一，长于写文章的人喜欢他的文章辞采，讲究规章制度的人看重他的教化法度简略而能抓住要领，长于策划谋略的人赞颂他的思维明晰并能达到微妙之境。以上所论，都是就汲取适合自己的长处的角度而举出的某些支流方面。我多次听他谈论玄理，看他那见解深刻的论文，受他的熏陶多年，老早就非常佩服他了，我实在为朝廷感到此人器量非凡。我认为像他这样的人，应该辅佐朝廷处理大事，放在军中出谋划策，应当与国运一起兴隆，这样的人不是世间常有的人才。望陛下在悠闲之中听听我的意见，让刘劭接受您给予的欢乐，得以在您面前充分发挥自己的才力，这样善言就能上达，国家在您的光辉照耀下，便一天天地变好了。”
景初中，受诏作《都官考课》。劭上疏曰百官考课，王政之大较，然而历代弗务，是以治典阙而未补，能否混而相蒙。陛下以上圣之宏略，愍王纲之弛颓，神虑内鉴，明诏外发。臣奉恩旷然，得以启矇，辄作《都官考课》七十二条，又作《说略》一篇。臣学寡识浅，诚不足以宣畅圣旨，著定典制。”又以为宜制礼作乐，以移风俗，著《乐论》十四篇，事成未上。会明帝崩，不施行。正始中，执经讲学，赐爵关内侯。凡所撰述，《法论》、《人物志》之类百余篇。卒，追赠光禄勋。子琳嗣。
景初年间，刘劭受皇帝之命，写作《都官考课》。他上疏说：“对百官的考核，是政府的要务，但是历代都没有实行，因此有关这方面的制度缺而未补，有才能和无才能的官员混杂在一起不能分辨。陛下凭着最圣明的宏才大略，担心国家制度松弛衰败，既在内心考虑审察，又向外发布制定考课制度的诏书。我接受恩诏感到旷然开阔，得以启发愚蒙，就写了《都官考课》七十二条，又写《说略》一篇。我学问少见识浅，确实不足以淋漓尽致地表达圣意，著定典章制度。”他又认为应该制定礼制、创作音乐，来改变风俗习惯，著《乐论》十四篇，写完后未曾奏上。正值明帝逝世，没有施行。正始年间，他讲授经书，赐给关内侯的爵位。他所写作的文章，有《法论》，《人物志》等共一百多篇。逝世后，追赠光禄勋。儿子刘琳为继承人。
劭同时东海缪袭亦有才学，多所述叙，官至尚书、光禄勋。[34]
与刘劭同时的东海缪袭也有才学，多有著述，官至尚书、光禄勋。
袭友人山阳仲长统，汉末为尚书郎，早卒。著《昌言》，词佳可观省。[35]
缪袭的友人山阳仲长统，汉朝末年担任尚书郎，去世较早。他著有《昌言》，文辞佳美，值得阅读、思考。
散骑常侍陈留苏林、[36]光禄大夫京兆韦诞、[37]乐安太守谯国夏侯惠、[38]陈郡太守任城孙该、郎中令河东杜挚等亦著文赋，颇传于世。[39]
散骑常侍陈留苏林、光禄大夫京兆韦诞、乐安太守谯国夏侯惠、陈郡太守任城孙该、郎中令河东杜挚等人也著有文章、辞赋，大多流传在世上。
傅嘏字兰石，北地泥阳人，傅介子之后也。伯父巽，黄初中为侍中尚书。[40]嘏弱冠知名，[41]司空陈群辟为掾。时散骑常侍刘劭作考课法，事下三府。嘏难劭论曰：“盖闻帝制宏深，圣道奥远，苟非其才，则道不虚行，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暨乎王略亏颓而旷载罔缀，微言既没，六籍泯玷。何则？道弘致远而众才莫晞也。案劭考课论，虽欲寻前代黜陟之文，然其制度略以阙亡。礼之存者，惟有周典，外建侯伯，藩屏九服，内立列司，莞齐六职，土有恒贡，官有定则，百揆均在，四民殊业，故考绩可理而黜陟易通也。大魏继百王之末，承秦、汉之烈，制度之流，靡所修采。自建安以来，至于青龙，神武拨乱，肇基皇祚，扫除凶逆，芟夷遗寇，旌旗卷舒，日不暇给。及经邦治戎，权法并用，百官群司，军国通任，随时之宜，以应政机。以古施今，事杂义殊，难得而通也。所以然者，制宜经远，或不切近，法应时务，不足垂后。夫建官均职，清理民物，所以立本也；循名考实，纠励成规，所以治末也。本纲未举而造制未呈，国略不崇而考课是先，惧不足以料贤愚之分，精幽明之理也。昔先王之择才，必本行于州闾，讲道于庠序，行具而谓之贤，道修则谓之能。乡老献贤能于王，王拜受之，举其贤者，出使长之，科其能者，入使治之，此先王收才之义也。方今九州之民，爰及京城，未有六乡之举，其选才之职，专任吏部。案品状则实才未必当，任薄伐则德行未为叙，如此则殿最之课，未尽人才。述综王度，敷赞国式，体深义广，难得而详也。”
傅嘏字兰石，北地郡泥阳县人，是傅介子的后代。他的伯父傅巽，黄初年间担任侍中、尚书。傅嘏二十来岁时就有名望，司空陈群征召他为属官。这时散骑常侍刘劭制定官吏考核法，交三公府讨论。傅嘏驳难刘劭的观点，说听说国家法度宏大高深，圣人的治道深奥久远，除非有那种合适的人才，治道就不会虚设，使它既神妙又明白，取决于执行的人。到了天子法度亏损衰败之时，法制长时间没有延续下来，精微的言论已经淹没，六经也被玷污。为什么呢？治道包罗很广而且能达到长远，但一般才士不能明白。考察刘劭的考课论，虽然想探寻前代对官吏的进退升降的方法，但是那些制度大都已散失。保存下来的礼，只有周代典籍，周代外面设置诸侯，作为京畿的屏障；内部设立各种官署，管理各行各业。各地有常年的贡品，官吏有确定的准则，百官各司其事，士、商、工、农四民各务其业，所以政绩的考核可以进行、职务的升降容易贯彻。大魏继百代帝王之后，紧承秦汉余绪，制度不断流变，无从借鉴采纳。自建安以来，直到青龙年间，武帝拨乱反正，开始打下帝业根基，扫除凶顽叛逆，消除残余贼寇，战旗飘展，毫无空暇时间。以至治国治军，权力与法制同时使用，所有官员府署，军事政务两者兼任，因时制宜，来适应政治的需要。将古代的制度拿到今天来施行，由于事情变得复杂，内容含义也不同了，是难以行得通的。其所以如此，制度应该行之长久，或许不切合近时需要，而法制适应了当前的事务，则不足以留传后世。设立官吏分担职务，来管理人民、处理事物，这是建立国家的根本；接照名义去考察实际，纠正过去的规章制度，这只是处理细枝末节的小事。总纲没有举起来而抓鸡毛蒜皮的小事，国家的根本工作没有受到重视而先抓官吏的考核，我担心这不足以用来区分贤愚，明辨是非。以前先王选择人才，一定在乡里考察他的品行，在学校中看他讲论道理、学问，美好的品行具备了就叫做‘贤’，学问修养渊博就叫做‘能’。掌管教化的乡老将贤人、能人献给国王，国王用隆重的礼节来接受他们。推举其中的贤人，出京师担任地方的长官；选择其中的能人，入朝廷处理政务，这是先王收揽人才的办法。当今全国的人，一直到京城，没有各地的荐举，选拔人才的工作，专由吏部主持。考察他的行为品德，则实际才能不一定相当；任用有功劳的人，则他的品行不一定符合。这样看来考核的制度，不能充分地选用人才。要全面地论述君王的法度，周到地表现国家的制度，因为它来源深远、包含的内容又广，是我所难以详尽的。”(www.xing528.com)
正始初，除尚书郎，迁黄门侍郎。时曹爽秉政，何晏为吏部尚书，嘏谓爽弟羲曰：“何平叔外静而内铦巧，好利，不念务本。吾恐必先惑子兄弟，仁人将远，而朝政废矣。”晏等遂与嘏不平，因微事以免嘏官。起家拜荥阳太守，不行。太傅司马宣王请为从事中郎。曹爽诛，为河南尹，[42]迁尚书。嘏常以为“秦始罢侯置守，设官分职，不与古同。汉、魏因循，以至于今。然儒生学士，咸欲错综以三代之礼，礼弘致远，不应时务，事与制违，名实未附，故历代而不至于治者，盖由是也。欲大改定官制，依古正本，今遇帝室多难，未能革易”。
正始初年，任命傅嘏为尚书郎，转任黄门侍郎。当时曹爽执政，何晏担任吏部尚书，傅嘏对曹爽的弟弟曹羲说何平叔外表平静而内心尖刻、乖巧，贪图利益，不考虑根本。我担心他一定会先惑乱你的哥哥，仁义之人将被疏远，朝政会被破坏了。”何晏等人于是与傅嘏不和，借小事免除了傅嘏的官。后从家中征召他出任荥阳太守，他没有去。太傅司马宣王请他担任从事中郎。曹爽被诛后，傅嘏担任河南尹，升任尚书。傅嘏常以为“秦朝开始罢去诸侯设立郡守，设官吏分担职务，与古代不同。汉魏继承下来，一直到现在。但是儒生、学者，都想综合、融汇夏、商、周三代的礼制。礼制广博可以致远，但不适合于当前的事物，以致事实与制度相违背，名称与实际不符合，所以历代不能达到太平，大概就是由于这个原因。想大规模改定官制，应依据古代的原则从根本上来矫正，现在遇上国家多难，不能改变。”
时论者议欲自伐吴，三征献策各不同。诏以访嘏，嘏对曰昔夫差陵齐胜晋，威行中国，终祸姑苏；齐闵兼土拓境，辟地千里，身蹈颠覆。有始不必善终，古之明效也。孙权自破关羽并荆州之后，志盈欲满，凶宄以极，是以宣文侯深建宏图大举之策。今权以死，托孤于诸葛恪。若矫权苛暴，蠲其虐政，民免酷烈，偷安新惠，外内齐虑，有同舟之惧，虽不能终自保完，犹足以延期挺命于深江之外矣。而议者或欲泛舟径济，横行江表；或欲四道并进，攻其城垒；或欲大佃疆埸，观衅而动：诚皆取贼之常计也。然自治兵以来，出入三载，非掩袭之军也。贼之为寇，几六十年矣，君臣伪立，吉凶共患，又丧其元帅，上下忧危，设令列船津要，坚城据险，横行之计，其殆难捷。惟进军大佃，最差完牢。兵出民表，寇钞不犯；坐食积谷，不烦运士；乘衅讨袭，无远劳费：此军之急务也。昔樊哙愿以十万之众，横行匈奴，季布面折其短。今欲越长江，涉虏庭，亦向时之喻也。未若明法练士，错计于全胜之地，振长策以御敌之余烬，斯必然之数也。”[43]后吴大将诸葛恪新破东关，乘胜扬声欲向青、徐，朝廷将为之备。嘏议以为“淮海非贼轻行之路，又昔孙权遣兵入海，漂浪沉溺，略无孑遗，恪岂敢倾根竭本，寄命洪流，以徼乾没乎？[44]恪不过遣偏率小将素习水军者，乘海溯淮，示动青、徐，恪自并兵来向淮南耳”。后恪果图新城，不克而归。
当时参与谋划的人商议准备讨伐吴国，征南大将军王昶、征东将军胡遵、镇南将军毋丘俭献的计策各不相同。皇帝下诏询问傅嘏的意见，傅嘏回答说：“从前，吴王夫差侵凌齐国、打败晋国，他的威力达到中原地区，终于在姑苏遭到灭亡之祸；齐闵王兼并土地，拓宽边境，开辟国土千里，最后自身遭受颠覆。有开端不一定有好的结果，这是古代明显的验证。孙权自从击破关羽兼并荆州之后，感到目的达到了、欲望满足了，凶残为乱到了极点，因此宣文侯司马懿建立了长远宏大的规划。现在孙权已死，将太子托付给诸葛恪。如果他矫正孙权的残暴，放弃虐待人民的政策，人民免遭严峻的刑罚，暂且享受新施的恩惠，内外同心，有风雨同舟的警惕，即使不能终久保全，还是足够可以延长其拼命据守于长江之南的时间的。而发表意见的人有的主张驾船直渡，纵横驰骋于江南；有的主张兵分四路同时前进，进攻他们的城池和防守工事；有的主张大规模在边界进行武装屯垦，伺机行动：这些确实都是攻取贼兵的正常谋略。但是，自从与吴国开战以来，前后已经三年，并不是趁其不备的偷袭之军。贼兵侵犯边境，几乎有六十年了，他们伪立君臣，吉凶与共，最近又失去君主，上下警惕，假如他们把战船布防在重要港口，坚守城池，占据险要的地形，那么我们直渡长江，驰骋于江南的计划，大概难以成功。现在只有进行大规模地屯田，比较起来最为完善、牢靠。军队在人民的外围，贼寇掠夺不到人民的财物；军队可以就地吃自己生产的粮食，不需烦劳后方士兵运送；乘其间隙讨伐、袭击，不必长途劳累：这是当前军事上最重要的。从前樊哙愿意以十万人马，驰骋于匈奴，季布当面指责他的不对。现在想越过长江，进入敌人内地，也与从前的樊哙一样。不如以严明的军法操练士兵，将我们的计划实行于可以获得全胜之处，扬起长长的鞭子来对付敌人的残余势力，这是必然的道理。”后来吴国大将诸葛恪在攻破东关之后，乘胜扬言要进攻青州、徐州，朝廷准备防备。傅嘏认为淮海不是贼兵能轻易通行的路，从前孙权派兵入海，漂荡溺死，没有留下一人，诸葛恪怎敢倾尽他的全部力量，将性命寄托在滔滔洪流中，来侥幸取利呢？诸葛恪不过是派遣偏帅小将中平素熟习水上作战的人，从海上逆行进入淮水，做出进攻青州、徐州的样子，而诸葛恪则亲自集合兵力到淮南去了。”后来诸葛恪果然包围新城，没有攻下，便率兵返回去了。
嘏常论才性同异，钟会集而论之。[45]嘉平末，赐爵关内侯。高贵乡公即尊位，进封武乡亭侯。正元二年春，毌丘俭、文钦作乱。或以司马景王不宜自行，可遣太尉孚往，惟嘏及王肃劝之。景王遂行。[46]以嘏守尚书仆射，俱东。俭、钦破败，嘏有谋焉。及景王薨，嘏与司马文王径还洛阳，文王遂以辅政。语在《钟会传》。[47]会由是有自矜色，嘏戒之曰：“子志大其量，而勋业难为也，可不慎哉！”嘏以功进封阳乡侯，增邑六百户，并前千二百户。是岁薨，时年四十七，追赠太常，谥曰元侯。[48]子祗嗣。咸熙中开建五等，以嘏著勋前朝，改封祗泾原子。[49]
傅嘏常与人讨论人的才干、气性的同异，钟会将他们的话汇集起来加以评论。嘉平末年，傅嘏被赐给关内侯的封爵。高贵乡公即帝位后，晋封他为武乡亭侯。正元二年春天，毌丘俭、文钦叛乱。有人认为司马景王不应亲自率兵征讨，可以派遣太尉司马孚前往，只有傅嘏和王肃劝他亲自去。于是景王便亲自出征。以傅嘏暂任尚书仆射，随军向东。毌丘俭、文钦被击败，傅嘏参与了谋划。等到景王逝世，傅嘏与司马文王直接返回洛阳，文王于是辅佐朝政。此事的具体经过记载在《钟会传》中。钟会因此表现出居功自傲的样子，傅嘏告诫他说：“你志向很大，但功业是难以取得的，能不谨慎吗！”傅嘏凭着功劳进封为阳乡侯，增加食邑六百户，连同以前所封的共一千二百户。这年逝世，当时四十七岁，追赠为太常，谥号元侯。儿子傅祗嗣立。咸熙年间开建五等爵，因傅嘏在前代功勋显著，改封傅祗为泾原子。
评曰：昔文帝、陈王以公子之尊，博好文采，同声相应，才士并出，惟粲等六人最见名目。而粲特处常伯之官，兴一代之制，然其冲虚德宇，未若徐幹之粹也。卫觊亦以多识典故，相时王之式。刘劭该览学籍，文质周洽。刘廩以清鉴著，傅嘏用才达显云。[50]
评论说：以前文帝曹丕、陈王曹植凭着公子的尊贵身份，非常爱好文学，志趣相同的人互相响应，才学之士大量出现，唯有王粲等六人最为著名。而王粲担任皇帝近臣，制定一代制度，但他在淡泊虚静道德风范方面，不如徐幹纯粹。卫觊也因懂得很多典章制度和历史故事，辅佐当时的君主制定制度。刘劭博览群书，文才和品德兼备。刘虡以清明的鉴识著称，傅嘏因为才能而显达。
[1] 张瑶《汉纪》曰：龚字伯宗，有高名于天下。顺帝时为太尉。初，山阳太守薛勤丧妻不哭，将殡，临之曰幸不为夭，复何恨哉？”及龚妻卒，龚与诸子并杖行服，时人或两讥焉。畅字叔茂，名在八俊。灵帝时为司空，以水灾免，而李膺亦免归故郡，二人以直道不容当时。天下以畅、膺为高士，诸危言危行之徒皆推宗之，愿涉其流，惟恐不及。会连有灾异，而言事者皆言三公非其人，宜因其变，以畅、膺代之，则祯祥必至。由是宦竖深怨之，及膺诛死而畅遂废，终于家。
[2] 臣松之曰：貌寝，谓貌负其实也。通悦者，简易也。
[3] 《文士传》载粲说琮曰：“仆有愚计，愿进之于将军，可乎？”琼曰：“吾所愿闻也。”粲曰：“天下大乱，豪杰并起，在仓卒之际，强弱未分，故人各各有心耳。当此之时，家家欲为帝王，人人欲为公侯。观古今之成败，能先见事机者，则恒受其福。今将军自度，何如曹公邪？”琼不能对。粲复曰：“如粲所闻，曹公故人杰也。雄略冠时，智谋出世，摧袁氏于官渡，驱孙权于江外，逐刘备于陇右，破乌丸于白登，其余枭夷荡定者，往往如神，不可胜计。今日之事，去就可知也。将军能听粲计，卷甲倒戈，应天顺命，以归曹公，曹公必重德将军。保己全宗，长享福祚，垂之后嗣，此万全之策也。粲遭乱流离，托命此州，蒙将军父子重顾，敢不尽言！”琼纳其言。
臣松之案：孙权自此以前，尚与中国和同，未尝交兵，何云“驱权于江外”乎？魏武以十三年征荆州，刘备却后数年方入蜀，备身未尝涉于关、陇。而于征荆州之年，便云逐备于陇右，既已乖错；又白登在平城，亦魏武所不经，北征乌丸，与白登永不相豫。以此知张骘假伪之辞，而不觉其虚之自露也。凡骘虚伪妄作，不可覆疏，如此类者，不可胜纪。
[4] 挚虞《决疑要注》曰：汉末丧乱，绝无玉佩。魏侍中王粲识旧佩，始复作之。今之玉佩，受法于粲也。
[5] 《典略》曰；粲才既高，辩论应机。钟繇、王朗等虽名为魏卿相，至于朝廷奏议，皆阁笔不能措手。
[6] 《文章志》曰：太祖时征汉中，闻粲子死，叹曰：“孤若在，不使仲宣无后。”
[7] 《先贤行状》曰：幹清玄体道，六行修备，聪识洽闻，操翰成章，轻官忽禄，不耽世荣。建安中，太祖特加旌命，以疾休息。后除上艾长，又以疾不行。
[8] 《文士传》曰：太祖雅闻瑀名，辟之，不应，连见偪促，乃逃入山中。太祖使人焚山，得瑀，送至，召入。太祖时征长安，大延宾客，怒璃不与语，使就技人列。瑀善解音，能鼓琴，遂抚弦而歌，因造歌曲曰：“奕奕天门开，大魏应期运。青盖巡九州，在东西人怨。士为知己死，女为悦者玩。恩义苟敷畅，他人焉能乱？”为曲既捷，音声殊妙，当时冠坐，太祖大悦。
臣松之案鱼氏《典略》、挚虞《文章志》并云瑀建安初辞疾避役，不为曹洪屈。得太祖召，即投杖而起。不得有逃入山中，焚之乃出之事也。
又《典略》载太祖初征荆州，使瑀作书与刘备，及征马超，又使瑀作书与韩遂，此二书今具存。至长安之前，遂等破走，太祖始以十六年得入关耳。而张骘云初得瑀时太祖在长安，此又乖戾。瑀以十七年卒，太祖十八年策为魏公，而云瑀歌舞辞称“大魏应期运”，愈知甚妄。又其辞云“他人焉能乱”，了不成语。瑀之吐属，必不如此。
[9] 《典略》曰：琳作诸书及檄，草成呈太祖。太祖先苦头风，是日疾发，卧读琳所作，翕然而起曰：“此愈我病。”数加厚赐。太祖尝使瑀作书与韩遂，时太祖适近出，瑀随从，因于马上具草，书成呈之。太祖揽笔欲有所定，而竟不能增损。
[10] 《华峤》、《汉书》曰：玚祖奉，字世叔。才敏善讽诵，故世称“应世叔读书，五行俱下”。著《后序》十余篇，为世儒者。延熹中，至司隶校尉。子劭字仲远，亦博学多识，尤好事。诸所撰述《风俗通》等，凡百余篇，辞虽不典，世服其博闻。
《续汉书》曰：劭又著《中汉辑叙》、《汉官仪》及《礼仪故事》，凡十一种，百三十六卷。朝廷制度，百官仪式，所以不亡者，由劭记之。官至泰山太守。劭弟珣，字季瑜，司空橡，即场之父。
[11] 《文士传》曰：桢父名梁，字曼山，一名恭。少有清才，以文学见贵，终于野王令。
《典略》曰：文帝尝赐桢廓落带，其后师死，欲借取以为像，因书嘲桢云：“夫物因人为贵。故在贱者之手，不御至尊之侧。今虽取之，勿嫌其不反也。”桢答曰：“桢闻荆山之璞，曜元后之宝；随侯之珠，烛众士之好；南垠之金，登窈窕之首；
貂之尾，缀侍臣之帻：此四宝者，伏朽石之下，潜污泥之中，而扬光千载之上，发彩畴昔之外，亦皆未能初自接于至尊也。夫尊者所服，卑者所修也；贵者所御，贱者所先也。故夏屋初成而大匠先立其下，嘉禾始熟而农夫先尝其粒。恨桢所带，无他妙饰，若实殊异，尚可纳也。”桢辞旨巧妙皆如是，由是特为诸公子所亲爱。其后太子尝请诸文学，酒酣坐欢，命夫人甄氏出拜。坐中众人咸伏，而桢独平视。太祖闻之，乃收桢，减死输作。
[12] 《典论》曰：今之文人，鲁国孔融、广陵陈琳、山阳王粲、北海徐幹、陈留阮瑀、汝南应场、东平刘桢，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自以骋骐骥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粲长于辞赋。幹时有逸气，然非粲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楼》、《槐赋》、《征思》，幹之《玄猿》、《漏卮》、《圆扇》、《橘赋》，虽张、蔡不过也，然于他文未能称是。琳、瑀之章表书记，今之俊也。应场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辞，至于杂以嘲戏；及其所善，扬、班之俦也。
[13] 《魏略》曰：淳一名竺，字子叔。博学有才章，又善《苍》、《雅》、虫、篆、许氏字指。初平时，从三辅客荆州。荆州内附，太祖素闻其名，召与相见，甚敬异之。时五官将博延英儒，亦宿闻淳名，因启淳欲使在文学官属中。会临菑侯植亦求淳，太祖遣淳诣植。植初得淳甚喜，延入坐，不先与谈。时天暑热，植因呼常从取水自澡讫，傅粉。遂科头拍袒，胡舞五椎锻，跳丸击剑，诵俳优小说数千言讫，谓淳曰：“邯郸生何如邪？”于是乃更著衣帻，整仪容，与淳评说混元造化之端，品物区别之意，然后论羲皇以来贤圣名臣烈士优劣之差，次颂古今文章赋诔及当官政事宜所先后，又论用武行兵倚伏之势。乃命厨宰，酒炙交至，坐席默然，无与伉者。及暮，淳归，对其所知叹植之材，谓之“天人”。而于时世子未立，太祖俄有意于植，而淳屡称植材，由是五官将颇不悦。及黄初初，以淳为博士给事中。淳作《投壶赋》千余言奏之，文帝以为工，赐帛千匹。
[14] 《典略》曰：钦字休伯，以文才机辩，少得名于汝、颍。钦既长于书记，又善为诗赋。其所与太子书，记喉转意，率皆巧丽。为丞相主簿。建安二十三年卒。
[15] 《典略》曰：粹字文蔚，少学于蔡邕。初平中，随车驾至三辅。建安初，以高才与京兆严像擢拜尚书郎。像以兼有文武，出为扬州刺史。粹后为军谋祭酒，与陈琳、阮瑀等典记室。及孔融有过，太祖使粹为奏，承指数致融罪，其大略言：“融昔在北海，见王室不宁，招合徒众，欲图不轨，言‘我大圣之后也，而灭于宋。有天下者何必卯金刀’？”又云融为九列，不遵朝仪，秃巾微行，唐突宫掖。又与白衣祢衡言论放荡，衡与融更相赞扬。衡谓融曰：‘仲尼不死也。’融答曰：‘颜渊复生。’”凡说融诸如此辈，辞语甚多。融诛之后，人睹粹所作，无不嘉其才而畏其笔也。至十九年，粹转为秘书令，从大军至汉中，坐违禁贱请驴伏法。太子素与粹善，闻其死，为之叹惜。及即帝位，特用其子为长史。
鱼豢曰：寻省往者，鲁连、部阳之徒，援譬引类，以解缔结，诚彼时文辩之俊也。今览王、繁、阮、陈、路诸人前后文旨，亦何昔不若哉？其所以不论者，时世异耳。余又窃怪其不甚见用，以问大鸿胪卿韦仲将。仲将云：“仲宣伤于肥戆，休伯都无格检，元瑜病于体弱，孔璋实自粗疏，文蔚性颇忿鸷，如是彼为，非徒以脂烛自煎糜也，其不高蹈，盖有由矣。然君子不责备于一人，譬之朱漆，虽无桢幹，其为光泽亦壮观也。”
[16] 仪、廙、脩事，并在《陈思王传》。荀勖《文章叙录》曰：纬字公高。少喜文学。建安中，召署军谋掾、魏太子庶子，稍迁至散骑常侍、越骑校尉。年四十二，黄初四年卒。
[17] 《文章叙录》曰：璩字休琏，博学好属文，善为书记。文、明帝世，历官散骑常侍。齐王即位，稍迁侍中、大将军长史。曹爽秉政，多违法度，璩为诗以讽焉。其言虽颇谐合，多切时要，世共传之。复为侍中，典著作。嘉平四年卒，追赠卫尉。贞字吉甫，少以才闻，能谈论。正始中，夏侯玄盛有名势，贞尝在玄坐作五言诗，玄嘉玩之。举高第，历显位。晋武帝为抚军大将军，以贞参军事。晋室践阼，迁太子中庶子、散骑常侍。又以儒学与太尉荀颜撰定新礼，事未施行。泰始五年卒。贞弟纯。纯子绍，永嘉中为黄门侍郎，为司马越所杀。纯弟秀。秀子詹，镇南大将军、江州刺史。
[18] 籍字嗣宗。《魏氏春秋》曰：籍旷达不羁，不拘礼俗。性至孝，居丧虽不率常检，而毁几至灭性。兖州刺史王昶请与相见，终日不得与言，昶叹赏之，自以不能测也。太尉蒋济闻而辟之，后为尚书郎、曹爽参军，以疾归田里。岁余，爽诛，太傅及大将军乃以为从事中郎。后朝论以其名高，欲显崇之，籍以世多故，禄仕而已，闻步兵校尉缺，厨多美酒，营人善酿酒，求为校尉，遂纵酒昏酣，遗落世事。尝登广武，观楚、汉战处，乃叹曰：“时无英才，使竖子成名乎！”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反。籍少时尝游苏门山，苏门山有隐者，莫知名姓，有竹实数斛、臼杵而已。籍从之，与谈太古无为之道，及论五帝三王之义，苏门生萧然曾不经听。籍乃对之长晡，清韵响亮，苏门生迪尔而笑。籍既降，苏门生亦晡，若鸾凤之音焉。至是，籍乃假苏门先生之论以寄所怀。其歌曰：“日没不周西，月出丹渊中。阳精蔽不见，阴光代为雄。亭亭在须臾，厌厌将复隆。富贵俯仰间，贫贱何必终。”又叹曰天地解兮六合开，星辰陨兮日月颓，我腾而上将何怀？”籍口不论人过，而自然高迈，故为礼法之士何曾等深所雠疾。大将军司马文王常保持之，卒以寿终。子浑字长成。《世语》曰：浑以闲澹寡欲知名京邑，为太子庶子。早卒。
[19] 康字叔夜。案《嵇氏谱》：康父昭，字子远，督军粮治书侍御史。兄喜，字公穆，晋扬州刺史、宗正。喜为康传曰：“家世儒学，少有俊才，旷迈不群，高亮任性，不修名誉，宽简有大量。学不师授，博洽多闻，长而好老、庄之业，恬静无欲。性好服食，尝采御上药。善属文论，弹琴咏诗，自足于怀抱之中。以为神仙者，禀之自然，非积学所致。至于导养得理，以尽性命，若安期、彭祖之伦，可以善求而得也；著《养生篇》。知自厚者所以丧其所生，其求益者必失其性，超然独达，遂放世事，纵意于尘埃之表。撰录上古以来圣贤、隐逸、遁心、遗名者，集为传赞，自混沌至于管宁，凡百一十有九人，盖求之于宇宙之内，而发之乎千载之外者矣。故世人莫得而名焉。”
虞预《晋书》曰：康家本姓奚，会稽人。先自会稽迁于谯之绖县，改为嵇氏，取“嵇”字之上，加“山”以为姓，盖以志其本也。一曰姪有嵇山，家于其侧，遂氏焉。
《魏氏春秋》曰：康寓居河内之山阳县，与之游者，未尝见其喜愠之色。与陈留阮籍、河内山涛、河南向秀、籍兄子咸、浪邪王戎、沛人刘伶相与友善，游于竹林，号为七贤。钟会为大将军所昵，闻康名而造之。会，名公子，以才能贵幸，乘肥衣轻，宾从如云。康方箕踞而锻，会至，不为之礼。康问会曰：“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会曰：“有所闻而来，有所见而去。”会深衔之。大将军尝欲辟康。康既有绝世之言，又从子不善，避之河东，或云避世。及山涛为选曹郎，举康自代，康答书拒绝，因自说不堪流俗，而非薄汤、武。大将军闻而怒焉。初，康与东平吕昭子巽及巽弟安亲善。会巽淫安妻徐氏，而诬安不孝，囚之。安引康为证，康义不负心，保明其事，安亦至烈，有济世志力。钟会劝大将军因此除之，遂杀安及康。康临刑自若，援琴而鼓，既而叹曰：“雅音于是绝矣！”时人莫不哀之。初，康采药于汲郡共北山中，见隐者孙登。康欲与之言，登默然不对。逾时将去，康曰先生竟无言乎？”登乃曰：“子才多识寡，难乎免于今之世。”及遭吕安事，为诗自责曰：“欲寡其过，谤议沸腾。性不伤物，频致怨憎。昔惭柳下，今愧孙登。内负宿心，外赧良朋。”康所著诸文论六七万言，皆为世所玩咏。
《康别传》云：孙登谓康曰：“君性烈而才俊，其能免乎？”称康临终之言曰：“袁孝尼尝从吾学《广陵散》，吾每固之不与。《广陵散》于今绝矣！”与盛所记不同。
又《晋阳秋》云：康见孙登，登对之长啸，逾时不言。康辞还，曰：“先生竟无言乎？”登曰：“惜哉！”此二书皆孙盛所述，而自为殊异如此。
《康集目录》曰：登字公和，不知何许人，无家属，于汲县北山土窟中得之。夏则编草为裳，冬则被发自覆。好读《易》鼓琴，见者皆亲乐之。每所止家，辄给其衣服食饮，得无辞让。
《世语》曰：毋丘俭反，康有力，且欲起兵应之，以问山涛，涛曰：“不可。”俭亦已败。
臣松之案《本传》云康以景元中坐事诛，而干宝、孙盛、习凿齿诸书，皆云正元二年，司马文王反自乐嘉，杀嵇康、吕安。盖缘《世语》云康欲举兵应毋丘俭，故谓破俭便应杀康也。其实不然。山涛为选官，欲举康自代，康书告绝，事之明审者也。案《涛行状》，涛始以景元二年除吏部郎耳。景元与正元相较七八年，以《涛行状》检之，如《本传》为审。又《钟会传》亦云会作司隶校尉时诛康；会作司隶，景元中也。干宝云吕安兄巽善于钟会，巽为相国掾，俱有宠于司马文王，故遂抵安罪。寻文王以景元四年钟、邓平蜀后，始授相国位；若巽为相国掾时陷安，焉得以破毌丘俭年杀嵇、吕？此又干宝之疏谬，自相违伐也。
康子绍，字延祖，少知名。山涛启以为秘书郎，称绍平简温敏，有文思，又晓音，当成济者。帝曰：“绍如此，便可以为丞，不足复为郎也。”遂历显位。
《晋诸公赞》曰：绍与山涛子简、弘农杨准同好友善，而绍最有忠正之情。以侍中从惠帝北伐成都王，王师败绩，百官皆走，惟绍独以身桿卫，遂死于帝侧。故累见褒崇，追赠太尉，谥曰忠穆公。
[20] 《魏略》曰：质字季重，以才学通博，为五官将及诸侯所礼爱；质亦善处其兄弟之间，若前世楼君卿之游五侯矣。及河北平定，五官将为世子，质与刘桢等并在坐席。桢坐谴之际，质出为朝歌长，后迁元城令。其后大军西征，太子南在孟津小城，与质书曰：“季重无恙！途路虽局，官守有限，愿言之怀，良不可任。足下所治僻左，书问致简，益用增劳。每念昔日南皮之游，诚不可忘。既妙思六经，逍遥百氏，弹棋闲设，终以博弈，高谈娱心，哀筝顺耳。驰骛北场，旅食南馆，浮甘瓜于清泉，沈朱李于寒水。皦日既没，继以朗月，同乘并载，以游后园，舆轮徐动，宾从无声，清风夜起，悲笳微吟，乐往哀来，凄然伤怀。余顾而言，兹乐难常，足下之徒，咸以为然。今果分别，各在一方。元瑜长逝，化为异物，每一念至，何时可言？方今蕤宾纪辰，景风扇物，天气和暖，众果具繁。时驾而游，北遵河曲，从者鸣笳以启路，文学托乘于后车，节同时异，物是人非，我劳如何！今遣骑到邺，故使枉道相过。行矣，自爱！”二十三年，太子又与质书曰岁月易得，别来行复四年。三年不见，《东山》犹叹其远，况乃过之，思何可支？虽书疏往反，未足解其劳结。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何可言邪！昔日游处，行则同舆，止则接席，何尝须臾相失！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当此之时，忽然不自知乐也。谓百年己分，长共相保，何图数年之间，零落略尽，言之伤心。顷撰其遗文，都为一集。观其姓名，已为鬼录，追思昔游，犹在心目，而此诸子化为粪壤，可复道哉！观古今文人，类不护细行，鲜能以名节自立。而伟长独怀文抱质，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谓彬彬君子矣。著《中论》二十余篇，成一家之业，辞义典雅，足传于后，此子为不朽矣。德琏常斐然有述作意，才学足以著书，美志不遂，良可痛惜。间历观诸子之文，对之抆泪，既痛逝者，行自念也。孔璋章表殊健，微为繁富。公幹有逸气，但未遒耳，至其五言诗，妙绝当时。元瑜书记翩翩，致足乐也。仲宣独自善于辞赋，惜其体弱，不足起其文。至于所善，古人无以远过也。昔伯牙绝弦于钟期，仲尼覆醢于子路，愍知音之难遇，伤门人之莫逮也。诸子但为未及古人，自一时之俊也，今之存者已不逮矣。后生可畏，来者难诬，然吾与足下不及见也。行年已长大，所怀万端，时有所虑，至乃通夕不瞑。何时复类昔日！已成老翁，但未白头耳。光武言‘年已三十，在军十年，所更非一’，吾德虽不及，年与之齐。以犬羊之质，服虎豹之文，无众星之明，假日月之光，动见观瞻，何时易邪？恐永不复得为昔日游也。少壮真当努力，年一过往，何可攀援？古人思秉烛夜游，良有以也。顷何以自娱？颇复有所造述不？东望于邑，裁书叙心。”
臣松之以本传虽略载太子此书，美辞多被删落，今故悉取《魏略》所述以备其文。太子即王位，又与质书曰：“南皮之游，存者三人，烈祖龙飞，或将或侯。今惟吾子，栖迟下仕，从我游处，独不及门。瓶馨罍耻，能无怀愧。路不云远，今复相闻。”初，曹真、曹休亦与质等俱在渤海游处，时休、真亦以宗亲并受爵封，出为列将，而质故为长史。王顾质有望，故称二人以慰之。始质为单家，少游遨贵戚间，盖不与乡里相沈浮。故虽已出官，本国犹不与之士名。及魏有天下，文帝征质，与车驾会洛阳。到，拜北中郎将，封列侯，使持节督幽、并诸军事，治信都。太和中，入朝。质自以不为本郡所饶，谓司徒董昭曰：“我欲溺乡里耳。”昭曰：“君且止，我年八十，不能老为君溺攒也。”
《世语》曰：魏王尝出征，世子及临菑侯植并送路侧。植称述功德，发言有章，左右属目，王亦悦焉。世子怅然自失，吴质耳曰：“王当行，流涕可也。”及辞，世：子泣而拜，王及左右咸歔欷，于是皆以植辞多华，而诚心不及也。《质别传》曰：帝尝召质及曹休欢会，命郭后出见质等。帝曰：“卿仰谛视之。”其至亲如此。质黄初五年朝京师，诏上将军及特进以下皆会质所，大官给供具。酒酣，质欲尽欢。时上将军曹真性肥，中领军朱铄性痩，质召优，使说肥瘦。真负贵，耻见戏，怒谓质曰：“卿欲以部曲将遇我邪？”骠骑将军曹洪、轻车将军王忠言：“将军必欲使上将军服肥，即自宜为痩。”真愈恚，拔刀瞋目，言：“俳敢轻脱，吾斩尔。”遂骂坐。质案剑曰：“曹子丹，汝非屠几上肉，吴质吞尔不摇喉，咀尔不摇牙，何敢恃势骄邪？”铄因起曰：“陛下使吾等来乐卿耳，乃至此邪！”质顾叱之曰：“朱铄，敢坏坐！”诸将军皆还坐。铄性急，愈恚，还拔剑斩地。遂便罢也。及文帝崩，质思慕作诗曰怆怆怀殷忧，殷忧不可居。徙倚不能坐，出入步踟蹰。念蒙圣主恩，荣爵与众殊。自谓永终身，志气甫当舒。何意中见弃，弃我归黄垆。茕茕靡所恃，泪下如连珠。随没无所益，身死名不书。慷慨自
俛，庶几烈丈夫。”太和四年，入为侍中。时司空陈群录尚书事，帝初亲万机，质以辅弼大臣，安危之本，对帝盛称“骠骑将军司马懿，忠智至公，社稷之臣也。陈群从容之士，非国相之才，处重任而不亲事”。帝甚纳之。明日，有切诏以督责群，而天下以司空不如长文，即群，言无实也。质其年夏卒。质先以怙威肆行，谥曰丑侯。质子应仍上书论枉，至正元中乃改谥威侯。应字温舒，晋尚书。应子康，字子仲，知名于时，亦至大位。
[21] 《魏书》曰：初，汉朝迁移，台阁旧事散乱。自都许之后，渐有纲纪，觊以古义多所正定。是时关西诸将，外虽怀附，内未可信。司隶校尉钟繇求以三千兵入关，外托讨张鲁，内以胁取质任。太祖使荀或问觊，觊以为“西方诸将，皆竖夫屈起，无雄天下意，苟安乐目前而已。今国家厚加爵号，得其所志，非有大故，不忧为变也。宜为后图。若以兵入关中，当讨张鲁，鲁在深山，道径不通，彼必疑之；一相惊动，地险众强，殆难为虑！”彧以觊议呈太祖。太祖初善之，而以繇自典其任，遂从繇议。兵始进而关右大叛，太祖自亲征，仅乃平之，死者万计。太祖悔不从自见议，由是益重觊。
[22] 《文章志》曰：勖字元茂，初名芝，改名勖，后避讳。或曰勖献帝时为尚书郎，迁右丞。诏以勖前在二千石曹，才敏兼通，明习旧事，敕并领本职，数加特赐。二十年，迁东海相。未发，留拜尚书左丞。其年病卒，时年五十余。魏公九锡策命，勖所作也。勖子满，平原太守，亦以学行称。
满子尼，字正叔。《尼别传》曰：尼少有清才，文辞温雅。初应州辟，后以父老归供养。居家十余年，父终，晚乃出仕。尼尝赠陆机诗，机答之，其四句曰：“猗欤潘生，世笃其藻，仰仪前文，丕隆祖考。”位终太常。
尼从父岳，字安仁。《岳别传》曰：岳美姿容，夙以才颖发名。其所著述，清绮绝伦。为黄门侍郎，为孙秀所杀。尼、岳文翰，并见重于世。
尼从子滔，字汤仲。《晋诸公赞》：滔以博学才量为名。永嘉末，为河南尹，遇害。
[23] 王象事别见《杨俊传》。
[24] 《晋阳秋》曰：璀字伯玉。清贞有名理，少为傅嘏所知。弱冠为尚书郎，遂历位内外，为晋尚书令、司空、太保。惠帝初辅政，为楚王玮所害。
《世语》曰：瑾与扶风内史燉煌索靖并善草书。璀子恒，字巨山，黄门侍郎。恒子玠，字叔宝，有盛名，为太子洗马，早卒。
[25] 刘向《新序》曰：赵简子欲专天下，谓其相曰：“赵有犊犟，晋有铎鸣，鲁有孔丘，吾杀三人者，天下可王也。”于是乃召犊犟、铎鸣而问政焉，已即杀之。使使者聘孔子于鲁，以胖牛肉迎于河上。使者谓船人曰：“孔子即上船，中河必流而杀之。”孔子至，使者致命，进胖牛之肉。孔子仰天而叹日：“美哉水乎，洋洋乎，使丘不济此水者，命也夫！”子路趋而进曰：“敢问何谓也？”孔子曰：“夫犊犨、铎鸣，晋国之贤大夫也，赵简子未得意之时，须而后从政，及其得意也，杀之。黄龙不反于涸泽，凤皇不离其蔚罗。故刳胎焚林，则麒麟不臻；覆巢破卵，则凤皇不翔；竭泽而渔，则龟龙不见。鸟兽之于不仁，犹知避之，况丘乎？故虎啸而谷风起，龙兴而景云见，击庭钟于外，而黄钟应于内。夫物类之相感，精神之相应，若响之应声，影之象形，故君子违伤其类者。今彼已杀吾类矣，何为之此乎？”于是遂回车不渡而还。
[26] 《虡别传》载虡道路为笺谢刘表曰：“考匊过蒙分遇荣授之显，未有管、狐、桓、文之烈，孤德陨命，精诚不遂。兄望之见礼在昔，既无堂构昭前之绩，中规不密，用坠祸辟。斯乃明神弗佑，天降之灾。悔吝之负，哀号靡及。虡之愚浅，言行多违，惧有浸润三至之间。考匍之爱已衰，望之之责犹存，必伤天慈既往之分，门户殪灭，取笑明哲。是用迸窜，永涉川路，即日到庐江寻阳。昔钟仪有南音之操，椒举有班荆之思，虽远犹迩，敢忘前施？”
《傅子》曰：表既杀望之，荆州士人皆自危也。夫表之本心，于望之不轻也，以直迕情，而谗言得入者，以无容直之度也。据全楚之地，不能以成功者，未必不由此也。夷、叔迕武王以成名，丁公顺高祖以受戮，二主之度远也。若不远其度，惟褊心是从，难乎以容民畜众矣。
[27] 《战国策》曰：有以九九求见齐桓公，桓公不纳。其人曰：“九九小术，而君纳之，况大于九九者乎？”于是桓公设庭燎之礼而见之。居无几，隰朋自远而至，齐遂以霸。
[28] 《虡别传》曰：初，虡弟伟与讽善，虡戒之曰夫交友之美，在于得贤，不可不详。而世之交者，不审择人，务合党众，违先圣人交友之义，此非厚己辅仁之谓也。吾观魏讽，不修德行，而专以鸠合为务，华而不实，此直搅世沽名者也。卿其慎之，勿复与通。”伟不从，故及于难。
[29] 《虡别传》载虡表论治道曰：“昔者周有乱臣十人，有妇人焉，九人而已，孔子称‘才难，不其然乎’！明贤者难得也。况乱弊之后，百姓凋尽，士之存者盖亦无几。股肱大职，及州郡督司，边方重任，虽备其官，亦未得人也。此非选者之不用意，盖才匮使之然耳。况于长吏以下，群职小任，能皆简练备得其人也？其计莫如督之以法。不尔而数转易，往来不已，送迎之烦，不可胜计。转易之闲，辄有奸巧，既于其事不省，而为政者亦以其不得久安之故，知惠益不得成于己，而苟且之可免于患，皆将不念尽心于恤民，而梦想于声誉，此非所以为政之本意也。今之所以为黜陟者，近颇以州郡之毁誉，听往来之浮言耳。亦皆得其事实而课其能否也？长吏之所以为佳者，奉法也，忧公也，恤民也。此三事者，或州郡有所不便，往来者有所不安。而长吏执之不已，于治虽得计，其声誉未为美；屈而从人，于治虽失计，其声誉必集也。长吏皆知黜陟之在于此也，亦何能不去本而就末哉？以为长吏皆宜使小久，足使自展。岁课之能，三年总计，乃加黜陟。课之皆当以事，不得依名。事者，皆以户口率其垦田之多少，及盗贼发兴，民之亡叛者，为得负之计。如此行之，则无能之吏，修名无益；有能之人，无名无损。法之一行，虽无部司之监，奸誉妄毁，可得而尽。”事上，太祖甚善之。
[30] 《虡别传》云：时年四十二。
[31] 案《刘氏谱》：阜字伯陵，陈留太守。阜子乔，字仲彦。
《晋阳秋》曰：乔有赞世志力。惠帝末，为豫州刺史。乔冑胤显，贵盛至今。
[32] 晋永和中，廷尉王彪之与扬州刺史殷浩书曰：“太史上元日合朔，谈者或有疑，应却会与不？昔建元元年，亦元日合朔，庾车骑写刘孔才所论以示八座。于时朝议有谓孔才所论为不得礼议，荀令从之，是胜人之一失也。何者？《礼》云，诸侯旅见天子，入门不得终礼而废者四：太庙火，日蚀，后之丧，雨沾服失容。寻此四事之指，自谓诸侯虽已入门而卒暴有之，则不得终礼。非为先存其事，而徼幸史官推术错谬，故不豫废朝礼也。夫三辰有灾，莫大日蚀，史官告谴，而无惧容，不修豫防之礼，而废消救之术，方大飨华夷，君臣相庆，岂是将处天灾罪己之谓？且检之事实，合朔之仪，至尊静躬殿堂，不听政事，冕服御坐门闼之制，与元会礼异。自不得兼行，则当权其事宜。合朔之礼，不轻于元会。元会有可却之准，合朔无可废之义。谓应依建元故事，却元会。”浩从之，竟却会。
[33] 臣松之以为凡相称荐，率多溢美之辞，能不违中者或寡矣。惠之称劭云“玄虚退让”及“明思通微”，近于过也。
[34] 《先贤行状》曰：缪斐字文雅。该览经传，事亲色养。征博士，六辟公府。汉帝在长安，公卿博举名儒。时举斐任侍中，并无所就。即袭父也。
《文章志》曰：袭字熙伯。辟御史大夫府，历事魏四世。正始六年，年六十卒。子悦字孔怿，晋光禄大夫。袭孙绍、播、征、胤等，并皆显达。
[35] 袭撰统《昌言》表，称统字公理，少好学，博涉书记，赡于文辞。年二十余，游学青、徐、并、冀之间，与交者多异之。并州刺史高幹素贵有名，招致四方游士，多归焉。统过幹，幹善待遇之，访以世事。统谓幹曰：“君有雄志而无雄才，好士而不能择人，所以为君深戒也。”幹雅自多，不纳统言。统去之，无几而幹败。并、冀之士，以是识统。大司农常林与统共在上党，为臣道统性倜傥，敢直言，不矜小节，每列郡命召，辄称疾不就。默语无常，时人或谓之狂。汉帝在许，尚书令荀彧领典枢机，好士爱奇，闻统名，启召以为尚书郎。后参太祖军事，复还为郎。延康元年卒，时年四十余。统每论说古今世俗行事，发愤叹息，辄以为论，名日《昌言》，凡二十四篇。
[36] 《魏略》曰：林字孝友，博学，多通古今字指，凡诸书传文间危疑，林皆释之。建安中，为五官将文学，甚见礼待。黄初中，为博士给事中。文帝作《典论》所称苏林者是也。以老归第，国家每遣人就问之，数加赐遗。年八十余卒。
[37] 《文章叙录》曰：诞字仲将，太仆端之子。有文才，善属辞章。建安中，为郡上计吏，特拜郎中，稍迁侍中中书监，以光禄大夫逊位，年七十五卒于家，初，邯郸淳、卫觊及诞并善书，有名。觊孙恒撰《四体书势》，其序古文曰：“自秦用篆书，焚烧先典，而古文绝矣。汉武帝时，鲁恭王坏孔子宅，得《尚书》、《春秋》、《论语》、《孝经》，时人已不复知有古文，谓之科斗书，汉世秘藏，希得见之。魏初传古文者，出于邯郸淳。敬侯写淳《尚书》，后以示淳，而淳不别。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经，转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法。太康元年，汲县民盗发魏襄王冢，得策书十余万言。案敬侯所书，犹有髡髴。”敬侯谓觊也。其序篆书曰：“秦时李斯号为工篆，诸山及铜人铭皆斯书也。汉建初中，扶风曹喜少异于斯而亦称善。邯郸淳师焉，略究其妙。韦诞师淳而不及也。太和中，诞为武都太守，以能书留补侍中，魏氏宝器铭题皆诞书云。汉末又有蔡邕采斯、喜之法，为古今杂形，然精密简理不如淳也。”其序录隶书，已略见《武纪》。又曰师宜官为大字，邯郸淳为小字。梁鹄谓淳得次仲法，然鹄之用笔尽其势矣。”其序草书曰 ：“汉兴而有草书，不知作者姓名。至章帝时，齐相杜度号善作篇，后有崔瑗、崔宴亦皆称工，杜氏结字甚安而书体微瘦，崔氏甚得笔势而结字小疏。弘农张伯英者因而转精其巧。凡家之衣帛，必书而后练之，临池学书，池水尽黑。下笔必为楷则，号‘忽忽不暇草’，寸纸不见遗，至今世人尤宝之，韦仲将谓之草圣。伯英弟文舒者，次伯英。又有姜孟颍、梁孔达、田彦和及韦仲将之徒，皆伯英弟子，有名于世，然殊不及文舒也。”
[38] 惠，渊子。事在《渊传》。
[39] 《文章叙录》曰：该字公达。强志好学。年二十，上计掾，召为郎中。著《魏书》。迁博士司徒右长史，复还入著作。景元二年卒官。
[40] 《文章叙录》曰：挚字德鲁。初上《笳赋》，署司徒军谋吏。后举孝廉，除郎中，转补校书。挚与毋丘俭乡里相亲，故为诗与俭，求仙人药一丸，欲以感切俭求助也。其诗曰：“骐骥马不试，婆娑槽枥间。壮士志未伸，坎轲多辛酸。伊挚为媵臣，吕望身操竿；夷吾困商贩，宁戚对牛叹；食其处监门，淮阴饥不餐；买臣老负薪，妻畔呼不还，释之宦十年，位不增故官。才非八子伦，而与齐其患。无知不在此，袁盎未有言。被此驾病久，荣卫动不安，闻有韩众药，信来给一丸。”俭答曰：“凤鸟翔京邑，哀鸣有所思。才为圣世出，德音何不怡！八子未遭遇，今者遭明时。胡康出垄亩，杨伟无根基，飞腾冲云天，奋迅协光熙。骏骥骨法异，伯乐观知之，但当养羽翮，鸿举必有期。体无纤微疾，安用问良医？联翩轻栖集，还为燕雀嗤。韩众药虽良，或更不能治。悠悠千里情，薄言答嘉诗。信心感诸中，中实不在辞。”挚竟不得迁，卒于秘书。
《庐江何氏家传》曰：明帝时，有谯人胡康，年十五，以异才见送，又陈损益，求试剧县。诏特引见。众论翕然，号为神童。诏付秘书，使博览典籍。帝以问秘书丞何祯：“康才何如？”祯答曰：“康虽有才，性质不端，必有负败。”后果以过见谴。
臣松之案：魏朝自微而显者，不闻胡康；疑是孟康。康事见《杜恕传》。杨伟见《曹爽传》。
[41] 《傅子》曰：嘏父睿，代郡太守。父充，黄门侍郎。
[42] 《傅子》曰：是时何晏以材辩显于贵戚之间，邓飏好变通，合徒党，鬻声名于闾阎，而夏侯玄以贵臣子少有重名，为之宗主，求交于嘏而不纳也。嘏友人荀粲，有清识远心，然犹怪之。谓嘏曰：“夏侯泰初一时之杰，虚心交子，合则好成，不合则怨至。二贤不睦，非国之利，此蔺相如所以下廉颇也。”嘏答之曰：“泰初志大其量，能合虚声而无实才。何平叔言远而情近，好辩而无诚，所谓利口覆邦国之人也。邓玄茂有为而无终，外要名利，内无关钥，贵同恶异，多言而妒前；多言多衅，妒前无亲。以吾观此三人者，皆败德也。远之犹恐祸及，况昵之乎？”
[43] 《傅子》曰：河南尹内掌帝都，外统京畿，兼古六乡六遂之士。其民异方杂居，多豪门大族，商贾胡貊，天下四方会，利之所聚，而奸之所生。前尹司马芝，举其纲而太简，次尹刘静，综其目而太密，后尹李胜，毁常法以收一时之声。嘏立司马氏之纲统，裁刘氏之纲目以经纬之，李氏所毁以渐补之。郡有七百吏，半非旧也。河南俗党五官掾功曹典选职，皆授其本国人，无用异邦人者，嘏各举其良而对用之，官曹分职，而后以次考核之。其治以德教为本，然持法有恒，简而不可犯，见理识情，狱讼不加槚楚而得其实。不为小惠，有所荐达及大有益于民事，皆隐其端迹，若不由己出。故当时无赫赫之名，吏民久而后安之。
[44] 司马彪《战略》载嘏此对，详于本传，今悉载之以尽其意。彪曰：嘉平四年四月，孙权死。征南大将军王昶、征东将军胡遵，镇南将军毌丘俭等表请征吴。朝廷以三征计异，诏访尚书傅嘏，嘏对曰：“昔夫差胜齐陵晋，威行中国，不能以免姑苏之祸；齐闵辟土兼国，开地千里，不足以救颠覆之败：有始不必善终，古事之明效也。孙权自破蜀兼平荆州之后，志盈欲满，罪戮忠良，诛及胤嗣，元凶已极。相国宣文侯先识取乱侮亡之义，深建宏图大举之策。今权已死，托孤于诸葛恪。若矫权苛暴，蠲其虐政，民免酷烈，偷安新惠，外内齐虑，有同舟之惧，虽不能终自保完，犹足以延期挺命于深江之表矣。昶等或欲泛舟径渡，横行江表，收民略地，因粮于寇；或欲四道并进，临之以武，诱间携贰，待其崩坏；或欲进军大佃，倡其项领，积谷观衅，相时而动：凡此三者，皆取贼之常计也。然施之当机，则功成名立，苟不应节，必贻后患。自治兵已来，出入三载，非掩袭之军也。贼丧元帅，利存退守，若撰饰舟楫，罗船津要，坚城清野，以防卒攻，横行之计，殆难必施。贼之为寇，几六十年，君臣伪立，吉凶同患，若恪蠲其弊，天去其疾，崩溃之应，不可卒待。今边壤之守，与贼相远，贼设罗落，又持重密，间谍不行，耳目无闻。夫军无耳目，校察未详，而举大众以临巨险，此为希幸徼功，先战而后求胜，非全军之长策也。唯有进军大佃，最差完牢。可诏昶、遵等择地居险，审所错置，及令三方一时前守。夺其肥壤，使还耕瘠土，一也；兵出民表，寇钞不犯，二也；招怀近路，降附日至，三也；罗落远设，间构不来，四也；贼退其守，罗落必浅，佃作易之，五也；坐食积谷，士不运输，六也；衅隙时闻，讨袭速决，七也；凡此七者，军事之急务也。不据则贼擅便资，据之则利归于国，不可不察也。夫屯垒相倡，形势已交，智勇得陈，巧拙得用，策之而知得失之计，角之而知有余不足，虏之情伪，将焉所逃？夫以小敌大，则役烦力竭，以贫敌富，则敛重财匮。故‘敌逸能劳之，饱能饥之’，此之谓也。然后盛众厉兵以震之，参惠倍赏以招之，多方广似以疑之。由不虞之道，以闲其不戒；比及三年，左提右挈，虏必冰散瓦解，安受其弊，可坐算而得也。昔汉氏历世常患匈奴，朝臣谋士早朝晏罢，介冑之将则陈征伐，搢绅之徒咸言和亲，勇奋之士思展搏噬。故樊哙愿以十万之众横行匈奴，季布面折其短。李信求以二十万独举楚人，而果辱秦军。今诸将有陈越江陵险，独步虏庭，即亦向时之类也。以陛下圣德，辅相忠贤，法明士练，错计于全胜之地，振长策以御之，虏之崩溃，必然之数。故兵法曰：‘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若释庙胜必然之理，而行万一不必全之路，诚愚臣之所虑也。故谓大佃而倡之计最长。”时不从嘏言。其年十一月，诏昶等征吴。五年正月，诸葛恪拒战，大破众军于东关。
[45] 《汉书·张汤传》曰：汤始为小吏，乾没，与长安富贾田甲、鱼翁叔之属交私。服虔说曰：“乾没，射成败也。”如淳曰：“得利为乾，失利为没。”
臣松之以虔直以乾没为射成败，而不说乾没之义，于理犹为未畅。淳以得利为乾，又不可了。愚谓乾读宜为乾燥之乾。盖谓有所徼射，不计乾燥之与沉没而为之。
[46] 《傅子》曰：嘏既达治好正，而有清理识要，好论才性，原本精微，鲜能及之。司隶校尉钟会年甚少，嘏以明智交会。臣松之案：《傅子》前云嘏了夏侯之必败，不与之交，而此云与钟会善。愚以为夏侯玄以名重致患，衅由外至；钟会以利动取败，祸自己出。然则夏侯之危兆难睹，而钟氏之败形易照也。嘏若了夏侯之必危，而不见钟会之将败，则为识有所蔽，难以言通；若皆知其不终，而情有彼此，是为厚薄由于爱憎，奚豫于成败哉？以爱憎为厚薄，又亏于雅体矣。《傅子》此论，非所以益嘏也。
[47] 《汉晋春秋》曰：嘏固劝景王行，景王未从。嘏重言曰：“淮、楚兵劲，而俭等负力远斗，其锋未易当也。若诸将战有利钝，大势一失，则公事败矣。”是时景王新割目瘤，创甚，闻嘏言，蹶然而起曰：“我请舆疾而东。”
[48] 《世语》曰：景王疾甚，以朝政授傅嘏，嘏不敢受。及薨，嘏秘不发丧，以景王命召文王于许昌，领公军焉。
孙盛《评》曰：晋宣、景、文王之相魏也，权重相承，王业基矣。岂蕞尔傅瑕所宜间厕？《世语》所云，斯不然矣。
[49] 《傅子》曰：初，李丰与嘏同州，少有显名，早历大官，内外称之，嘏又不善也。谓同志曰：“丰饰伪而多疑，矜小失而昧于权利，若处庸庸者可也，自任机事，遭明者必死。”丰后为中书令，与夏侯玄俱祸，卒如嘏言。嘏自少与冀州刺史裴徽、散骑常侍荀甝善，徽、甝早亡。又与镇北将军何曾、司空陈泰、尚书仆射荀颉、后将军钟毓并善，相与综朝事，俱为名臣。
[50] 《晋诸公赞》曰：祗字子庄，嘏少子也。晋永嘉中至司空。祗子宣，字世弘。
《世语》称宣以公正知名，位至御史中丞。宣弟畅，字世道，秘书丞，没在胡中。著《晋诸公赞》及《晋公卿礼秩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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