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峻字伯达，河南中牟人也。汉末扰乱，关东皆震。中牟令杨原愁恐，欲弃官走。峻说原曰：“董卓首乱，天下莫不侧目，然而未有先发者，非无其心也，势未敢耳。明府若能唱之，必有和者。”原曰：“为之奈何？”峻曰：“今关东有十余县，能胜兵者不减万人，若权行河南尹事，总而用之，无不济矣。”原从其计，以峻为主薄。峻乃为原表行尹事，使诸县坚守，遂发兵。会太祖起关东，入中牟界，众不知所从，峻独与同郡张奋议，举郡以归太祖。峻又别收宗族及宾客家兵数百人，愿从太祖。太祖大悦，表峻为骑都尉，妻以从妹，甚见亲信。太祖每征伐，峻常居守以给军。是时岁饥旱，军食不足，羽林监颍川枣祗建置屯田，太祖以峻为典农中郎将，募百姓屯田于许下，得谷百万斛，郡国列置田官，数年中所在积粟，仓廪皆满。官渡之战，太祖使峻典军器粮运。贼数寇钞绝粮道，乃使千乘为一部，十道方行，为复陈以营卫之，贼不敢近。军国之饶，起于枣祗而成于峻。[1]太祖以峻功高，乃表封为都亭侯，邑三百户，迁长水校尉。
任峻字伯达，是河南中牟县人。汉代末年时局动乱，关东地区都受到震动。中牟县令杨原感到忧虑恐惧，想要弃官逃跑。任峻劝他说：“董卓首先挑起动乱，天下人没有不恨他的，但是还没有出现首先起兵讨伐他的人，不是因为人们没有这种想法，而是势力太弱不敢起兵。您如果能首先倡导，肯定会有响应的人。”杨原说：“那我应该怎么办？”任峻说：“现在关东有十来个县，能当兵的不下万人。如果您暂时行使河南尹的职权，统率指挥十多个县的军民，就有可能成功。”杨原听从了任峻的建议，并任命任峻担任主簿。任峻就替杨原上表请求代理河南尹，同时命令各县坚守，随即兴兵讨伐董卓。当时正值太祖在关东起兵，进入了中牟地界，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办，任峻单独和同郡人张奋商量，率领全郡归顺太祖。任峻又另外召集同族、宾客和家兵几百人，表示愿意跟随太祖。太祖大为高兴，向朝廷上表任命任峻担任骑都尉，并将堂妹嫁给他，对他非常信任。太祖每次征伐，任峻常留守以供应军队物资。当时年成饥旱，军粮不足，羽林监颍川人枣祗建议设置屯田，太祖就任命任峻为典农中郎将，征募百姓在许县附近屯田，收得谷物百万斛，并在各郡与诸侯国都设置田官，几年中，到处积贮粮食，仓库都贮满了。官渡之战时，太祖委派任峻掌管武器和粮草的运输。当时袁绍军队多次抢劫截断粮道，任峻就以千辆粮车为一队，十路并行，又设立复阵用军队护卫，使得袁军不敢接近。军队和魏国皆食用丰足，由枣祗开始的屯田而成功在于任峻的努力。太祖因为任峻功高，上表分封他为都亭侯，食邑三百户，升任长水校尉。
峻宽厚有度而见事理，每有所陈，太祖多善之。于饥荒之际，收恤朋友孤遗，中外贫宗，周急继乏，信义见称。建安九年薨，太祖流涕者久之。子先嗣。先薨，无子，国除。文帝追录功臣，谥峻曰成侯。复以峻中子览为关内侯。
苏则字文师，扶风武功人也。少以学行闻，举孝廉茂才，辟公府，皆不就。起家为酒泉太守，转安定、武都，[2]所在有威名。太祖征张鲁，过其郡，见则悦之，使为军导。鲁破，则绥定下辩诸氐，通河西道，徙为金城太守。是时丧乱之后，吏民流散饥穷，户口损耗，则抚循之甚谨。外招怀羌胡，得其牛羊，以养贫老。与民分粮而食，旬月之间，流民皆归，得数千家。乃明为禁令，有干犯者辄戮，其从教者必赏。亲自教民耕种，其岁大丰收，由是归附者日多。李越以陇西反，则率羌胡围越，越即请服。太祖崩，西平麹演叛，称护羌校尉。则勒兵讨之。演恐，乞降。文帝以其功，加则护羌校尉，赐爵关内侯。[3]
后演复结旁郡为乱，张掖张进执太守杜通，酒泉黄华不受太守辛机，进、华皆自称太守以应之。又武威三种胡并寇钞，道路断绝。武威太守毌丘兴告急于则。时雍、凉诸豪皆驱略羌胡以从进等，郡人咸以为进不可当。又将军郝昭、魏平先是各屯守金城，亦受诏不得西度。则乃见郡中大吏及昭等与羌豪帅谋曰：“今贼虽盛，然皆新合，或有胁从，未必同心；因衅击之，善恶必离，离而归我，我增而彼损矣。既获益众之实，且有倍气之势，率以进讨，破之必矣。若待大军，旷日持久，善人无归，必合于恶，善恶既合，势难卒离。虽有诏命，违而合权，专之可也。”于是昭等从之，乃发兵救武威，降其三种胡，与兴击进于张掖。演闻之，将步骑三千迎则，辞来助军，而实欲为变。则诱与相见，因斩之，出以徇军，其党皆散走。则遂与诸军围张掖，破之，斩进及其支党，众皆降。演军败，华惧，出所执乞降，河西平。乃还金城。进封都亭侯，邑三百户。
任峻为人宽厚有度量，而且明白事理，每当他有所陈述时，太祖大多认为很好。在饥荒时节任峻收容赈济朋友的孤儿、遗孀，对中表亲戚、贫困的同族人，任峻也总是救助危难，接济穷困，他的仁信恩义一直被人们称誉。建安九年，任峻去世，太祖为他流泪很久。他的儿子任先继承爵位。任先去世后，没有儿子，封号被撤除。魏文帝曹丕追录功臣，追加任峻成侯的谥号，又赐给他第二个儿子任贤关内侯的爵位。
苏则字文师，是扶风郡武功县人。少年时就以学问和操行而闻名当地，被举荐为孝廉秀才，征召去公府担任官职，但他都辞谢不去。后来苏则直接由平民担任酒泉太守，又历任安定、武都太守，所到之处都有声威名望。太祖征伐张鲁时，经过苏则任职的武都郡，就召见了苏则，很赏识他，让他担任军队的先导。击败张鲁后，苏则率军安定了下辩地区的氐族各部，修通了通往河西的道路，不久又任金城太守。这时正是战乱以后。官吏百姓流离失散而且面临饥饿和穷困，户口减少很多，苏则十分认真地安抚百姓。对外则招抚羌胡诸部，得到他们的牛羊，用来供养郡中的穷人和老人。自己则和百姓一起分粮而食，仅仅一个多月的时间，流离失散的百姓就都返回了郡中，人数有几千户。苏则公开制定和宣布禁令，有敢于触犯禁令的人立即处罚，对那些听从教化的人则加以奖励。他还亲自教百姓耕种，这一年获得了大丰收，因此归顺依附的人越来越多。李越占据陇西谋反，苏则率领羌胡人包围李越，李越立刻请求归顺。太祖去世后，西平人麹演反叛，自称护羌校尉。苏则统兵征讨他，麹演恐慌，请求投降。文帝因为苏则平叛的功劳，加封苏则护羌校尉的称号，赐以关内侯的爵位。
后来麹演再次勾结邻近的郡作乱，张掖人张进拘捕太守杜通，酒泉人黄华不接受太守辛机的管辖，他们两人都自称太守而响应麹演。又有武威三个部落的胡人也同时抢劫骚扰百姓，使道路断绝。武威太守毌丘兴向苏则告急。当时雍州、凉州的豪强们都驱使羌胡人跟随张进等人，郡中的人都认为无法抵挡张进的攻击。再加上将军郝昭、魏平先前各自率军驻守金城，也奉诏不能西渡黄河。这时苏则就约见郡中将领和郝昭等人同羌族豪强首领商议说：“目前叛军势力虽然强盛，但都是刚刚聚合，有的还是被迫跟随，未必同心；我们趁他们有矛盾而进攻，好人坏人肯定分离，好人分离出来归顺我们，我们实力增强而叛军实力减少。这样既得到了增强实力的实效，又鼓舞了士气，然后再率军征讨，一定能击破叛军。如果等待大军到来，就会空费时日，相持长久，好人没有归顺之处，一定会与坏人合在一起，好坏一旦合流，势必难于分离。虽然现在有诏命不准军队西渡，但违背诏命而合乎权宜之计，这是我们可以行使的权力。”于是郝昭等人听从了他的意见，发兵营救武威，降服了三个部落的人，又和毌丘兴一道出兵张掖进攻张进。麹演知道后，率领三千步骑迎接苏则，口头上说是出来援助苏则，其实是想乘机叛变。苏则引诱麹演相见，趁机斩了他的头，拿来向他的军队示众，麹演的党羽纷纷逃散。苏则就同各路军马围攻张掖，攻破了张掖城，杀了张进和他的亲信，其他的人都投降了。麹演军败后，黄华恐惧，放出他所拘捕的酒泉太守，请求投降，河西之乱得以平定。苏则率兵返回金城。他被晋封为都亭侯，食邑三百户。
征拜侍中，与董昭同寮。昭尝枕则膝卧，则推下之，曰：“苏则之膝，非佞人之枕也。”初，则及临菑侯植闻魏氏代汉，皆发服悲哭，文帝闻植如此，而不闻则也。帝在洛阳，尝从容言曰：“吾应天受禅，而闻有哭者，何也？”则谓为见问，须髯悉张，欲正论以对。侍中傅巽掐则曰：“不谓卿也。”于是乃止。[4]文帝问则曰：“前破酒泉、张掖，西域通使，燉煌献径寸大珠，可复求市益得不？”则对曰：“若陛下化洽中国，德流沙漠，即不求自至，求而得之，不足贵也。”帝默然。后则从行猎，槎桎拔，失鹿，帝大怒，踞胡床拔刀，悉收督吏，将斩之。则稽首曰：“臣闻古之圣王不以禽兽害人，今陛下方隆唐尧之化，而以猎戏多杀群吏，愚臣以为不可。敢以死请！”帝曰：“卿，直臣也。”遂皆赦之。然以此见惮。黄初四年，左迁东平相。未至，道病薨，谥曰刚侯。子怡嗣。怡薨，无子，弟愉袭封。愉，咸熙中为尚书。[5]
杜畿字伯侯，京兆杜陵人也。[6]少孤，继母苦之，以孝闻。年二十，为郡功曹，守郑县令。县囚系数百人，畿亲临狱，裁其轻重，尽决遣之，虽未悉当，郡中奇其年少而有大意也。举孝廉，除汉中府丞。会天下乱，遂弃官客荆州，建安中乃还。荀彧进之太祖，[7]太祖以畿为司空司直，迁护羌校尉，使持节，领西平太守。[8]
太祖既定河北，而高幹举并州反。时河东太守王邑被征，河东人卫固、范先外以请邑为名，而内实与幹通谋。太祖谓荀彧曰：“关西诸将，恃险与马，征必为乱。张晟寇殽、渑间，南通刘表，固等因之，吾恐其为害深。河东被山带河，四邻多变，当今天下之要地也。君为我举萧何、寇恂以镇之。”彧曰：“杜畿其人也。”[9]于是追拜畿为河东太守。固等使兵数千人绝陕津，畿至不得渡。太祖遣夏侯惇讨之，未至。彧谓畿曰：“宜须大兵。”畿曰：“河东有三万户，非皆欲为乱也。今兵迫之急，欲为善者无主，必惧而听于固。固等势专，必以死战。讨之不胜，四邻应之，天下之变未息也；讨之而胜，是残一郡之民也。且固等未显绝王命，外以请故君为名，必不害新君。吾单车直往，出其不意。固为人多计而无断，必伪受吾。吾得居郡一月，以计縻之，足矣。”遂诡道从郖津度。[10]范先欲杀畿以威众。[11]且观畿去就，于门下斩杀主簿已下三十余人，畿举动自若。于是固曰：“杀之无损，徒有恶名；且制之在我。”遂奉之。畿谓卫固、范先曰：“卫、范，河东之望也，吾仰成而已。然君臣有定义，成败同之，大事当共平议。”以固为都督，行丞事，领功曹；将校吏兵三千余人，皆范先督之。固等喜，虽阳事畿，不以为意。固欲大发兵，畿患之，说固曰：“夫欲为非常之事，不可动众心。今大发兵，众必扰，不如徐以赀募兵。”固以为然，从之，遂为赀调发，数十日乃定，诸将贪多应募而少遣兵。又入喻固等曰：“人情顾家，诸将掾史，可分遣休息，急缓召之不难。”固等恶逆众心，又从之。于是善人在外，阴为己援；恶人分散，各还其家，则众离矣。会白骑攻东垣，高幹入濩泽，上党诸县杀长吏，弘农执郡守，固等密调兵未至。畿知诸县附己，因出，单将数十骑，赴张辟拒守，吏民多举城助畿者，比数十日，得四千余人。固等与幹、晟共攻畿，不下，略诸县，无所得。会大兵至，幹、晟败，固等伏诛，其余党与皆赦之，使复其居业。
苏则被征召回京城担任侍中，和董昭同事。董昭曾经枕着苏则的膝盖躺着，苏则将他推开，说：“苏则的膝盖不是阿谀奉承小人的枕头。”起初，苏则和临淄侯曹植听说魏取代汉朝，都穿上丧服痛哭，文帝听说了曹植这样，但没有听说苏则也哭。一次在洛阳，文帝从容舒缓地问众臣：“我顺应天命而继承帝位，但是听说有痛哭的人，这是为什么？”苏则以为自己被询问，胡须都翘了起来，准备正言论述来回答。侍中傅巽掐着苏则说：“不是问你啊！”苏则才没有上前回答。文帝问苏则：“以前攻克酒泉、张掖，西域和我们互通使者，敦煌献了直径一寸的大珠，能再多买一些这样的大珍珠吗？”苏则回答说：“如果陛下教化普及中原，恩德遍施西域，不去寻求也会有人自动奉献，买到的算不得贵重啊。”文帝没有作声。后来苏则跟随文帝打猎，由于拦截野兽的栏杆被拔出，鹿跑掉了，文帝大怒，蹲坐在胡床上拔刀下令，要全部拘捕督察打猎的官员，准备杀掉他们。苏则叩头说：“臣听说古代的圣王不因为禽兽而伤害人，现在陛下刚开始光大尧帝的教化，却因为打猎的游戏而要杀死众多臣下，愚臣认为不能这样做。臣愿意以一死来请求赦免他们。”文帝说：“你是位耿直的大臣。”就都赦免了。但因为这件事文帝始终对苏则感到畏惧。黄初四年，苏则降职担任东平相，还没到任，就在路上因病去世，追谥号为刚侯。儿子苏怡继承爵位。苏怡去世，没有儿子，苏则的弟弟苏愉袭封爵位。苏愉在咸熙年间担任过尚书。
杜畿字伯侯，是京兆杜陵人。少年时父母双亡，继母虐待他，但杜畿仍以孝行而闻名乡里。二十岁时，杜畿担任郡功曹，兼郑县令。县里有数百名在押犯人，杜畿亲自审讯，裁决他们罪行的轻重，很快就全都判案发落了。虽然这些裁决并不都很恰当，但郡中人却惊讶他年轻而有远大志向。以后杜畿被举荐为孝廉，担任汉中府丞。当时正值天下大乱，杜畿就辞官客居荆州，建安年间才返回家乡。荀彧将他推荐给太祖，太祖任命杜畿担任司空司直，升任护羌校尉，持符节，兼任西平太守。
此时，太祖已经平定河北，而高幹带动并州反叛。当时河东太守王邑被朝廷征召，河东人卫固、范先对外以请求王邑回河东为名，而实际上却暗地参与高幹谋反。太祖对荀彧说：“关西的几位将领凭借着险要的地形和骑兵，如果征伐他们一定会起起叛乱。张晟骚扰殽山、渑池之间，南面同刘表相通，卫固等人凭借他们的势力，暗地参与谋反，我担心他们危害很大。河东郡依山靠河，四邻多变化，是当今天下的险要之地，请你为我推荐像萧何、寇恂一类的人来镇守河东。”荀彧答道：“杜畿正是这样的人。”于是追任杜畿为河东太守。卫固等派兵数千人断绝茅津渡口，杜畿无法渡河。太祖派夏侯惇征讨卫固，军队没有到达。有人劝杜畿：“应该等大军到来。”杜畿说：“河东有三万民户，并不是都想叛乱。现在大军压境逼迫过急，想从善的人没有依靠，一定会恐惧而听从卫固的命令。卫固等人权势集中，定会死战。如果征讨他们不能取胜，四邻都会响应卫固，天下的动乱就无法平息。征讨即使取胜了，也仍然伤害了河东一郡的百姓。况且卫固等人没有公开拒绝王命，对外仍用请回原来太守的名义，一定不会马上杀害新任太守。我单车直赴河东，出乎他们的意料。卫固为人多计谋而缺乏决断，一定会表面上接受我。我只要在河东郡任职一个月，就可以用计捆住他们，足以成功了。”然后就走隐秘的小道从郖津渡过河，来到河东。范先想杀害杜畿以威慑众人。先在郡守府门下杀掉主簿以下的官员三十余人，以此观察杜畿的动向，杜畿举动自如。于是卫固说：“杀掉杜畿无损于他们，仅仅得个恶名；况且控制他的主动权在我们手中。”就奉杜畿为太守。杜畿对卫固、范先说：“你们两位在河东是众望所归，我不过坐享其成罢了。但是主管和辅佐之间有规矩，无论成败都一样，大事应当共同商议。”杜畿任命卫固担任都督，行使丞的权力，并兼任功曹。将校吏兵三千余人，都由范先统领。卫固等人十分高兴，虽然表面上服从杜畿，但并不把他放在心上。卫固想大举发兵，杜畿担心他这样做会危害大局，劝说卫固：“要想做不平常的事，就不能动摇老百姓的心。现在大举发兵，百姓一定会惊扰，不如慢慢出钱募兵。”卫固认为有道理，听从了杜畿的意见，就多方筹集钱财，几十天才定下来。各将领贪图钱财答应多多募兵但又很少派兵。杜畿又对卫固等人说：“人都是顾念家庭的，诸位将军和副官佐吏，可以分批让他们回家，需要时再征召也不难。”卫固等人担心违背众意，就听从杜畿的意见了。于是善良的人在外面，暗地里支持杜畿，坏人分散了，各自回家，卫固的势力就削弱了。当时正值张白骑进攻东垣，高幹进入濩泽，上党诸县杀掉了负责官员，弘农郡拘捕了郡守，卫固等人秘密调兵还未到。杜畿知道各县归附自己，就出城，独自率数十骑兵赴张辟抵抗叛逆，很多官吏百姓举城援助杜畿，数十天就得到了四千多人。卫固等人同高幹、张晟共同进攻杜畿，无法攻克，抢劫诸县，也没有得到什么。等到曹军大兵来到，高幹、张晟失败，卫固等人被杀，杜畿下令其余的部下全部赦免，并且恢复他们的产业。
是时天下郡县皆残破，河东最先定，少耗减。畿治之，崇宽惠，与民无为。民尝辞讼，有相告者，畿亲见为陈大义，遣令归谛思之，若意有所不尽，更来诣府。乡邑父老自相责怒曰：“有君如此，奈何不从其教？”自是少有辞讼。班下属县，举孝子、贞妇、顺孙，复其繇役，随时慰勉之。渐课民畜牸牛、草马，下逮鸡豚犬豕，皆有章程。百姓勤农，家家丰实。畿乃曰：“民富矣，不可不教也。”于是冬月修戎讲武，又开学宫，亲自执经教授，郡中化之。[12]
韩遂、马超之叛也，弘农、冯翊多举县邑以应之。河东虽与贼接，民无异心。太祖西征至蒲阪，与贼夹渭为军，军食一仰河东。及贼破，余畜二十余万斛。太祖下令曰：“河东太守杜畿，孔子所谓‘禹，吾无间然矣’。增秩中二千石。”太祖征汉中，遣五千人运，运者自率勉曰：“人生有一死，不可负我府君。”终无一人逃亡，其得人心如此。[13]魏国既建，以畿为尚书。事平，更有令曰：“昔萧何定关中，寇恂平河内，卿有其功，间将授卿以纳言之职；顾念河东吾股肱郡，充实之所，足以制天下，故且烦卿卧镇之。”畿在河东十六年，常为天下最。
这时全国郡县都残缺破败，只有河东是最早安定的，没有太多的损失。杜畿治理河东，崇尚宽厚仁惠，对百姓实施无为而治。百姓常有前来诉讼告状的，杜畿就亲自接见并向他们陈述道理，让他们回去仔细思考，如果还有什么想不通，再来官府。乡中父老争相严责自己：“有这样的太守，我们如何不听从他的教化呢？”从此很少有人打官司。杜畿明令告诉下属诸县，推荐孝子、贞妇、顺孙，免除他们的徭役，经常安慰勉励他们。逐渐教导百姓畜养母牛雌马，下及鸡、狗、猪的驯养，都有一定的章程。老百姓勤于农耕，家家都丰衣足食。杜畿说：“老百姓富裕了，就不能不教化他们。”于是冬天学习军事，又设立学校，亲自讲授经书，郡中百姓普遍受到了教化。
韩遂、马超反叛的时候，弘农、冯翊两郡许多人占据县城响应他们。河东虽然与他们交界，但老百姓没有异心。太祖西征马超到蒲阪，同马超军队隔着渭水两军相持。军队粮食全靠河东供应。等到马超兵败，还结余粮食二十多万斛。太祖下令说：“河东太守杜畿，正像孔子说的‘夏禹，我对他没有批评了’，增加俸禄为中二千石。”太祖征讨汉中，杜畿派遣五千人运送物资，运送的人相互勉励：“人生总有一死，不能辜负我们太守。”结果没有一人逃亡，杜畿得人心到了这种地步。魏国建立后，任命杜畿担任尚书。平定汉中后，太祖再次下令：“当年萧何平定关中，寇恂平定河内，你也有他们一样的功劳。即将授予你纳言的职务；但考虑河东是十分重要的郡，粮食充足，足以控制全国，因此仍要请你留下来镇守它。”杜畿担任河东太守十六年，政绩经常是全国之最。
文帝即王位，赐爵关内侯，征为尚书。及践阼，进封丰乐亭侯，邑百户，[14]守司隶校尉。帝征吴，以畿为尚书仆射，统留事。其后帝幸许昌，畿复居守。受诏作御楼船，于陶河试船，遇风没。帝为之流涕，[15]诏曰：“昔冥勤其官而水死，稷勤百谷而山死。[16]故尚书仆射杜畿，于孟津试船，遂至覆没，忠之至也。朕甚愍焉。”追赠太仆，谥曰戴侯。子恕嗣。[17]
恕字务伯，太和中为散骑黄门侍郎。[18]恕推诚以质，不治饰，少无名誉。及在朝，不结交援，专心向公。每政有得失，常引纲维以正言，于是侍中辛毗等器重之。
时公卿以下大议损益，恕以为“古之刺史，奉宣六条，以清静为名，威风著称，今可勿令领兵，以专民事”。俄而镇北将军吕昭又领冀州，[19]乃上疏曰：帝王之道，莫尚乎安民；安民之术，在于丰财。丰财者，务本而节用也。方今二贼未灭，戎车亟驾，此自熊虎之士展力之秋也。然搢绅之儒，横加荣慕，搤腕抗论，以孙、吴为首，州郡牧守，咸共忽恤民之术，修将率之事。农桑之民，竞干戈之业，不可谓务本。帑藏岁虚而制度岁广，民力岁衰而赋役岁兴，不可谓节用。今大魏奄有十州之地，而承丧乱之弊，计其户口不如往昔一州之民，然而二方僭逆，北虏未宾，三边遘难，绕天略匝；所以统一州之民，经营九州之地，其为艰难，譬策羸马以取道里，岂可不加意爱惜其力哉？以武皇帝之节俭，府藏充实，犹不能十州拥兵；郡且二十也。今荆、扬、青、徐、幽、并、雍、凉缘边诸州皆有兵矣，其所恃内充府库外制四夷者，惟兖、豫、司、冀而已。臣前以州郡典兵，则专心军功，不勤民事，宜别置将守，以尽治理之务；而陛下复以冀州宠秩吕昭。冀州户口最多，田多垦辟，又有桑枣之饶，囯家征求之府，诚不当复任以兵事也。若以北方当须镇守，自可专置大将以镇安之。计所置吏士之费，与兼官无异。然昭于人才尚复易；中朝苟乏人，兼才者势不独多。
以此推之，知国家以人择官，不为官择人也。官得其人，则政平讼理；政平故民富实，讼理故囹圄空虚。陛下践阼，天下断狱百数十人，岁岁增多，至五百余人矣。民不益多，法不益峻。以此推之，非政教陵迟，牧守不称之明效欤？往年牛死，通率天下十能损二；麦不半收，秋种未下。若二贼游魂于疆埸，飞当挽粟，千里不及。究此之术，岂在强兵乎？武士劲卒愈多，愈多愈病耳。夫天下犹人之体，腹心充实，四支虽病，终无大患；今兖、豫、司、冀亦天下之腹心也。是以愚臣楼偻，实愿四州之牧守，独修务本之业，以堪四支之重。然孤论难持，犯欲难成，众怨难积，疑似难分，故累载不为明主所察。凡言此者，类皆疏贱；疏贱之言，实未易听。若使善策必出于亲贵，亲贵固不犯四难以求忠爱，此古今之所常患也。
文帝曹丕继承王位，赐予杜畿关内侯的爵位，征召他担任尚书。等到曹丕正式登上帝位，又晋封杜畿为丰乐亭侯，食邑百户，兼任司隶校尉。文帝率军征伐吴国，任命杜畿担任尚书仆射，统管留守朝中的政事。后来，文帝巡幸许昌，杜畿再次留守洛阳。接受诏命督造御用楼船，在孟津试船时，遇到大风沉没。文帝为杜畿之死伤心流泪，下诏说：“过去商的祖先冥忠于水官的职守而死在水中，周族始祖稷辛劳播种百谷而死于黑水之山。前尚书仆射杜畿，在孟津试船，以至于船沉身亡，真是忠心耿耿，朕很哀怜他。”追赠杜畿为太仆，谥号为戴侯。儿子杜恕继承他的爵位。
杜恕字务伯，太和年间担任散骑黄门侍郎。杜恕以诚待人，朴实诚信，不夸饰自己，年轻时没有名气。到朝廷后，他不结交攀援，一心忠于王室。每当政事有成功或失败时，他常常引用法度来规谏，因此侍中辛毗等人很器重他。
当时公卿以下的官员常常议论朝政得失。杜恕认为：“古代刺史，奉诏宣告六条，以清静著名，以威风著称，现在可以不要让刺史领兵，要使他们专心民事。”不久镇北将军吕昭又兼冀州刺史，杜恕就上疏说：做帝王的方法，没有比安定百姓更重要的了。安定百姓的办法，就是使资财丰裕。多财，就是致力农耕而节省财用。现在吴蜀未灭，军队一再出征，这正是勇士们施展才力的时候。然而官员中的儒者们，纷纷羡慕战场的荣耀，扼腕大声争论，认为当以孙膑、吴起的军事为首要，州郡的刺史太守，都忽视安抚百姓的办法，去学习领兵打仗，耕田种桑的百姓，也争着去舞枪弄刀，这不能说是务本。国库一年年空虚但各种礼制法令一年年扩大，民间的人力、财力一年年衰退而赋税劳役一年年增多，这不能说是节用。现在大魏拥有十州的领土，但由于蒙受战乱的损失，统计户口还不如过去一州的百姓，然而吴、蜀两国依然犯上作乱，北方民族尚未归顺，幽、并、凉州三边疆战乱迭起，四方都不平静。因此率领一州的百姓，经营九州的土地，这种艰难，就像驱使着疲弱的马赶路一样，怎能不加倍爱惜它的力量呢？以武皇帝的节俭，国库充实，仍不能十州都拥有自己的兵力，也只有二十郡能有兵。现在荆、扬、青、徐、幽、并、雍、凉等边境各州都有军队，国家所依靠来对内充实府库，对外控制四夷的，只有兖、豫、司、冀四州。臣过去认为州郡刺史太守主管军事，就会只专心军事，不勤于民事，应该另外设置将领，以尽力治理军队。然而陛下又以冀州刺史的职位来尊宠吕昭将军。冀州户口最多，田地多已开垦，又有丰富的桑枣，是国家征求赋税的府库，刺史实在不应该再兼管军事。如果认为北方应该镇守，自然可以专门设立大将来镇守它。预计另设将吏所需要的开支，同兼官没有什么区别。吕昭这样的人才在朝廷还是容易找到的，朝中如果缺乏人才，那么兼有文武全才的人更不多。由此推论，可以知道国家是为人而选择官职，不是为官职而选择人。官署有了合适的人才，就可以做到政事清明，诉讼公平。政事清明，所以百姓就富裕，诉讼公平，所以牢狱就空虚。陛下继帝位时，国家审理判决的只有一百几十人，以后年年增多，现在有五百多人了。百姓没有增加，法律也不是更加严峻，由此推论，这岂不是政治教化衰落，刺史太守不称职的明显结果吗？往年耕牛死亡，通常比例在十分之二；如今麦子收获只有五成，秋种未能播下。如果吴、蜀两国再次挑起战争，我们用车船疾运粮草，相隔千里恐怕会来不及。推究这些治理的方法，怎能说是强兵呢？军队越来越多，越多毛病越大。国家就像人的身体，腹心充实，四肢虽然有点毛病，终究没有大问题。现在兖、豫、司、冀四州就是国家腹心。因此愚臣勤恳恭谨地希望四州的刺史太守，专心致力于根本，以承受四肢的重负。但孤单的议论难以坚持，违犯上级的愿望难以成功，众人怨恨不宜积累，似是而非的问题难以区分，所以愚臣的建议数年不被英明的君主察觉。凡主张这类意见的人，大体都地位卑下，关系疏远，这样的人的意见，实在不容易听从。如果认为好的建议都出自于亲贵，亲贵本来就不会冒犯我上边所说的四难而追求忠爱，这是古往今来常常令人担忧的地方。
时又大议考课之制，以考内外众官。恕以为用不尽其人，虽才且无益，所存非所务，所务非世要。上疏曰：
《书》称“明试以功，三考黜陟”，诚帝王之盛制。使有能者当其官，有功者受其禄，譬犹乌获之举千钩，良、乐之选骥足也。虽历六代而考绩之法不著，关七圣而课试之文不垂，臣诚以为其法可粗依，其详难备举故也。语曰：“世有乱人而无乱法。”若使法可专任，则唐、虞可不须稷、契之佐，殷、周无贵伊、吕之辅矣。今奏考功者，陈周、汉之法为，缀京房之本旨，可谓明考课之要矣。于以崇揖让之风，兴济济之治，臣以为未尽善也。其欲使州郡考士，必由四科，皆有事效，然后察举，试辟公府，为亲民长吏，转以功次补郡守者，或就增秩赐爵，此最考课之急务也。臣以为便当显其身，用其言，使具为课州郡之法，法具施行，立必信之赏，施必行之罚。至于公卿及内职大臣，亦当俱以其职考课之也。
当时朝廷又大议考课的制度，用来考核朝廷内外的官员。杜恕认为用人不能发挥其作用，虽然有才能也无用处，目前存在的考核制度不符合官吏应达到的要求，而对官吏的要求又不符合社会的实际需要。因此上疏说：
《尚书》所称“公开考核官吏政绩，三次考试后决定他们的降免或提升”，实在是帝王盛行的制度。使有能力的人担任适合的官职，有功的人享受应得的爵禄，这犹如战国秦武王时大力士乌获能举千钧，王良、伯乐能选千里马一样。虽然经历了唐、虞、夏、商、周、汉六代，但考绩的法令没有著录，虽然经过了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七圣，但关于考核的记载没有流传，臣以为这是由于那些方法可以粗略依循，但详情难以全部列举的缘故。常言道：“世间有乱人而没有乱法。”如果法令制度可以单独承担，那唐、虞之世就可以不需要后稷、契的辅佐，殷、周朝代也无须推崇伊尹、吕尚的辅佐了。现在上奏考功的人，陈述周、汉的法制，以汉代的京房有关官员考核的要旨为装饰，可以说是通晓考课的关键了。至于以此推崇让位于贤的风气，振兴美好的政治，臣以为并非尽善尽美。要想使州郡考核士人，必须经过儒学、文吏、孝悌、能从政四科，这才有事实上的效果，然后观察选拔，由公府召试，担任接近百姓的官职，接着因政绩次序转升为郡太守，或者就增加俸禄，赐以爵位，这是考课中最紧要的事情。臣认为就应当选用这种考核的办法，采纳上述关于考绩的意见，使它成为考核郡的制度，制度完备并且施行，建立一定守信用的奖励办法，施行一定实现的惩罚。至于公卿和在朝廷中任职的官员，也应当都按他们的职责进行考核。
古之三公，坐而论道，内职大臣，纳言补阙，无善不纪，无过不举。且天下至大，万机至众，诚非一明所能遍照。故君为元首，臣作股肱，明其一体相须而成也。是以古人称廊庙之材，非一木之支；帝王之业，非一士之略。由是言之，焉有大臣守职辨课可以致雍熙者哉！且布衣之交，犹有务信誓而蹈水火，感知已而披肝胆，徇声名而立节义者；况于束带立朝，致位卿相，所务者非特匹夫之信，所感者非徒知己之惠，所徇者岂声名而已乎！
诸蒙宠禄受重任者，不徒欲举明主于唐、虞之上而已；身亦欲厕稷、契之列。是以古人不患于念治之心不尽，患于自任之意不足，此诚人主使之然也。唐、虞之君，委任稷、契、夔、龙而责成功，及其罪也，殛鲧而放四凶。今大臣亲奉明诏，给事目下，其有夙夜在公，恪勤特立，当官不挠贵势，执平不阿所私，危言危行以处朝廷者，自明主所察也。若尸禄以为高，拱默以为智，当官苟在于免负，立朝不忘于容身，絜行逊言以处朝廷者，亦明主所察也。诚使容身保位，无放退之辜，而尽节在公，抱见疑之势，公义不修而私议成俗，虽仲尼为谋，犹不能尽一才，又况于世俗之人乎！今之学者，师商、韩而上法术，竞以儒家为迂阔，不周世用，此最风俗之流弊，创业者之所致慎也。
古代三公，坐着谋虑治国的政令，朝廷大臣，宣纳王命，补救君王过失，没有善行不记载，没有过失不揭发。而且国家这么大，政务如此繁多，实在不是帝王一人的贤明所能普照的。因此帝王作为首脑，大臣作为股肱，这说明君臣是一体，需要相辅相成。所以古人称说殿屋庙堂的柱材，不是一根木头能够支撑的，帝王的基业，也不是靠一个人的谋略就能成就的。由此说来，哪有大臣忠于职守，明辨考核就可以使天下和乐的呢！而且平民百姓的交往，还有为了信守诺言而不惜赴汤蹈火，为了图报知己而披肝沥胆，为了声名不惜殉身以保持忠节信义的人，何况朝廷官员，位至公卿相国，所追求的不仅仅是平民的信义，所图报的不仅仅是知己的恩遇，所殉身的怎么能只是声名而己呢！
诸位蒙受宠信俸禄接受重任的人，不仅仅是想奉立圣明的君主达到唐、虞之上，自身也想进入稷、契一类的贤臣的行列。因此古人对于不尽心考虑国家政治并不担忧，而担忧忠于自身职责的决心不足，这实在是君王使他们这样的。唐、虞之君，委任稷、契、夔、龙而督促他们成就功业，等到他们有罪时，诛杀鲧而流放四凶浑敦、穷奇、梼杌、饕餮。目前大臣亲自奉行明诏，供职在君王身边，他们中间有朝夕为公、恭谨勤苦、独立不移，当官不屈服权贵，执法不屈从私情，直言直行而立身朝廷的人，自然会为明主所察觉。至于空受俸禄不尽其职却以为高明，拱手缄默却以为有智慧，当官就在于不犯错误，立朝不忘记明哲保身，言语恭顺而立身朝廷的人，也应该会被明主所察觉。如果让安身保位的人，没有遭受放逐、罢免的罪罚，而竭尽全力、保持节守为朝廷服务的人，却处于被人怀疑的局面，公正的道义不能发扬而私下的议论却成为习俗，那么即使有孔子出谋划策，也无法发挥一个人的才能，又何况世俗之人呢！现在的学者，师法商鞅、韩非而崇尚法术，竞相以儒家为迂腐，不切世情，不能符合实际需要，这实在是历代相传的最大弊病，创业的人不能不慎重对待。
后考课竟不行。[20]
乐安廉昭以才能拔擢，颇好言事。恕上疏极谏曰：
伏见尚书郎廉昭奏左丞曹墦以罚当关不依诏，坐判问。又云“诸当坐者别奏”。尚书令陈矫自奏不敢辞罚，亦不敢以处重为恭，意至恳恻。臣窃悯然为朝廷惜之！夫圣人不择世而兴，不易民而治，然而生必有贤智之佐者，盖进之以道，率之以礼故也。古之帝王之所以能辅世长民者，莫不远得百姓之欢心，近尽群臣之智力。诚使今朝任职之臣皆天下之选，而不能尽其力，不可谓能使人；若非天下之选，亦不可谓能官人。陛下忧劳万机，或亲灯火，而庶事不康，刑禁日弛，岂非股肱不称之明效欤？原其所由，非独臣有不尽忠，亦主有不能使。百里奚愚于虞而智于秦，豫让苟容中行而著节智伯，斯则古人之明验矣。今臣言一朝皆不忠，是诬一朝也；然其事类，可推而得。陛下感帑藏之不充实，而军事未息，至乃断四时之赋衣，薄御府之私谷，帅由圣意，举朝称明，与闻政事密勿大臣，宁有恳恳忧此者乎？
以后考课终于没有施行。
乐安人廉昭因才能出众被提拔，很爱上书言事。杜恕上疏极力劝谏说：
看到尚书郎廉昭上奏左丞曹璠因有罪罚应当禀报而没有依照诏命，认为曹璠应因此获罪被审问。诏书又说：“其他应当获罪的人再另行上奏。”尚书令陈矫自己上奏说不敢推脱处罚，也不敢以重重处罚作为恭敬之举，心意十分诚恳痛切。臣私下为朝廷忧虑痛惜！圣人不选择时世而兴盛，不变换百姓而达到治世，然而圣人出现就一定有贤明聪慧的人辅佐，是因为圣人奉行道义而遵循礼教的缘故。古代帝王之所以能治理国家，统领民众，莫不是远得百姓的欢心爱戴，近则发挥群臣们的智慧能力。如果现在朝廷中的官员全部都是天下的优秀人才，但不能发挥他们的作用，不能说会使用人；如果他们不是天下的优秀人才，也不能说是能任用人才。陛下日理万机，有时甚至夜以继日，但诸事并不安宁，刑法禁令日益松弛，这难道不是大臣不称职的明显表现吗？推究其中原因，不仅仅是朝臣不尽忠，也有君王不能很好使用人的关系。百里奚在虞国愚笨而在秦国却很聪明，豫让在中行氏手下苟且安身而在智伯那里显露忠节，这就是古人中显著的范例啊。现在臣说一朝官员都不忠，是诬陷一朝人。但这种类似的事情却可以从朝廷的做法中类推出来。陛下深感国库不充实，而战争未平息，以致减免四季进奉的衣服，减少王府的粮食，这些都出自圣上的心意，满朝称赞英明，那些参与政事的机要大臣，何曾有诚挚殷切忧虑国家的人呢？
骑都尉王才，幸乐人孟思所为不法，振动京都，而其罪状发于小吏，公卿大臣初无一言。自陛下践阼以来，司隶校尉、御史中丞宁有举纲维以督奸宄，使朝廷肃然者邪？若陛下以为今世无良才，朝廷乏贤佐，岂可追望稷、契之遐踪，坐待来世之俊乂乎！今之所谓贤者，尽有大官而享厚禄矣，然而奉上之节未立，向公之心不一者，委任之责不专，而俗多忌讳故也。臣以为忠臣不必亲，亲臣不必忠。何者？以其居无嫌之地而事得自尽也。今有疏者毁人不实其所毁，而必曰私报所憎，誉人不实其所誉，而必曰私爱所亲，左右或因之以进憎爱之说。非独毁誉有之，政事损益，亦皆有嫌。陛下当思所以阐广朝臣之心，笃厉有道之节，使之自同古人，望与竹帛耳。反使如廉昭者扰乱其间，臣惧大臣遂将容身保位，坐观得失，为来世戒也！
骑都尉王才，私下免去乐人孟思所做违法之事应受到的惩罚，震动京城，但其罪状的揭发来自于下级官吏，公卿大臣起初没有谁说过一句话。自从陛下登上帝位以来，司隶校尉、御史中丞哪里有依据朝纲法纪来督察坏人，使朝廷风气肃严的呢？如果陛下认为当今没有贤良之人，朝廷缺乏贤明的辅佐，又怎么可以追望稷、契先贤的事迹，等待来世的杰出人才呢！现在所谓贤能的人，都有了大官职而且享受厚禄，但忠于君王的志节没有树立，一心为朝廷的心也没确立，是因为君王委任的职责不能专一，而世俗又颇多忌讳的原因。臣以为忠直之臣不一定亲近，亲幸之臣不一定忠正。为什么？因为他们处于没有猜疑的境地便能使自己竭尽心力。现在有被帝王疏远的官员批评人，不核查其批评是否属实，就一定说他是为了私人恩怨而去报复所憎恶的人；称誉人不核查其称誉是否属实，就一定说他是偏爱他所亲近的人，君王的左右也趁此陈述憎爱的说法。不仅是毁誉如此，政事得失，也有这样的嫌疑。陛下应当思考如何充分开阔朝臣的思想，真诚勉励有道之人的忠节，使他们自己向古代的贤臣看齐，希望陛下流传于史册。如果陛下反而使像廉昭这样的人扰乱朝廷，臣担心大臣从此就将安身保官，坐观得失，陛下应当为未来警惕啊！
昔周公戒鲁侯曰“无使大臣怨乎不以”，不言贤愚，明皆当世用也。尧数舜之功，称去四凶，不言大小，有罪则去也。今者朝臣不自以为不能，以陛下为不任也；不自以为不智，以陛下为不问也。陛下何不遵周公之所以用，大舜之所以去？使侍中、尚书坐则侍帷幄，行则从华辇，亲对诏问，所陈必达，则群臣之行，能否皆可得而知；忠能者进，暗劣者退，谁敢依违而不自尽？以陛下之圣明，亲与群臣论议政事，使群臣人得自尽，人自以为亲，人思所以报，贤愚能否，在陛下之所用。以此治事，何事不办？以此建功，何功不成？每有军事，诏书常曰：“谁当忧此者邪？吾当自忧耳。”近诏又曰：“忧公忘私者必不然，但先公后私即自办也。”伏读明诏，乃知圣思究尽下情，然亦怪陛下不治其本而忧其末也。人之能否，实有本性，虽臣亦以为朝臣不尽称职也。明主之用人也，使能者不敢遗其力，而不能者不得处非其任。选举非其人，未必为有罪也；举朝共容非其人，乃为怪耳。陛下知其不尽力也，而代之忧其职，知其不能也，而教之治其事，岂徒主劳而臣逸哉？虽圣贤并世，终不能以此为治也。
当年周公告诫鲁侯说：“不应当使大臣抱怨不被信任。”周公不说贤愚的区别，是因为知道无论贤愚都必须为世所用。尧称赞舜的功劳，夸奖他流放四凶，不言大小，是因为有罪就应该除去。现在朝臣不自以为缺乏能力，认为是陛下不信任他们；不自以为缺乏智慧，认为是陛下不询问他们。陛下何不遵循周公使用大臣，舜流放四凶的做法？使侍中、尚书坐则侍奉在您身边，出行则跟随御驾，亲自应对诏问，臣下的陈述一定亲自听到，那么群臣的操行和能力好坏都可以得知。忠诚而有能力的人就提拔他们，昏聩无能的人就黜退他们，谁敢反复犹疑而不竭尽心力？以陛下的圣明，亲自和群臣议论政事，使群臣人人尽心竭力，人人自认为亲近，人人思考如何报答，朝臣的贤明愚笨，能与不能全在于陛下使用。用这种方法来治理政事，什么事不可以办成呢？以此来建立功业，又有什么功业不能建成呢？每当有战事，诏书常说：“谁当忧虑这些呢？我自己应当担忧。”近来又下诏说：“忧公忘私的人必定不是这个样子，但能先公后私的人，就能自觉去办理。”臣读诏书，才知道圣上心中是深入了解下情的，但也惊讶陛下不治根本而担忧末节。人的能力的大小，确实有自己的本性，就是臣我也以为朝臣不全都称职。明主使用人，使有能力的人不敢不尽全力，而缺乏能力的人不得担任自己无法胜任的职务。荐举选拔了不当选拔的人，未必是有罪，满朝官吏都称许有人担任不胜任的职务，才是怪事。陛下知道他们不竭尽心力，而代他们忧虑他们的职责，知道他们缺乏能力，而教他们处理事情，岂不是君王劳累而臣下安逸吗？即使圣贤向时出现于世，毕竟不能这样治理国家呀。
陛下又患台阁禁令之不密，人事请属之不绝，听伊尹作迎客出入之制，选司徒更恶吏以守寺门。威禁由之，实未得为禁之本也。昔汉安帝时，少府窦嘉辟廷尉郭躬无罪之兄子，犹见举奏，章劾纷纷。近司隶校尉孔羡辟大将军狂悖之弟，而有司嘿尔，望风希指，甚于受属。选举不以实，人事之大者也。[21]嘉有亲戚之宠，躬非社稷重臣，犹尚如此；以今况古，陛下自不督必行之罚以绝阿党之原耳。伊尹之制，与恶吏守门，非治世之具也。使臣之言少蒙察纳，何患于奸不削灭，而养若昭等乎！
夫纠擿奸宄，忠事也，然而世憎小人行之者，以其不顾道理而苟求容进也。若陛下不复考其终始，必以违众忤世为奉公，密行白人为尽节，焉有通人大才而更不能为此邪？诚顾道理而弗为耳。使天下皆背道而趋利，则人主之所最病者，陛下将何乐焉，胡不绝其萌乎？夫先意承旨以求容美，率皆天下浅薄无行义者，其意务在于适人主之心而已，非欲治天下安百姓也。陛下何不试变业而示之，彼岂执其所守以违圣意哉？夫人臣得人主之心，安业也；处尊显之官，荣事也；食千钟之禄，厚实也。人臣虽愚，未有不乐此而喜干迕者也，迫于道，自强耳。诚以为陛下当怜而佑之，少委任焉，如何反录昭等倾侧之意，而忽若人者乎？今者外有伺隙之寇，内有贫旷之民，陛下当大计天下之损益，政事之得失，诚不可以怠也。
陛下又担心尚书禁令不严密，说情请托之人络绎不绝，遵循伊尹制定迎客出入的制度，遴选司徒更换恶吏来看守衙署大门。威严禁令由他们，实在没有得到为禁的根本。过去汉安帝时，少府窦嘉征召廷尉郭躬无罪的侄儿，仍被人举奏，弹劾的奏章盛多。现在怀隶校尉孔羡征召大将军司马懿狂妄悖逆的弟弟，而主管官吏却都沉默，观察风头，迎合当权者意旨，甚至于受了私人嘱托。选举官员不依据真实才能，这是人事中的一大缺陷。窦嘉同皇上有亲戚关系，郭躬不是国家重臣，仍然如此；用现在来比古代，是因为陛下自己不督察施行必行的惩罚来杜绝阿谀结党的本源。伊尹的迎客之制，与恶吏守门，不是治理天下的好办法。假使臣下的意见能稍蒙明察采纳，怎么会担心奸邪不消灭，而豢养了像廉昭这样的小人呀！
纠察揭发奸人，是忠于国家的事，但世人憎恨小人来行使这件事，是因为他们不顾道义公理而只求安身和升官。假如陛下不再考察其本末，必然会把违背众意、抵触社会当成尽心奉公，将秘密报告官吏言行作为竭忠尽节。哪有学问渊博、堪负大任的人才不能做这些事呢？他们实在是顾虑道义公理而不愿意做。假如天下的人都违背道义而追逐私人利益，那么就是君王所最担忧的事情，陛下将有什么快乐呢？为什么不把这消灭在萌芽状态呢？那些先摸清意旨而追求表面做得漂亮的人，大都是浅薄而无道义的人，他们的意图只致力于迎合君王的心意罢了，并不是想治理国家安定百姓。陛下为什么不尝试改变办法而启示他们，如果这样他们又怎么会坚持一贯做法而违抗圣旨呢？人臣赢得君王之心，是为了安稳的官位；处于尊显的官位，是荣耀的好事；享受千钟俸禄，是丰厚的待遇。人臣虽然愚拙，却没有不喜欢这些而乐于犯上的，只不过迫于道义，强制自己罢了。实在希望陛下多加怜爱保护他们，稍加委任，为什么反而采纳任用这一类只迎合陛下意见的小人，而忽视这一类坚持道义的臣子呢？现在外有伺机进犯的敌寇，内有穷困的百姓，陛下应好好考虑国家的成败，政事的得失，实在不可以懈怠。
恕在朝八年，其论议亢直，皆此类也。
出为弘农太守，数岁转赵相，[22]以疾去官。[23]起家为河东太守，岁余，迁淮北都督护军，复以疾去。恕所在，务存大体而已，其树惠爱，益得百姓欢心，不及于畿。顷之，拜御史中丞。恕在朝廷，以不得当世之和，故屡在外任。复出为幽州刺史，加建威将军，使持节，护乌丸校尉。时征北将军程喜屯蓟，尚书袁侃等戒恕曰：“程申伯处先帝之世，倾田国让于青州。足下今俱杖节，使共屯一城，宜深有以待之。”而恕不以为意。至官未期，有鲜卑大人儿，不由关塞，径将数十骑诣州，州斩所从来小子一人，无表言上。喜于是劾奏恕，下廷尉，当死。以父畿勤事水死，免为庶人，徙章武郡，是岁嘉平元年。[24]恕倜傥任意，而思不防患，终致此败。
初，恕从赵郡还，陈留阮武亦从清河太守征，俱自薄廷尉。谓恕曰：“相观才性可以由公道而持之不厉，器能可以处大官而求之不顺，才学可以述古今而志之不一，此所谓有其才而无其用。今向闲暇，可试潜思，成一家言。”在章武，遂著《体论》八篇。[25]又著《兴性论》一篇，盖兴于为已也。四年，卒于徙所。
杜恕在朝八年，他的议论始终刚强正直，像上面记载的一样。(www.xing528.com)
杜恕出任弘农太守，几年后转为赵国相，因病辞官。再度起用为河东太守，一年后，担任淮北都督护军，再次因病辞官。杜恕所在之处，只求能坚持大的原则，至于树立仁爱，求得百姓欢心，不如他的父亲杜畿。不久，杜恕再次征召为御史中丞。杜恕在朝延，因不得当权者的喜爱，所以总是在地方上做官。不久后又出任幽州刺史，加建威将军，使持节，护乌丸校尉。当时征北将军程喜驻扎在蓟县，尚书袁侃等人告诫杜恕说：“程申伯处先帝之世，在青州倾轧陷害田国让。今天您一同杖持符节，与他共驻一个城内，应当特别注意对待他。”但杜恕不以为意。任职还没到期限，有鲜卑部落首领的儿子，不经过关塞检查，直接率数十骑兵到达州府，州官斩杀随从一人，没有上表奏明。程喜于是上奏弹劾杜恕，杜恕被廷尉拘捕，当判死罪。因为父亲杜畿忠于职守而死于水中，朝廷便只将他罢官贬为庶人，迁居章武郡，这年是嘉平元年。杜恕不拘小节随意而行，不注意提防隐患，终于导致了这样的失败。
起初，杜恕从赵郡返回，陈留人阮武也从青河太守的职位上被征召，都要去接受廷尉讯问。阮武对杜恕说：“观察您的相貌，才能品性可以遵循公道但执行不够严厉，器量能力可以担任大官但官运不会顺利，才力学问可以阐述古今之事但志向不专一，这就是所谓有这种才能而没有发挥作用。现在将安静无事了，你可以尝试着去潜心思考，成一家之言。”后来在章武郡，杜恕就著成《体论》八节，又著《兴性论》一篇，这些文章大概都是结合自身经历有感而发的。嘉平四年，杜恕在章武去世。
甘露二年，河东乐详年九十余，上书讼畿之遗绩，朝廷感焉。诏封恕子预为丰乐亭侯，邑百户。[26]
恕奏议论驳皆可观，掇其切世大事著于篇。[27]
郑浑字文公，河南开封人也。高祖父众，众父兴，皆为名儒。[28]浑兄泰，与荀攸等谋诛董卓，为扬州刺史，卒。[29]浑将泰小子袤避难淮南，袁术宾礼甚厚。浑知术必败。时华歆为豫章太守，素与泰善，浑乃渡江投歆。太祖闻其笃行，召为掾，复迁下蔡长、邵陵令。天下未定，民皆剽轻，不念产殖；其生子无以相活，率皆不举。浑所在夺其渔猎之具，课使耕桑，又兼开稻田，重去子之法。民初畏罪，后稍丰给，无不举赡；所育男女，多以郑为字。辟为丞相掾属，迁左冯翊。
时梁兴等略吏民五千余家为寇钞，诸县不能御，皆恐惧，寄治郡下。议者悉以为当移就险，浑曰：“兴等破散，窜在山阻。虽有随者，率胁从耳。今当广开降路，宣喻恩信。而保险自守，此示弱也。”乃聚敛吏民，治城郭，为守御之备。遂发民逐贼，明赏罚，与要誓，其所得获，十以七赏。百姓大悦，皆愿捕贼，多得妇女、财物。贼之失妻子者，皆还求降。浑责其得他妇女，然后还其妻子，于是转相寇盗，党与离散。又遣吏民有恩信者，分布山谷告喻，出者相继，乃使诸县长吏各还本治以安集之。兴等惧，将余众聚鄜城。太祖使夏侯渊就助郡击之，浑率吏民前登，斩兴及其支党。又贼靳富等，胁将夏阳长、邵陵令并其吏民入硙山，浑复讨击破富等，获二县长吏，将其所略还。及赵青龙者，杀左内史程休，浑闻，遣壮士就枭其首。前后归附四千余家，由是山贼皆平，民安产业。转为上党太守。
甘露二年，河东人乐详九十余岁，上书称颂杜畿治理河东的遗绩，朝廷有感于此，下诏封杜恕的儿子杜预为丰乐亭侯，食邑百户。
杜恕的奏议论驳都很可观，以上只选择其中切合时世的重要政事著录于篇。
郑浑字文公，是河南郡开封县人。高祖父郑众，郑众的父亲郑兴，都是有名的儒家学者。郑浑的哥哥郑泰，与荀攸等人密谋诛伐董卓，曾被任用为扬州刺史，在赴任途中去世。郑浑带领郑泰的小儿子郑袤前往淮南避难，袁术以贵宾礼遇殷勤地接待他。郑浑知道袁术一定会失败。当时华歆担任豫章太守，与郑泰素有交情，郑浑就渡江投奔华歆。太祖曹操听说郑浑行为淳厚，就征召他为佐吏，再调任下蔡县长、邵陵县令。当时天下还没安定，百姓都养成了强悍轻捷的习性，不愿意从事生产耕殖；生育孩子也因无法养活，大都放弃不愿抚育。郑浑在辖区下令夺去百姓手中的渔猎工具，用规定数额征收赋税的办法迫使他们种植农桑，又开垦稻田，颁布法令加重处罚遗弃子女的人。百姓起初害怕处罚，后来衣食逐渐丰足，就没有不养育儿女的了。所生男孩女孩，多用“郑”做字。太祖又征召郑浑任丞相佐吏，提升为左冯翊郡太守。
当时梁兴等人掳掠吏民五千余户，攻杀抢掠，附近各县不能抗御，都很恐惧，均将公署移至左冯翊郡府。议论的人都认为郡府也应迁往地势险要之处，郑浑说：“梁兴等人破败散失，流窜在深山险阻处。虽有随从的人，但都是胁迫跟从的。现在应给他们敞开投降的道路，宣传恩德信义。仅仅凭借险阻保存自己，这是向敌人示弱啊。”就聚集吏民，整修城郭，做好防御准备。同时发动百姓追捕叛贼，明确赏罚，并同百姓商定誓约，凡所获的财物，十分之七用作赏赐。百姓很高兴，都愿意捕获叛军，结果得到许多妇女和财物。叛军中丢失妻儿的人，都返回请求投降。郑浑责令他们捕获叛军中的其他妇女，然后再还给他妻儿，就这样互相捕获，梁兴的党羽很快分崩离析。郑浑又派遣素有恩德信义的吏民，分布各个山谷宣告晓谕叛军，叛军中不断有人出降，郑浑就命令诸县官员各自返回本县安抚百姓。梁兴等人感到恐惧，率领其余叛军聚集鄜城。太祖派遣夏侯渊率军支援郑浑进攻鄜城，郑浑率士民冲在前面，杀了梁兴及其部下。又有叛贼靳富等人，胁迫夏阳县长、邵陵县令及他们县中的官员和百姓进入硙山，郑浑再次率军征讨打败靳富等人，解救两县官员，让他们带领那些被胁持掳掠而去的官吏百姓返回本县。另一余党赵青龙，杀了左内史程林，郑浑听到后派遣壮士前去将他斩首示众。前后有四千余户归顺，从此山贼都被平息，百姓安居乐业。郑浑被调任为上党太守。
太祖征汉中，以浑为京兆尹。浑以百姓新集，为制移居之法，使兼复者与单轻者相伍，温信者与孤老为比，勤稼穑，明禁令，以发奸者。由是民安于农，而盗贼止息。及大军入汉中，运转军粮为最。又遣民田汉中，无逃亡者。太祖益嘉之，复入为丞相掾。文帝即位，为侍御史，加驸马都尉，迁阳平、沛郡二太守。郡界下湿，患水涝，百姓饥乏。浑于萧、相二县界，兴陂遏，开稻田。郡人皆以为不便，浑曰：“地势绔下，宜溉灌，终有鱼稻经久之利，此丰民之本也。”遂躬率吏民，兴立功夫，一冬间皆成。比年大收，顷亩岁增，租入倍常，民赖其利，刻石颂之，号曰郑陂。转为山阳、魏郡太守，其治放此。又以郡下百姓，苦乏材木，乃课树榆为篱，并益树五果；榆皆成藩，五果丰实。入魏郡界，村落齐整如一，民得财足用饶。明帝闻之，下诏称述，布告天下。迁将作大匠。浑清素在公，妻子不免于饥寒。及卒，以子崇为郎中。[30]
仓慈字孝仁，淮南人也。始为郡吏。建安中，太祖开募屯田于淮南，以慈为绥集都尉。黄初末，为长安令，清约有方，吏民畏而爱之。太和中，迁燉煌太守。郡在西陲，以丧乱隔绝，旷无太守二十岁，大姓雄张，遂以为俗。前太守尹奉等，循故而已，无所匡革。慈到，抑挫权右，抚恤贫羸，甚得其理。旧大族田地有余，而小民无立锥之土；慈皆随口割赋，稍稍使毕其本直。先是属城狱讼众猥，县不能决，多集治下；慈躬往省阅，料简轻重，自非殊死，但鞭杖遣之，一岁决刑曾不满十人。又常日西域杂胡欲来贡献，而诸豪族多逆断绝；既与贸迁，欺诈侮易，多不得分明。胡常怨望，慈皆劳之。欲诣洛者，为封过所，欲从郡还者，官为平取，辄以府见物与共交市，使吏民护送道路，由是民夷翕然称其德惠。数年卒官，吏民悲感如丧亲戚，图画其形，思其遗像。及西域诸胡闻慈死，悉共会聚于戊己校尉及长吏治下发哀，或有以刀画面，以明血诚，又为立祠，遥共祠之。[31]
自太祖迄于咸熙，魏郡太守陈国吴瓘、清河太守乐安任燠、京兆太守济北颜斐、弘农太守太原令狐邵、济南相鲁国孔乂，或哀矜折狱，或推诚惠爱，或治身清白，或擿奸发伏，咸为良二千石。[32]
评曰：任峻始兴义兵，以归太祖，辟土殖谷，仓庾盈溢，庸绩致矣。苏则威以平乱，既政事之良，又矫矫刚直，风烈足称。杜畿宽猛克济，惠以康民。郑浑、仓慈，恤理有方。抑皆魏代之名守乎！恕屡陈时政，经论治体，盖有可观焉。
太祖征伐汉中，任命郑浑担任京兆尹。郑浑因为这里的老百姓都是新聚集在一起的，就为他们制定移居的法令，使宗支多的大家族同单户贫民搭配居住，温厚诚信的人与孤老弱小的人结为邻居，奖励勤于农事的人，申明禁令，以揭发奸邪之人。因此百姓安心农耕，盗贼平息。等到大军入汉中时，这里运转军粮最多。以后又派遣百姓到汉中种田，没有人逃亡。太祖更加赏识他，再召他进京担任丞相佐吏。文帝继位后，任命郑浑担任侍御史，加官驸马都尉，调任阳平、沛郡二地的太守。沛郡界内地势低下潮湿，百姓苦于水涝之害，饥饿困乏。郑浑在萧、相二县境界，兴修塘堰，开垦稻田。郡中人都感到很不习惯，郑浑说：“地势低下，适宜于灌溉，终究会有收获鱼稻的长久利益，这是使百姓富裕的根本。”就亲自率领官吏百姓，动工兴建塘堰，一个冬天内就全部建成了。沛郡连年大丰收，田地每年增多，租税收入超过往年的一倍，百姓得到兴修陂塘带来的好处，刻石赞颂它，将修建的塘堰取名为“郑陂”。郑浑又被调任山阳、魏郡太守，治理的方法效法沛郡。又因为郡中百姓，十分缺乏材木，就督促百姓种植榆树为篱，并且多种桃、李、杏、栗、枣五种果树，以后榆树都长成藩篱，五果丰实。进入魏郡地界，村落整齐划一，百姓财物丰足，生活富饶。明帝曹叡听说后，下诏赞美，布告天下，升任郑浑为将作大匠。郑浑在任职期间，清白廉洁，妻子儿女不免要饥寒。等到他病逝，他的儿子郑崇被任命为郎中。
仓慈字孝仁，是淮南郡人。开始担任郡吏。建安中，太祖开垦荒地，招募农民在淮南屯田，任命仓慈为绥集都尉。黄初末年，调他任长安县令，仓慈为官清廉简约，治民有方，手下的官吏和百姓既敬畏又爱戴他。太和年间，升任敦煌太守。敦煌郡在西北边境，因为战乱隔绝了同中原的联系，有二十年空缺郡守，当地豪强势力扩张，已经成为习俗。前任太守尹奉等人，只能因循旧例，没有什么匡正变革的措施。仓慈到任后，抑制打击豪强势力，抚恤贫困疲弱的百姓，各项措施非常适宜。旧大族田地很多，百姓却没有立锥之地。仓慈就按照人口将大族的土地分给贫苦百姓，让他们慢慢偿还大族土地原来的田价。在此之前，下属各县狱讼案件多而杂乱，县里往往不能决断，多集中在郡里。仓慈亲自视察，斟酌分别罪行轻重，只要不是死刑罪，便责以鞭杖遣送回家，一年判死刑的还不到十人。往常西域各地胡人想来进贡，而诸豪强多先行截断。与豪强贸易时，豪强们也总是狡诈欺骗，凌辱轻视胡人，官吏也多不分辨是非。胡人常心怀怨恨。仓慈慰劳胡人，胡人中有想去洛阳的，就给他们颁发过路凭证；想在郡中交易然后返回的，就让官府同他们公平交换，常用府库现有物与他们交易，派官吏百姓护送他们上路。因此汉民胡人都很安定和乐，称赞仓慈的仁德和恩惠。几年后仓慈在任职中逝世，官员百姓十分悲痛，如同失去了亲人，他们画出仓慈的形象，以寄托思念。死讯传到西域各民族后，各地胡人都共同聚集在戊己校尉和县令官署前表达哀思，有的人用刀划脸，表示自己出自内心的诚恳思念，又替仓慈建立祠堂，共同遥祭他。
从太祖到元帝曹奂咸熙末年，魏郡太守陈国人吴瓘，清河太守乐安人任燠、京兆太守济北人颜斐、弘农太守太原人令狐邵、济南相鲁国人孔乂，他们中有的是怜悯百姓，断决狱讼；有的以诚意相待，施行恩惠慈爱；有的为官清廉公正；有的揭发奸宄，举发隐埋的罪行，都是优秀的太守。
评论说：任峻首先兴起义兵，归顺太祖，开垦荒地，种植稻谷，使仓库充实，有很大的功绩。苏则发挥威力而平息叛乱，既有很好的政绩，又勇武刚直，风范功业值得称颂。杜畿宽大和严厉互为补充，以仁惠安定百姓。郑浑、仓慈抚恤百姓，治理政事很有办法。他们都称得上曹魏时期著名的太守啊！杜恕多次陈述规谏时政得失，用儒家经典规范治理国家的纲领，也是大有可观的地方。
[1] 《魏武故事》载令曰：“故陈留太守枣祗，天性忠能。始共举义兵，周旋征讨。后袁绍在冀州，亦贪祗，欲得之。祗深附托于孤，使领东阿令。吕布之乱，兖州皆叛，惟范、东阿完在，由祗以兵据城之力也。后大军粮乏，得东阿以继，祗之功也。及破黄巾定许，得贼资业，当兴立屯田，时议者皆言当计牛输谷，佃科以定。施行后，祗白以为僦牛输谷，大收不增谷，有水旱灾除，大不便。反覆来说，孤犹以为当如故，大收不可复改易。祗犹执之，孤不知所从，使与荀令君议之。时故军祭酒侯声云：‘科取官牛，为官田计。如祗议，于官便，于客不便。’声怀此云云，以疑令君。祗犹自信，据计画还白，执分田之术。孤乃然之，使为屯田都尉，施设田业。其时岁则大收，后遂因此大田，丰足军用，摧灭群逆，克定天下，以隆王室。祗兴其功，不幸早没，追赠以郡，犹未副之。今重思之，祗宜受封，稽留至今，孤之过也。祗子处中，宜加封爵，以祀祗为不朽之事。”
《文士传》曰：祗本姓棘，先人避难，易为枣。孙据，字道彦，晋冀州刺史。据子嵩，字台产，散骑常侍。并有才名，多所著述。嵩兄腆，字玄方，襄城太守，亦有文采。
[2] 《魏书》曰：则刚直疾恶，常慕汲黯之为人。
《魏略》曰：则世为著姓，兴平中，三辅乱，饥穷，避难北地。客安定，依富室师亮。亮待遇不足，则慨然叹曰：“天下会安，当不久尔，必还为此郡守，折庸辈士也。”后与冯翊吉茂等隐于郡南太白山中，以书籍自娱。及为安定太守，而师亮等皆欲逃走。则闻之，豫使人解语，以礼报之。
[3] 《魏名臣奏》载文帝令问雍州刺史张既曰：“试守金城太守苏则，既有绥民平夷之功，闻又出军西定湟中，为河西作声势，吾甚嘉之。则之功效，为可加爵邑未邪？封爵重事，故以问卿。密白意，且勿宣露也。”既答曰：“金城郡，昔为韩遂所见屠剥，死丧流亡，或窜戎狄，或陷寇乱，户不满五百。则到官，内抚雕残，外鸠离散，今见户千余。又梁烧杂种羌，昔与遂同恶，遂毙之后，越出障塞。则前后招怀，归就郡者三千余落，皆恤以威恩，为官效用。西平麹演等倡造邪谋，则寻出军，临其项领，演即归命送质，破绝贼粮。则既有恤民之效，又能和戎狄，尽忠效节。遭遇圣明，有功必录。若则加爵邑，诚足以劝忠臣，励风俗也。”
[4] 《魏略》曰：旧仪，侍中亲省起居，故俗谓之执虎子。始则同郡吉茂者，是时仕甫历县令，迁为冗散。茂见则，嘲之曰：“仕进不止执虎子。”则笑曰：“我诚不能效汝蹇蹇驱鹿车驰也。”初，则在金城，闻汉帝禅位，以为崩也，乃发丧；后闻其在，自以不审，意颇默然。临菑侯植自伤失先帝意，亦怨激而哭。其后文帝出游，追恨临菑，顾谓左右曰：“人心不同，当我登大位之时，天下有哭者。”时从臣知帝此言，有为而发也，而则以为为己，欲下马谢。侍中傅巽目之，乃悟。
孙盛曰：夫士不事其所非，不非其所事，趣舍出处，而岂徒哉！则既策名新朝，委质异代，而方怀二心生忿，欲奋爽言，岂大雅君子去就之分哉？《诗》云：“士也罔极，二三其德。”士之二三，犹丧妃偶，况人臣乎？
[5] 愉字休豫，历位太常光禄大夫，见《晋百官名》。山涛《启事》称愉忠笃有智意。
臣松之案愉子绍，字世嗣，为吴王师。石崇妻，绍之女兄也。绍有诗在《金谷集》。绍弟慎，左卫将军。
[6] 《傅子》曰：畿，汉御史大夫杜延年之后。延年父周，自南阳徙茂陵，延年徙杜陵，子孙世居焉。
[7] 《傅子》曰：畿自荆州还，后至许，见侍中耿纪，语终夜。尚书令荀彧与纪比屋，夜闻畿言，异之，旦遣人谓纪曰：“有国士而不进，何以居位？”既见畿，知之如旧相识者，遂进畿于朝。
[8] 《魏略》曰：畿少有大志。在荆州数岁，继母亡后，以三辅开通，负其母丧北归。道为贼所劫略，众人奔走，畿独不去。贼射之，畿请贼曰：“卿欲得财耳，今我无物，用射我何为邪？”贼乃止。畿到乡里，京兆尹张时，河东人也，与畿有旧，署为功曹。尝嫌其阔达，不助留意于诸事，言此家疏诞，不中功曹也。畿窃云：“不中功曹，中河东守也。”
[9] 《傅子》曰：彧称畿勇足以当大难，智能应变，其可试之。
[10] 《魏略》曰：初，畿与卫固少相狎侮，固尝轻畿。畿尝与固博而争道，畿尝谓固曰：“仲坚，我今作河东也。”固褰衣骂之。及畿之官，而固为郡功曹。张时故任京兆。畿迎司隶，与时会华阴，时、畿相见，于仪当各持版。时叹曰：“昨日功曹，今为郡将也！”
[11] 《傅子》曰：先云：“既欲为虎而恶食人肉，失所以为虎矣。今不杀，必为后患。”
[12] 《魏略》曰：博士乐详，由畿而升。至今河东特多儒者，则畿之由矣。
[13] 《杜氏新书》曰：平虏将军刘勋，为太祖所亲，贵震朝廷。尝从畿求大枣，畿拒以他故。后勋伏法，太祖得其书，叹曰：“杜畿可谓‘不媚于灶’者也。”称畿功美，以下州郡，曰：“昔仲尼之于颜子，每言不能不叹，既情爱发中，又宜率马以骥。今吾亦冀众人仰高山，慕景行也。”
[14] 《魏略》曰：初畿在郡，被书录寡妇。是时他郡或有已自相配嫁，依书皆录夺，啼哭道路。畿但取寡者，故所送少；及赵俨代畿而所送多。文帝问畿：“前君所送何少，今何多也？”畿对曰：“臣前所录皆亡者妻，今俨送生人妇也。”帝及左右顾而失色。
[15] 《魏氏春秋》曰：初，畿尝见童子谓之曰：“司命使我召子。”畿固请之，童子曰：“今将为君求相代者。君其慎勿言！”言卒，忽然不见。至此二十年矣，畿乃言之。其日而卒，时年六十二。
[16] 韦昭《国语注》称《毛诗传》曰：“冥，契六世孙也，为夏水官，勤于其职而死于水。稷、周弃也，勤播百谷，死于黑水之山。”
[17] 《傅子》曰：畿与太仆李恢、东安太守郭智有好。恢子丰交结英俊，以才智显于天下。智子冲有内实而无外观，州里弗称也。畿为尚书仆射，二人各修子孙礼见畿。既退，畿叹曰：“孝懿无子；非徒无子，殆将无家。君谋为不死也，其子足继其业。”时人皆以畿为误。恢死后，丰为中书令，父子兄弟皆诛；冲为代郡太守，卒继父业；世乃服畿知人。
《魏略》曰：李丰父名义，与此不同，义盖恢之别名也。
[18] 《杜氏新书》曰：恕少与冯翊李丰俱为父任，总角相善。及各成人，丰砥砺名行以要世誉，而恕诞节直意，与丰殊趣。丰竟驰名一时，京师之士多为之游说。而当路者或以丰名过其实，而恕被褐怀玉也。由此为丰所不善。恕亦任其自然，不力行以合时。丰以显仕朝廷，恕犹居家自若。明帝以恕大臣子，擢拜散骑侍郎，数月，转补黄门侍郎。
[19] 《世语》曰：昭字子展，东平人。长子巽，字长悌，为相国掾，有宠于司马文王。次子安，字仲悌，与嵇康善，与康俱被诛。次子粹，字季悌，河南尹。粹子预，字景虞，御史中丞。
[20] 《杜氏新书》曰：时李丰为常侍，黄门郎袁侃见转为吏部郎，荀俣出为东郡太守，三人皆恕之同班友善。
[21] 臣松之案大将军，司马宣王也。《晋书》云：“宣王第五弟，名通，为司隶从事。”疑恕所云狂悖者。通子顺，封龙阳亭侯。晋初受禅，以不达天命，守节不移，削爵土，徙武威。
[22] 《魏书》曰：恕在弘农，宽和有惠爱。及迁，以孟康代恕为弘农。康字公休，安平人。黄初中，以于郭后有外属，并受九亲赐拜，遂转为散骑侍郎。是时，散骑皆以高才英儒充其选，而康独缘妃嫱杂在其间，故于时皆共轻之，号为阿九。康既才敏，因在冗官，博读书传，后遂有所弹驳，其文义雅而切要，众人乃更加意。正始中，出为弘农，领典农校尉。康到官，清己奉职，嘉善而矜不能，省息狱讼，缘民所欲，因而利之。郡领吏二百余人，涉春遣休，常四分遣一。事无宿诺，时出案行，皆豫敕督邮平水，不得令属官遣人探候，修设曲敬。又不欲烦损吏民，常豫敕吏卒，行各持镰，所在自刈马草，不止亭传，露宿树下，又所从常不过十余人。郡带道路，其诸过宾客，自非公法无所出给；若知旧造之，自出于家。康之始拜，众人虽知其有志量，以其未尝宰牧，不保其能也；而康恩泽治能乃尔，吏民称歌焉。嘉平末，从渤海太守征入为中书令，后转为监。
[23] 《杜氏新书》曰：恕遂去京师，营宜阳一泉坞，因其皇堑之固，小大家焉。明帝崩时，人多为恕言者。
[24] 《杜氏新书》曰：喜欲恕折节谢己，讽司马宋权示之以微意。恕答权书曰：“况示委曲。夫法天下事，以善意相待，无不致快也；以不善意相待，无不致嫌隙也。而议者言，凡人天性皆不善，不当待以善意，更堕其调中。仆得此辈，便欲归蹈沧海乘桴耳，不能自谐在其间也。然以年五十二，不见废弃，颇亦遭明达君子亮其本心；若不见亮，使人刳心著地，正与数斤肉相似，何足有所明，故终不自解说。程征北功名宿著，在仆前甚多，有人出征北乎！若令下官事无大小，咨而后行，则非上司弹绳之意；若咨而不从，又非上下相顺之宜。故推一心，任一意，直而行之耳。杀胡之事，天下谓之是邪，是仆谐也；呼为非邪，仆自受之，无所怨咎。程征北明之亦善，不明之亦善，诸君子自共为其心耳，不在仆言也。”喜于是遂深文劾恕。
[25] 《杜氏新书》曰：以为人伦之大纲，莫重于君臣；立身之基本，莫大于言行；安上理民，莫精于政法；胜残去杀，莫善于用兵。夫礼也者，万物之体也，万物皆得其体，无有不善，故谓之《体论》。
[26] 《魏略》曰：乐详字文载。少好学，建安初，详闻公车司马令南郡谢该善《左氏传》，乃从南阳步涉诣许，从该问疑难诸要，今《左氏乐氏问七十二事》，详所撰也。所问既了而归乡里，时杜畿为太守，亦甚好学，署详文学祭酒，使教后进，于是河东学业大兴。至黄初中，征拜博士。于时太学初立，有博士十余人，学多褊狭，又不熟悉，略不亲教，备员而已。惟详五业并授，其或难解，质而不解，详无愠色，以杖画地，牵譬引类，至忘寝食，以是独擅名于远近。详学既精悉，又善推步三五，别受诏与太史典定律历。太和中，转拜骑都尉。详学优能少，故历三世，竟不出为宰守。至正始中，以年老罢归于舍，本国宗族归之，门徒数千人。
[27] 《杜氏新书》曰：恕弟理，字务仲。少而机察精要，畿奇之，故名之曰理。年二十一而卒。弟宽，字务叔。清虚玄静，敏而好古。以名臣门户，少长京师，而笃志博学，绝于世务，其意欲探赜索隐，由此显名，当涂之士多交焉。举孝廉，除郎中。年四十二而卒。经传之义，多所论驳，皆草创未就，惟删集《礼记》及《春秋左氏传》解，今存于世。预字元凯，司马宣王女婿。王隐《晋书》称预智谋渊博，明于理乱，常称“德者非所以企及，立功立言，所庶几也”。大观群典，谓《公羊》、《穀梁》，诡辨之言。又非先儒说《左氏》未究丘明意，而横以二传乱之。乃错综微言，著《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又参考众家，谓之《释例》，又作《盟会图》、《春秋长历》，备成一家之学，至老乃成。尚书郎挚虞甚重之，曰：“左丘明本为《春秋》作传，而《左传》遂自孤行；《释例》本为传设，而所发明何但《左传》，故亦孤行。”预有大功名于晋室，位至征南大将军，开府，封当阳侯，食邑八千户。子锡，字世嘏，尚书左丞。
《晋诸公赞》曰：嘏有器局。预从兄斌，字世将，亦有才望，为黄门郎，为赵王伦所枉杀。嘏子乂，字洪治。少有令名，为丹阳丞，早卒。阮武者，亦拓落大才也。案《阮氏谱》：武父谌，字士信，征辟无所就，造《三礼图》传于世。
《杜氏新书》曰：武字文业，阔达博通，渊雅之士。位止清河太守。武弟炳，字叔文，河南尹。精意医术，撰药方一部。炳子坦，字弘舒，晋太子少傅，平东将军。坦弟柯，字士度。
荀绰《兖州记》曰：坦出绍伯父，亡，次兄当袭爵，父爱柯，言名传之，遂承封，时幼小，不能让，及长悔恨，遂幅巾而居，后虽出身，未尝释也。性纯笃闲雅，好礼无违，存心经诰，博学洽闻。选为濮阳王文学，迁领军长史，丧官。王衍时为领军，哭之甚恸。
[28] 《续汉书》曰：兴字少赣，谏议大夫。众字子师，大司农。
[29] 张璠《汉纪》曰：泰字公业。少有才略，多谋计，知天下将乱，阴交结豪杰。家富于财，有田四百顷，而食常不足，名闻山东。举孝廉，三府辟，公车征，皆不就。何进辅政，征用名士，以泰为尚书侍郎，加奉车都尉。进将诛黄门，欲召董卓为助，泰谓进曰：“董卓强忍寡义，志欲无餍，若借之朝政，授之大事，将肆其心以危朝廷。以明公之威德，据阿衡之重任，秉意独断，诛除有罪，诚不待卓以为资援也。且事留变生，其鉴不远。”又为陈时之要务，进不能用，乃弃官去。谓颍川人荀攸曰：“何公未易辅也。”进寻见害，卓果专权，废帝。关东义兵起，卓会议大发兵，群寮咸惮卓，莫敢忤旨。泰恐其强，益将难制，乃曰：“夫治在德，不在兵也。”卓不悦曰：“如此，兵无益邪？”众人莫不变容，为泰震栗。泰乃诡辞对曰：“非以无益，以山东不足加兵也。今山东议欲起兵，州郡相连，人众相动，非不能也。然中国自光武以来，无鸡鸣狗吠之警，百姓忘战日久；仲尼有言‘不教民战，是谓弃之’，虽众不能为害，一也。明公出自西州，少为国将，闲习军事，数践战场，名称当世；以此威民，民怀慑服，二也。袁本初公卿子弟，生处京师，体长妇人；张孟卓东平长者，坐不窥堂；孔公绪能清谈高论，嘘枯吹生，无军帅之才，负霜露之勤；临锋履刃，决敌雌雄，皆非明公敌，三也。察山东之士，力能跨马控弦，勇等孟贲，捷齐庆忌，信有聊城之守，策有良平之谋；可任以偏师，责以成功，未闻有其人者，四也。就有其人，王爵不相加，妇姑位不定，各恃众怙力，将人人棋跱，以观成败，不肯同心共胆，率徒旅进，五也。关西诸郡，北接上党、太原、冯翊、扶风、安定，自顷以来，数与胡战，妇女载戟挟矛，弦弓负矢，况其悍夫；以此当山东忘战之民，譬驱群羊向虎狼，其胜可必，六也。且天下之权勇，今见在者不过并、凉、匈奴屠各、湟中义从、八种西羌，皆百姓素所畏服，而明公权以为爪牙，壮夫震栗，况小丑乎！七也。又明公之将帅，皆中表腹心，周旋日久，自三原、硖口以来，恩信醇著，忠诚可远任，智谋可特使，以此当山东解后之虚诞，实不相若，八也。夫战有三亡：以乱攻治者亡，以邪攻正者亡，以逆攻顺者亡。今明公秉国政平，讨夷凶宦，忠义克立；以三德待于三亡，奉辞伐罪，谁人敢御？九也。东州有郑康成，学该古今，儒生之所以集；北海邴根矩，清高直亮，群士之楷式。彼诸将若询其计画，案典校之强弱，燕、赵、齐、梁非不盛，终见灭于秦，吴、楚七国非不众，而不敢逾荥阳，况今德政之赫赫，股肱之邦良，欲造乱以徼不义者，必不相然赞，成其凶谋，十也。若十事少有可采，无事征兵以惊天下，使患役之民，相聚为非，弃德恃众，以轻威重。”卓乃悦，以泰为将军，统诸军击关东。或谓卓曰：“郑泰智略过人，而结谋山东，今资之士马，使就其党，窃为明公惧之。”卓收其兵马，留拜议郎。后又与王允谋共诛卓，泰脱身自武关走，东归。后将军袁术以为扬州刺史，未至官，道卒，时年四十一。
[30] 《晋阳秋》曰：泰子袤，字林叔。泰与华歆、荀攸善。见袤曰：“郑公业为不亡矣。”初为临菑侯文学，稍迁至光禄大夫。泰始七年，以袤为司空，固辞不受，终于家。子默，字思玄。
《晋诸公赞》曰：默遵守家业，以笃素称，位至太常。默弟质、舒、诩，皆为卿。默子球，清直有理识，尚书右仆射、领选。球弟豫，为尚书。
[31] 《魏略》曰：天水王迁，承代慈，虽循其迹，不能及也。金城赵基承迁后，复不如迁。至嘉平中，安定皇甫隆代基为太守。初，燉煌不甚晓田，常灌溉滀水，使极濡洽，然后乃耕。又不晓作耧犁，用水，及种，人牛功力既费，而收谷更少。隆到，教作耧犁，又教衍溉，岁终率计，其所省庸力过半，得谷加五。又燉煌俗，妇人作裙，挛缩如羊肠，用布一匹；隆又禁改之，所省复不訾。故燉煌人以为隆刚断严毅不及于慈，至于勤恪爱惠，为下兴利，可以亚之。
[32] 瓘、燠事行无所见。《魏略》曰：颜斐字文林。有才学。丞相召为太子洗马，黄初初转为黄门侍郎，后为京兆太守。始，京兆从马超破后，民人多不专于农殖，又历数四二千石，取解目前，亦不为民作久远计。斐到官，乃令属县整阡陌，树桑果。是时民多无车牛，斐又课民以闲月取车材，使转相教匠作车。又课民无牛者，令畜猪狗，卖以买牛。始者民以为烦，一二年间，家家有丁车、大牛。又起文学，听吏民欲读书者，复其小徭。又于府下起菜园，使吏役闲
治。又课民当输租时，车牛各因便致薪两束，为冬寒冰炙笔砚。于是风化大行，吏不烦民，民不求吏。京兆与冯翊、扶风接界，二郡道路既秽塞，田畴又荒莱，人民饥冻，而京兆皆整顿开明，丰富常为雍州十郡最。斐又清己，仰奉而已，于是吏民恐其迁转也。至青龙中，司马宣王在长安立军市，而军中吏士多侵侮县民，斐以白宣王。宣王乃发怒召军市候，便于斐前杖一百。时长安典农与斐共坐，以为斐宜谢，乃私推筑斐。斐不肯谢，良久乃曰：“斐意观明公受分陕之任，乃欲一齐众庶，必非有所左右也。而典农窃见推筑，欲令斐谢；假令斐谢，是更为不得明公意也。”宣王遂严持吏士。自是之后，军营、郡县各得其分。后数岁，迁为平原太守，吏民啼泣遮道，车不得前，步步稽留，十余日乃出界，东行至崤而疾困，斐素心恋京兆，其家人从者见斐病甚，劝之，言：“平原当自勉励作健。”斐曰：“我心不愿平原，汝曹等呼我，何不言京兆邪？”遂卒，还平原。京兆闻之，皆为流涕，为立碑，于今称颂之。
令狐邵字孔叔。父仕汉，为乌丸校尉。建安初，袁氏在冀州，邵去本郡家居邺。九年，暂出到武安毛城中。会太祖破邺，遂围毛城。城破，执邵等辈十余人，皆当斩。太祖阅见之，疑其衣冠也，问其祖考，而识其父，乃解放，署军谋掾。仍历宰守，后徙丞相主簿，出为弘农太守。所在清如冰雪，妻子希至官省；举善而教，恕以待人，不好狱讼，与下无忌。是时，郡无知经者，乃历问诸吏，有欲远行就师，辄假遣，令诣河东就乐详学经，粗明乃还，因设文学。由是弘农学业转兴。至黄初初，征拜羽林郎，迁虎贲中郎将，三岁，病亡。始，邵族子愚，为白衣时，常有高志，众人谓愚必荣令狐氏，而邵独以为“愚性倜傥，不修德而愿大，必灭我宗”。愚闻邵言，其心不平。及邵为虎贲郎将，而愚仕进已多所更历，所在有名称。愚见邵，因从容言次，微激之曰：“先时闻大人谓愚为不继，愚今竟云何邪？”邵熟视而不答也。然私谓其妻子曰：“公治性度犹如故也。以吾观之，终当败灭。但不知我久当坐之不邪？将逮汝曹耳！”邵没之后，十余年间，愚为兖州刺史，果与王凌谋废立，家属诛灭。邵子华，时为弘农郡丞，以属疏得不坐。
案《孔氏谱》：孔乂字元儁，孔子之后。曾祖畴，字元矩，陈相。汉桓帝立老子庙于苦县之赖乡，画孔子像于壁；畴为陈相，立孔子碑于像前，今见存。乂父祖皆二千石，乂为散骑常侍，上疏规谏。语在《三少帝纪》。至大鸿胪。子恂字士信，晋平东将军卫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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