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了解三国历史的著名史籍

——评述《三国志》

章惠康

有清乾隆年间，钦定《史记》以下至《明史》二十四部纪传体正史中，后人把《三国志》与《史记》、《汉书》、《后汉书》合称“前四史”。《三国志》按其著作的时间来说，早于《后汉书》百余年，是继《史记》、《汉书》之后第三部蜚声史林的纪传体史学名著。

《三国志》是一部纪载魏、蜀、吴三国鼎立时期的纪传体国别史，记载了从魏文帝（曹丕）黄初元年（公元220年），到晋武帝（司马炎）太康元年（公元280年）六十年的历史，同时也记载了东汉末年的一部分历史。所记史实始于汉灵帝（刘宏）中平元年（公元184年）黄巾起义，对三国的创始人曹操、刘备、孙权等人在其立国之前的诸般活动以及战争都已述及，这些却与魏、蜀、吴三国的形成和建立是不可分的。所以也有不少论者称该书记录了近一百年的史实。

《三国志》的编撰者是魏晋间的史学家陈寿。陈寿字承祚，蜀国巴西郡安汉县（今四川省南充市北）人。生于蜀汉后主（刘禅）建兴十一年（公元233年），卒于晋惠帝（司马衷）元康七年（公元297年），享年六十四岁。陈寿少年时受学于同郡名士、史学家谯周（公元201—270年），“治《尚书》、三《传》，锐精《史》、《汉》，聪警敏识，属文富艳”（《华阳国志·陈寿传》）。在蜀汉和西晋做过官，在蜀汉时曾任卫将军主簿、东观秘书郎、散骑黄门侍郎等职。当时宦官黄皓擅权，陈寿秉性耿直，不肯曲意阿附，由此屡遭排挤、贬黜。入晋后，为司空张华（公元232—300年）所赏识、器重并荐为佐著作郎，后调任著作郎，出为平阳侯相。他在平阳侯任上，奉旨将蜀国丞相诸葛亮的著作“删除复重，随类相从”编成《诸葛亮集》二十篇，上奏朝廷。由于编书之功，他又入朝为著作郎，且兼任本郡中正，官终治书侍御史。

陈寿的《三国志》成书年代，因其《叙录》佚亡，难以确定。但据《华阳国志·后贤志》谓：“吴平后，寿乃鸠合三国史，著魏、吴、蜀三书六十五篇，号《三国志》。”据此，陈寿开始写书时年纪是四十八岁。《三国志》的体例如同《汉书》一样，是纪传体断代史，但仅有纪传而无表、志。陈寿取法我国最早的国别史《国语》，采取分国记载、叙述史事。把魏、蜀、吴作为三个独立的政治实体，各自成书，如实地记述了三国鼎立的开端、发展与结束。陈寿本人身为晋臣，在西晋武帝的统治下写三国史，只能把魏国摆在正统的地位，故《魏书》有帝纪，《蜀书》、《吴书》无帝纪，只有传。又分别使用魏、蜀、吴三国的纪元，按年叙事。这表明了他们各自为政，互不统属。陈寿这样安排是颇费斟酌的，既反映了历史的实际情况，又不触犯晋武帝的忌讳。这个处理是比较适当的，可见陈寿是一个有卓识的史学家。正如清代史学家赵翼（公元1727—1814年）在《二十二史札记·三国志书法》中所说：“正统在魏，则晋之承魏为正统，自不待言。此陈寿仕于晋，不得不尊晋也。”《四库全书总目》（卷四十五）也说：“寿则身为晋武之臣，而晋武承魏之统，伪魏是伪晋矣。其能行于当代哉？”

《三国志》的材料来源，一为魏、蜀、吴三国的现成史书，一为有关记录和多方调查、搜集得来的史料。当时魏史有三国时魏人鱼豢所撰的《魏略》，西晋王沈所撰的《魏书》。吴史有三国时吴人韦曜（即韦昭）所撰的《吴书》。蜀史有王崇所撰的《蜀史》，谯周所撰的《蜀本纪》和陈寿自编的《诸葛亮》、《益部耆旧传》，以及陈寿自己多方的采集。这些史书，都是他编著《三国志》所依据的基本材料，所以唐代史学家刘知几（公元661—721年）说：“至晋受命，海内大同，著作陈寿，乃集三国史，撰为《国志》凡六十五篇。”（《史通·古今正史》）三书的卷数、详略是陈寿的精心安排，突出反映出当时三国的整体面貌。《三国志》最初为分别写成，各自独立成书、流行。在北宋真宗（赵恒）咸平六年（公元1003年）雕版发行时，才合为一书，称《三国志》。

陈寿以《魏书》“魏帝纪”作为全书的纲领。首列《武帝纪》记曹操的创业，突出这位英雄的作用。接着在记文帝、明帝、三少帝、后妃及汉末各州郡诸雄以后，就写魏家宗亲近臣《诸夏侯曹传》。传后评语说：“夏侯、曹氏，世为婚姻。”正点明合传之意。他们的盛衰是曹魏盛衰的一面镜子。卷十是《荀彧荀攸贾诩传》，二荀是曹操的谋士，是参与曹魏军国大计的重要人物。贾诩善计谋，是仅次于良（张良）、平（陈平）的奇才，故合传。以下二十卷分别写了魏国的宗主、谋臣、将帅、循吏、叛臣、才学之士、公正忠直之士、优异特出之士、行为气节可取之士、卓识而有操守之士，以及方技、边族等等。《蜀书》十五卷着重写刘备和诸葛亮，对三国中的第一流人物诸葛亮极为推崇。《诸葛亮传》通过记述隆中对、劝说孙权共同抗拒曹操、刘备在永安托孤、出师表等事件，概括了诸葛亮一生的事业，而在其他人物传，如关羽、董和、董允、廖立、李严、蒋琬、姜维等人物有关事件中，随时写出诸葛亮的政治威望、政治影响。其他各卷分别撰写后主、二主妃子，蜀之名将关羽、张飞、马超、黄忠、赵云以及良臣、智谋之士、才能之士、忠义之士、博通经术之士等等。《吴书》二十卷着重写了吴国创业之君孙策和孙权，也着力写了周瑜、鲁肃、陆逊等有大功于吴的重臣。又分别写了三嗣主、妃嫔、宗室、吴主五子、文臣、武将、外藩、忠良以及文学、术数之士等等。整部《三国志》全面论述了三国时期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活动。凡是于政治、经济、军事有关的人物以及在学术思想、文学艺术、科技上有贡献的人物，都据其情况，或立专传，或用附见。陈寿在书中所描写人物，极为传神。写英雄的心境、情态，谋士的方略，名士的风雅，武将的威猛，虽着墨不多，却栩栩如生。陈寿尤为重视杰出人物的历史作用，除了着力的描述外，对他们的历史作用也作了充分的肯定，在纪、传后的评语中，能勾画各人的特点，并给予恰当的评价。如对曹操的评论（见文末评曰），系作者站在当时复杂的斗争形势下来评论曹操的功业，评得准确有据。对刘备的评论（见文末评曰）是，抱负远大、意志坚毅、了解他人、善待人才，而他的机智权变与才能谋略，不及魏武帝曹操。这个评价是公允得当的。对诸葛亮的评论（见文末评曰）是，能安抚百姓，能够敞开真诚之心，显示公道；对于尽力效忠有益于时局的人，即使有私仇也一定加以奖赏，对于违反法度懈怠轻慢的人，即使是亲友也必定给予惩罚；对于那些浮而不实，巧言掩饰的人，即使罪轻也定将杀戮。最后说诸葛亮是个会治国理民的优秀人才，是管仲、萧何一类的人物。又说，连年兴兵，没有成功，大概是应付时变用兵的谋略，不是他的长处吧！这个评论是实事求是的。诸葛亮的确赏罚分明，这些都是一般相国办不到的。对其不足之处提得也得当。再如对孙权的评论（见文末评曰），有褒有贬，都言之有据，而且掌握分寸，比较客观。其他如《魏书·三少帝纪》、《魏书·后妃传》、《魏书·董二袁刘传》、《魏书·吕布传》、《魏书·陈思王植传》、《吴书·周瑜鲁肃吕蒙传》、《蜀书·关张马黄赵传》都评得成功，评得有见地，评得符合事实，评得优劣允当，评出了历史特点。陈寿的史评，不愧为“良史”之评。

陈寿还对三国人物作了各种名目的品评。他说：“曹操是人杰，刘备是英雄，孙策、孙权是英杰，诸葛亮、周瑜、鲁肃是奇才，庞统是高俊，程昱、郭嘉、董昭是奇士，董和、刘巴是令士，和洽、常林是美士，徐邈、胡质是彦士，王粲、秦宓是才士，关羽、张飞、程普、黄盖是虎臣，陈震、董允、薛综是良臣，张辽、乐进是良将。此外，还有品评为忠贞、抗节、高雅、公直等等名目的。这种品评风气反映了当时的时代风气，也体现了陈寿做过郡中正，有品评人物的兴趣。此外，《三国志》还为后世保留了不少可贵的材料。如《魏书·张鲁传》和《蜀书·刘焉传》中，保存了有关五斗米教的材料。《魏书·方技传·华佗》中，介绍了华佗的事迹，保存了古代医学的辉煌事迹。《魏书·张燕传》中，保存了黄巾起义后张角余党继续斗争的史实。对于国内少数民族以及邻国的历史也有所记载。以上这些材料是极为珍贵的。(www.xing528.com)

《三国志》撰写后，张华（公元232—300年）、杜预（公元222—284年）等人都很赞赏陈寿的才华，纷纷向皇帝推荐他出任要职。张华还把陈寿比之于司马迁、班固。张华谓寿曰：“当以《晋书》相付耳。”《晋书·陈寿传》其为时所重如此。“时人称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同上）。梁州大中正尚书郎范頵等上表（晋惠帝）曰：“臣等按，故治书侍御史陈寿作《三国志》，辞多劝诫，明乎得失，有益风化，虽文艳不若相如，而质直过之。愿垂采录。”（同上）因此，惠帝命河南尹、洛阳令派人到陈寿家抄写此书藏于官府。当时有个叫夏侯湛（公元243—291年）的文士，正在撰写《魏书》，看到陈寿《三国志》书稿后，深为钦佩，自愧不如，“便坏己书而罢”（同上）。《三国志》在流传过程中，得到历代著名学者的高度评价。

《三国志》的特点是取材谨严，剪裁得当，叙事有法，文笔简洁，不失为研究三国史的一部重要史籍。南朝·梁文学批评家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篇中，曾说“及魏代三雄，记传互出。《阳秋》、《魏略》之属，《江表》、《吴录》之类，或激抗难征，或疏阔寡要。唯陈寿《三国志》，文质辨洽，荀、张比之迁、固，非妄誉也”。宋代学者、藏书家晁公武（约公元1105—1180年）在提要目录《郡斋读书志》中称，陈寿的书“高简有法”。清代史学家王鸣盛（公元1722—1797年）推崇陈寿之作为佳史，他说：“唐宋以来，学者恒言，乃皆曰五经三史，则专指马、班、范矣。愚窃以为宜更益以陈寿，称‘四史’，以配‘五经’，良可无愧，其余各史皆出其下。”（《十七史商榷》卷四十二）清代文学家刘熙载（公元1813—1881年）称，陈寿《三国志》“练核事情，每下—字一句，极有斤两，虽迁、固亦当心折”（《艺概》卷一）。

《三国志》成书一百三十余年后，南朝刘宋文帝（刘义隆）认为该书内容简略，命具“廊庙之才”的裴松之（公元372—451年）作注。裴松之从元嘉三年（公元426年）开始，经过三年时间写成奏进。裴松之认为《三国志》“铨叙可观，事多审正，诚游览之苑囿，近世之嘉史，然失在于略，时有所脱漏”，于是“上搜旧闻，傍摭遗逸”（裴松之《上三国志注表》）。他在注释《三国志》时，采取不同于过去作注重在训释文字名物的做法，以补阙漏、备异闻、矫正谬误、论辩得失为宗旨，从史实方面对《三国志》加以增补和考订，完成后，刘宋文帝极为称赞，认为是不朽之作。清代的《四库全书总目》归纳他作注的特点有六：“一曰引诸家之论，以辨是非；一曰参诸书之说，以核异；一曰传所有之事，详其委曲；一曰传所无之事，补其阙佚；一曰传所有之人，详其生平；一曰传所无之人，附以同类。”他在注中广博采引汉、魏、两晋的著作，不下二百二十多种^[1]。裴松之的注所引史料，大都首尾完整，不任意加以剪裁割裂，这就极大地丰富了原书的内容，弥补了《三国志》记事简略的不足，而且非常有助于后人对三国史事的研究。裴注中所引的书，现在多已失传，赖裴松之的注保存下来的那些史料，就显得非常珍贵了。裴注的文字数量几乎与《三国志》的原文数字相当^[2]。由于裴松之的注内容丰富，他的注与《三国志》正文成了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且与《三国志》一样，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所以，金毓黻在《中国史学史》中说：“读《三国志》裴注，应作《三国志》补编读之。”裴松之的注被誉为古代三大名注之一^[3]，为注解古书开辟了新途径，开创了新的体例，为后代史家所推崇。

《三国志》以其突出的成就奠定了它在史学发展上的地位，对后世的文艺创作也有很大影响，取材于《三国志》的戏曲小说数以千计。大概从晚唐的时候，三国故事已在民间流传。罗贯中在吸收民间传说和民间艺人创作的话本、戏曲养分的基础上，运用陈寿的《三国志》和裴松之注的历史材料灵活运用生发开来，写成《三国志通俗演义》，在民间广为流传。《三国志》中的诸葛亮，在日本青年眼中作为英雄，排名第九。一位日本青年说：“《三国志》是一扇门，推开它，人生奥秘尽在其中。”^[4]怪不得日本人喜欢《三国志》和三国时期的人物。

[1] 此据许凌云《读史入门》一书所说。清人赵翼《二十二史札记》卷六谓一百五十余种。清人钱大昕《二十二史考异》卷十五谓一百四十余种。张舜徽主编《中国史学名著题解》谓当在二百多种。

[2] 长期以来，史学界都袭用宋代晁公武的说法，认为《三国志》裴松之注文多于陈寿正文数倍。崔曙庭在《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撰文指出，经过他的细致统计，《三国志》正文为367327个字，裴松之注为32085个字。又，王延洽在《上海师范学院学报》（1983年第4期）、东北师大《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85年第3期）发文，《三国志》正文为366657个字，裴松之注为320799个字。

[3] 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南朝宋裴松之《三国志注》、唐代李善《文选注》，这三部注书质量上乘，较原书增益甚多，为历史学者所推崇，故有此并称。

[4] 《海外文摘》译自《朝日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