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交通与伊本·拔都游记

唐宋时期，非洲的某些地区与中国已经有着贸易的联系。元时，这种关系又有所发展，在刘郁《西使记》中，谓天房（麦加）之西有密乞儿国，“尤富，地产金，人夜视有光处，志之以灰，翼日发之”。密乞儿即《诸蕃志》之勿斯里，皆指埃及。《岛夷志略》载有“层摇罗”，诸家皆认为“摇”为“拔”之讹。层拔罗，《诸蕃志》作“层拔国”，即今东非之桑给巴尔（Zanzibar）。马可·波罗在记马达伽思迦儿岛（即今之马达加斯加）时，曾谓：“大汗曾遣使至此山中采访异闻，往者以其事归报。先是大汗遣使臣往，被久留岛中，此次遣使，亦为救前使归也。使臣归后，将此岛之诸异闻，报告大汗，并及此岛。”然则该书第185章所记此岛之种种奇珍异兽与海流奇观，实得之于元使之亲历。大德五年（1301年），元成宗曾派遣麦术丁等往木骨都束（今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购买狮豹等物；又遣使四起，共包括三十七人，赴刁吉儿地采办异物。刁吉儿今地不可考，然其路程则远于木骨都束。中国的丝织品和瓷器都是非洲人民最欢迎的物品。

伊本·拔都他（Ibn Batuta）是出生于摩洛哥的大旅行家。二十一岁开始，他遍游阿拉伯半岛与东非之后，渡过黑海，觐见月即伯汗。旋经中亚而至印度，入侍德里的摩诃末算端。1342年，元顺帝遣使至印度，摩诃末乃遣伊本·拔都他往元报聘。在航海来中国途中，他历遭曲折，流落在俱蓝、马八儿、淄山（马尔代夫群岛）、信合剌的音（今斯里兰卡）、朋加剌（今孟加拉）等地，历数载始达泉州。根据他的报导，在抵达泉州召令北觐的空暇，应他的请求，曾游览了广州。然后乘驿北上，经Khansa（当指行在，即杭州），北至大都。他对这几个城市都有具体的描述，还对中国的瓷器制造、蚕丝生产、煤的使用、钞币流通、市舶制度、驿传制度（他描写为旅舍的管理）以及政治动乱等都有记载。伊本·拔都他到过泉州，大概是不成问题的。他形容泉州港是世界最大的海港。他见到港内停泊有第一流的巨舰百艘，小者则无其数。他在泉州还见到该城的穆斯林著名人物，如大不里士人舍剌甫丁（Sharifal-Dīn）[2011]及可咱隆人不鲁罕丁（Burhanal-Dinof Kazerun）[2012]。这两个人的名字均见于至正九年（1349年）吴鉴所撰《重修清净寺碑记》。这都可以视为他的确来过泉州的证据。然有关广州、杭州、大都等的叙述，则破绽甚多，很难相信出之于亲历者之口。至于书中对中国物产、制度，应该承认他的描述基本上是正确的。但关于这一类材料，他是很容易从在泉州的外商口中得到的。因此，玉耳（Yule）认为伊本·拔都他所历，仅限杭州以南的说法，我们认为大体上是不错的。(www.xing528.com)

如上所述，元朝与亚、欧乃至非洲的许多国家和民族都有着密切的联系与交往，大批的外国人涌入中国，为中西文化交流开辟了广阔的通道。中国的优秀文化，如火药、印刷术等都先后传至西方，对欧洲社会的发展带来了深远的影响。西方文化，也曾以空前的规模流入中国，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如回回天文学、回回医学，两者历来是为史家所艳称的。但是，就它们的实际影响而言，却又是与它们东传的规模很不相称的。在当时的大都，元朝政府既设有传统的天文台和太医院。同时也设有回回天文台，颁发回回年历；在太医院之下，设有广惠司，“掌修制御用回回药物及和剂”，大都与上都置有回回药物院，“掌回回药事”。然而，令人十分遗憾的是，正如李约瑟所指出的：尽管“中国、波斯、伊斯兰和印度彼此间的接触特别密切，但是，当时中国人的思想模式和欧洲人的思想模式都已经如此定型，以致要他们接受任何外来的新东西，即使不能说是不可能，至少也应当说是十分困难。中国的医药似乎主要是不受外来的影响而走自己的道路。同样，在13世纪元代时，当贾马尔·丁（《元史》作匝马剌丁）带着他的天文学使命从波斯来到北京时，由于两个天文学体系非常不同，他对中国天文学工作的直接影响几乎等于零。”[2013]李约瑟从东西文化不同的体系指出了它们不同的特质与排他性。这无疑是完全正确的。此外，我们也要在这里补充指出产生这一现象的社会和政治原因。元朝顽固地执行种族压迫政策，广大汉人与外来的色目人分属两个因矛盾而歧视的政治与社会集团，这就必然阻绝了彼此间平等的交往，并加深了思想文化领域的对立与排他情绪。还应该指出，在我国中古的后期，汉文化本身的保守趋向，较之汉、唐是大大加重了，接受和发展的潜力已逐步丧失。再加上元朝是一个相对短命的王朝。朱元璋建立明朝，取代蒙古统治者，他标榜的是恢复唐宋衣冠制度，对外来的色目人采取驱除和歧视，这无疑也使这些外来但并不曾根植中土的西方文化，很快遭到无可挽救的尘封与湮灭。只是某些个别的器、物，继续在中土流传。